富人治村是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特色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政府方面说，提倡鼓励富人治村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政策理念的体现，并且用“双强双带”政策加以落实。同时由于富人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强、关系多、在农村处于强势地位，能办成事，因此成为政府治理农村基层的依靠力量。从农村的治理生态环境看，集体被打破，恢复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个体作用被强化，而占有优势资源的富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农村的主导力量，又正好以实行基层民主政治名义的“两委”选举实施，为富人参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支持。因此，富人治村既是国家政权对农村治理的要求，又是农村治理生态环境的客观产物，同时也是富人积极参政主导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动要求。
那么富人治村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是造成富人的独裁。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谁资本雄厚谁就是老大，谁就具有话语权，而富人当村干部又将钱与权结合， 这种体制又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政府支持，就愈显示威力，所以俗话说“莫把村长不当干部”，其能量大着呢?个个能手眼通天，个个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土皇帝”，绝大多数农民只有在富人的鼻息下生存。
二是助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富人依靠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大肆侵吞农民集体的利益，化公为私的手段比国企私有化过之不及。一方面村干部可以用侵吞的非法利益编织保护自己的关系网，另一方面又凭借其独裁力量，压制打击村民，达到一手遮天的目的。于是农村集体的财产、农民个人的利益不断被富人村干部侵占使其愈富，绝大多数农民则失去土地和生活保障，成了“三无农民”。
三是把国家推行村委会、党委会的“两委”选举变成富人的游戏。
富人完全操控了“两委”选举，他们动辄花巨资“贿选”，上下打点关系，绝大多数农民则抱着无可奈何看热闹的心态，心想谁选上去了都是贪，自己也没有能力改变，还不如现得一点实惠。他们心里清楚得很，富人舍得花巨资贿选还不是有更丰厚了回报在向他们招手。因此，他们看穿了这种假民主的虚伪性，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富人们把自编自演的游戏进行到底。
四是使农村的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颠覆。
新中国前三十后治理农村的主力是组织起来的普遍农民，而以贫下中农作为骨干，后三十年则变成了富人、狠人、恶人，实质上回复到解放以前的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如果不从国家政治角度上加以分析，而仅仅就现象论现象，当然就不会得出个所以缘来。富人治村的政治含义恰恰是农村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生动体现。
我们知道，解放前的中国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主豪绅，他们压迫剥削广大的贫苦农民，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共产党正是通过土地革命，调动和依靠广大贫苦农民投身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的治理顺理成章采取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民、打击地主政策，无论是土改、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都是党和政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在这当中，又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交织，一条是代表上中农、富农的思想意识，要走个人单干发家致富的老路，实际上是回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另一条则是代表广大贫下中农，走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和政府紧紧依靠和发挥贫下中农的力量，坚定地支持、引导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而对走分田单干的复辟路线进行了批判。因此，前三十年的新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把贫下中农作为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也就是说贫下中农是那个时代农村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改革开放后，从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开始，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因集体化解体而逆转。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正如毛主席当年所预料的，农村阶层分化快得很，极少数人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富起来了。由于他们的致富是在党和政府的羽翼下成功的，因此他们也成为了农村中的佼佼者，受到信赖和重用自然不在话下。这些人实际上逐渐褪下了农民的本色，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实际上是新的地主(占有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工商资本家，甚至是恶霸、黑社会流氓分子。就是这些人得到信用、重用，成为农村中的领导阶级。反之就可推断，信用重用这些人的党和政府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和政府，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和政府。
从 “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到“富人治村”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的政治变迁，是活生生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不是什么进步和创新，而是倒退和反动，是当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被广大贫下中农打倒的“南霸天”、“胡汉三”又回来了，而且是在共产党的一手操纵下回来的。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虽然历史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但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包括农民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要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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