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温饱满足后，出于抵御通货膨胀风险及资产升值的需要，居民财产由储蓄存款向权益类金融资产转移是一种基本趋势。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拥有股权资产的比例很高，这既是中产阶级社会成熟的表现，也是迈向中产阶级社会的途径。如果中国股市能够吸引更多人成为股民，使他们间接成为企业“老板”，避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过分集中，并且使许多人通过股票升值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这无疑是天大好事。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注定它承载不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股市具有易于被人为操控的致命缺陷。一方面，股市资产结构畸形，在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17家大公司覆盖了总市值的30%。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已完成，但从保持控股权的需要出发，许多国企股份事实上不可能进入流通，投资者可以极小资金影响大盘股价格，甚至用少量资金操控几支大盘金融股就能左右股指。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关联和技术原因，市场监管严重滞后，手段不力，使得投机操纵的风险远小于收益。于是管理部门、上市公司、投资机构乃至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层出不穷，信贷资金违规入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实、上市公司高管炒股、基金经理为关系网铺设老鼠仓等违规投机络绎不绝。乃至有股票在复牌当日最高涨幅竟达1083%，股市之疯狂，可见一斑。
人为操控必然加剧市场风险。即使是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市场，也会因为这种“人造风险”沦为赌场。而且这种赌博的结局早已注定：由于散户与机构、一般投资者与特殊利益联盟力量对比的高度不对称，前者注定是输家，后者注定是赢家。每一轮股市的牛熊更替，就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它使千千万万“普通人”辛苦几年积聚的财富，一次性流入少数“庄家”及其利益攸关方腰包。庄家们总有办法让“击鼓传花”的鼓点定在鲜花到达散户手上的一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3月以后以个人投资者即散户为主力的场外资金积极入市，股市资金的增量逐步由个人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取代机构的打新资金，并成为股市走高的主要推动力量，即是明显的危险信号。
在这里，争论投资者尤其投资机构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毫无意义。众所周知，投机的短期收益远大于投资，只要没有相匹配的风险，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变成投机者。易于操纵、弱于监管的中国股市，就是一个驱使投资者变成投机者的典型环境。
为当前股市热辩的人，总强调中国股市上涨有因：股权分置改革成功，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币值低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十七大，奥运会，等等等等。但他们有意无意忽视的事实是：自1990年以来，几年一轮的牛市，每次上涨都是有理由、有依托的。但这些理由、依托，丝毫未能改变股市由牛转熊的命运，没能改变赌场上一家欢笑十家愁的特性。原因很简单，庄家操纵股市正是依托各种各样“理由”，他们一定会把理由用尽，使股市涨到“不胜寒”的高度，然后再先于散户金蝉脱壳。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有效制止他们将股指暴炒到不合理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们让散户垫底——有能力的人，大多热衷于挤入这场财富再分配“合法”游戏的胜方。
唱空一方大多强调股市的泡沫日浓：题材炒作刺激股价大幅上涨，股价与行业基本面相关性不强，散户追涨杀跌助长投机，等等，要求挤掉泡沫。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泡沫没法挤，因为有能力挤泡沫的人大都已进入利益相关方，这就是这场游戏魅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其中政府的角色颇耐人寻味，它总是被一些人怂恿着利用资本市场去实现一些诸如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推进市场化改革、化解流动性过剩等复杂目标，而结果却总是除了为国企圈钱外，其他什么目标也实现不了，利益集团却利用政府这种心态完成了一次次的操作。仅就圈钱而言，每次牛市，政府和庄家倒是都实现了“双赢”，皆大欢喜。
但政府本身的风险意识也在大幅增强，故一再申明股市有风险，要求股民谨慎。虽然暴涨后的暴跌必然令许多人血本无归，怨声载道，其中许多怨气免不了发到政府头上，但这种社会心理的波动已非首次。尽管这一次人数更多，但仍然在社会和政府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这种“可承受性”，也是股市牛熊循环的圈钱游戏能够隔几年就来一次的原因。毕竟猪要养肥了再杀才有意义。距2001年上一次牛市之末已有6年，人们又听到了股市霍霍磨刀声。股指期货的推出，将使这柄刀更加锋利，甚至成为股市大势反转的信号。在现有环境下，股指期货将极大加剧散户与机构、一般投资者与特殊利益联盟之间的力量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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