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终于图穷匕首见：评一干强求社会“保护富人”的跳梁小丑
一把老刀
作为8月18日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我以为，这场由茅于轼先生率先挑起的、关于“保护富人”的讨论，会随着他道歉性的总结进入理性反思。比如他的总结推翻了此前自己陈述的“为穷人说话是害了穷人”的观点，表白自己“其实主要是在为穷人说话”，并称那些观点是自己随意写的等等。我把这些陈述当作一个老人矜持的致歉。出于一种善意，我甚至还揣摩那些建议茅于轼先生“去网上看看反应的朋友们”，在看了研讨会发言记录后，会多多少少检点一下自己的不智。因为整场研讨会，众多批评者从逻辑、市场、学理、现实、历史等多个角度，对茅于轼先生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论者本人也当场委婉表达了自己观点的不当。
没想到这些言论陆续公开后，一干跳梁小丑先后跳出来，有的象告密者那样高喊“小心为穷人说话的人”，有的要对反对者作社会病理分析，还有的则高深莫测地表示“少数人在挑拨阶层关系，煽动社会仇智仇富”。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让我惊讶之余不禁愕然：可以说，“帮贫扶弱”作为一种美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识，连封建社会都认同为穷人说话的正当性，为什么当下的中国，针对这个问题，有人竟会摆出一个大义凛然的甫士，言之凿凿地声讨“为穷人说话”的道德价值？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包含了一种“需要分析的社会病理”？甚至“为穷人说说话”就是在挑拨社会仇恨？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丧失了起码常识判断的人有胆量喊出这种明显反文明的口号？
这一干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被他们定义为“干了不少实事”的老者的尊严吗？
事情不那么简单，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关系到对此前改革的评价、中国社会未来构架等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在主导了中国改革近30年后的最后挣扎，或者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图穷匕首见之举。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共同富裕，但是，由新自由主义者提供的改革方案，却导致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集中——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目前，中国80%的财富集中到了20%的人手中。当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具体承受生存的压力的时候，此前具有绝对权威、用以承载中国改革梦想的“市场经济”，遭到了公众的前所未有的普遍怀疑。
“市场经济”只提供效率和竞争，却无法满足“共同富裕”这一根本诉求，或者说，按照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市场经济”原则，我们打捞起来的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而不是“共同富裕”。
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分化，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认同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这是中国相当多知识界人士的一个共识)解决中国诸多问题，那么中国必然要认同“市场规则”和“资本权利”，而这两个原则，又必然让中国沦为先富起来的国家的附属经济体，成为这些国家的“加工场”和“垃圾排放点”。这一经济附庸地位，不但让中国不可能“共同富裕”，甚至会丧失发展的话语权（目前，或者说最近10多年，我们实际已经行走在了这条路上）。
小平同志曾说，如果改革改出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当前我们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属严重贫富分化。那么，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我们应该对改革下什么样的结论？
社会总财富持续增长过程所持续发生的贫富分化，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社会各界也由此发出了“反思改革”的呼声。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思浪潮中，张宏良教授的一系列思考尤其犀利和彻底，他认为，这场改革一开始就隐含了一个抛弃我国社会基本价值的诉求：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通过经济人的价值观假设，把社会发展扭曲为经济增长，把人生成功简化为掌握财富的多少，让整个社会的价值高度单一，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变革主张奠定了强势的社会基础，新自由主义一经登场，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自然成为权威，这一主张支持政府扮演一个市场的服务者，从而瓦解掉了社会统筹的正当性，并为权贵集团一步步瓜分社会公共财富提供了充足理由，这一过程，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便利，政治精英得以与经济精英合谋，并从经济精英集团获得了巨额报酬。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利益关系，政治精英成为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最坚定的盟友，他们构成了我们熟知的“铁三角”。
这一扭曲的改革，导致了今天这种扭曲的现状：
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通过各种形式强调要打碎“旧的体制”，就是说相当多的官员都在喊着要打碎自己，砸烂自己，以此洗白自己到手的黑钱，从地下富豪跃为阳光贵人。反而是那些改革受损者，在拼命维持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且从这一价值出发，呼吁重塑社会公正和国家威性。
这样的背景下，“保护富人”这样的论调显得别有深意。表面上，这一说辞是在调和当前已经十分尖锐的贫富矛盾，实际上，这套说辞虽然令公众难以接受，但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却又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诉求。
按照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比喻，如果社会是一个池塘，那么，资本的代表者是池塘里的鱼虾，而工农则是池塘里的烂泥，也正是从这个价值定位出发，哈耶克全盘否定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资本论》的学术价值，而依据哈耶克的这一价值判断，资本的持有人北美化为了社会天然的主导者，他们不但应该被尊重，被保护，而且应该在实际的 政治领域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如果关注一下最近几年的舆论和社会走向，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诸如此类保护富人的言论，早在7、8年前就已经相继出笼，比如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由于被认定为“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顺理成章地成为相当多地方村干部的最佳人选。在城市，先富起来的人由于被认定为“更有能力更有眼界”，被政府积极纳入了青联、政协、人大等参政议政机构。有经济学家还公然声称，穷人是大哥，富人是小弟，小弟听大哥的话、大哥穿新的小弟穿旧的天经地义。
虽然这些举动都曾遭致社会或大或小的舆论反弹，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拥有的强大话语优势、其所抛出的“市场理论”依然对现实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且成功利用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诸多行为的不满和愤怒，基本没有产生大风浪。
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市场”的发力和资本对社会的深度侵入，改革受损者的队伍急速扩大，开始是工人、随后是农民，再随着教改、医改、房改的逐步深入，连数量众多、且被公认为社会中坚的白领也加入了这一队伍。
社会总财富在继续增多，但大多数人的生存能力严重受损，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生存能力甚至难以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城市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可以毫无困难养活两个小孩并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是现在，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由两个普通职工组成的家庭，养活一个孩子都成为难题，这使许多年轻的家庭自动推迟了生育计划。
正是由于国人利益的大面积受损，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说辞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能力。并被公众所唾弃。
不过，新自由主义者的那套说辞虽然已经破产，但另一方面，在其把握改革话语权期间，其所主导的社会进程又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的瓜分。
也正是由于所谓的“铁三角”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在社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他们才敢于喊出诸如“顶住社会的压力”、“要有站在社会大多数人对立面的勇气”、“要勇敢地为富人说话”、“媒体就是要关注那些产业领袖，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等带有明显精神狂躁症的呓语。
从理论上看，“保护富人”言论，也许并不是茅于轼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别有深意，因为它完全吻合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发展的主张，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富人就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组成，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由此，国家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富人来主导。
从这个角度，“保护富人”言论可谓新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后的一个表达高潮，所谓“图穷匕首见”，大抵都是这样罢。
也正是由于“保护富人”背后丰富的潜台词，在这一言论遭到社会公众的猛烈批驳后，新自由主义者才不顾一切、近乎疯癫地捍卫这一言论的正当性，鼓吹土地私有化的《经济观察报》要给反对“保护富人言论”作社会病理分析，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重要阵地的《南方都市报》悍然封杀一个专栏作者——薛涌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文章，《南方周末》借笔谈之名，选择性刊登对茅于轼先生有利的说辞，试图以此颠倒8月18日研讨会真相。
只可惜，新自由主义不但已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也已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唾弃，面对群群激愤，也许新自由主义者最明智的姿态是诚恳反思自己的错误。姿态出位的反扑，不但具有明显的“反智”特征，也是种并不有趣的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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