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农民工讨要自己的血汗钱而被欠薪单位员工及其纠集的人砍杀致死的恶性事件。地点是位于广东省英德市郊的中铁十五局广乐高速T22标项目部。
用“愤怒”已不足以概括人们对此事件的反应。也许还有绝望和悲哀。很多人注意到，凶手是项目所在地附近某村人。就是说，和讨薪的农民工一样，他们也处于社会下层。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去年8月，在“世界工厂”东莞，两伙外来务工人员，仅仅因为打桌球，一个年轻人一不小心用手肘撞上了另一个年轻人的腰部，立刻就引发激烈的砍杀打斗，随后他们的老乡大量涌来，连来维护秩序的警察也遭遇袭击。事件的结果是1死4伤。
还有，也是去年9月，山东烟台，在富士康里打工的两伙打工仔，因为酒后起争执，便各自纠集老乡，大打出手。几百人打着赤膊，拿着钢管和砍刀殴斗，甚是威武。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职业共同体”理论，他们在社会的利益食物链上处于大致相同的位置，显然应该具有阶层情感、“共同体意识”才对，而不是相互敌视，动不动就干起来。
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社会底层到底会是怎样的命运，这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从表象上看，和社会底层的这种表现不同，社会上层，以及中产阶层，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我们都知道社会上层有一个“精英联盟”，权力、资本、知识，在利益上是有一伙人的意识的。哪怕仅仅就资本精英来说，他们也相当团结。
比如，传说在中国的富人群体里，有十大神秘的圈子：华夏同学会、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接力中国、地方商帮、长安俱乐部。这些圈子，不仅让富人有相互的阶层认同，而且谁有什么事，别人还可以帮一把。
对此的解释是，社会上层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层利益所在，所以在阶层的意义上不会相互倾轧，他们要防御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人啊。
但也许还可以给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就是社会上层一般都自认为是成功人士，是精英，也会这样去认同对方。一帮成功或自认为成功的人在一起，不会相互厌恶，他们不会从对方身上，看出自己那个讨厌的、失败的自我—因为他们内心里没有体验到这样一个自我。
中产阶层稍逊一些。他们刻意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存在感，因此，有可能会讨厌同阶层的对方。但是，这种讨厌并不是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出自己那个失败的自我—他们同样也不会认为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而是对对方在人格上、观点上的讨厌，但涉及大的事情，比如阶层的利益时，他们还是能够相互声援的。
社会底层呢?他们感觉自己混得不好，所以，在内心里倾向于要忘记自己所讨厌的、窝囊的自我。但和同阶层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自我总是容易被激活，被自己意识到。因此，在心理保护下，一帮自认为失败的人在一起，只会相互厌恶。而这种厌恶，隐藏着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阶层情感上非常淡漠的原因。“自相打斗”，可以视为这种相互厌恶的极端表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接下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轨迹。
社会上层在心态上稳重，具有控制感，这正是在社会变革中，主导者的心理特征。未来的社会变革，还是整个社会上层在驱动，并且按照他们的意志在加固某种秩序。
中产阶层呢?他们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的背后，其实就是无法摆脱对于体制和市场利益结构的依附性。他们要表现出存在感，背后也是有挫败。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理，并不对既定的秩序构成破坏性的冲击。对秩序的稳定预期，并不需要优先去考虑中产阶层的感受。而他们的博弈能力也并不强。对于稳定的预期，仍然是预设权力对社会的控制。
社会底层从心理上看，既不具备主导性、保守性，也不具备依附性。就此而言，他们的心理处境就是他们的命运。同时，他们也期盼着，一方面，通过未来的社会变革，重构既有的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正是这一点的折射。城镇化在政治社会上的意义，甚至还是把庞大的社会下层融进市民社会的结构中，并且力图避免以后在中国出现“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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