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比在位时更风光的国企负责人，秦晓是独一人。
秦晓领衔的博源基金会，囊括了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 文大学 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众多“大腕”。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名望之高，即使秦晓国企大权在握时，也不可能将他们纳于帐下。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
秦晓折腾的博源基金会，虽未必像 张宏良 先生所说的那样已构成政党雏形，但确实也闹出不小动静，聚集了一帮自称为“新右派”的力量和众多资源，致力于影响国家的政策，左右社会的变化。其目的，一是要将此前“化公为私”的成果合法性，去风险化；二是要为进一步的“化公为私”、掠夺全社会财富铺平道路，要点是在制度上使道路更畅通，同时将通道牢牢把持在“自己人”手上。由于他们掌控的资源之多、势力之强，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已经在体制内外形成一种“大势”。要阻止这列车轮碾压而来，体制内的唯一契机是：正义感尚存的知情者能够挺身而出，实名举报——类似“平安上市”、“永隆收购”这样的惊天弊案，知情者当不在少数，利益也未必能完全摆平。今天已经不是2003年了，力量对比和社会环境都已有所不同。揭穿它，就能够打击它，甚至有可能以某案为切入点，促使社会力量和走向重新整合。
从秦晓和博源基金会的发迹，不难看出我们这个社会最庞大的恶性肿瘤是怎么成形的，以及它的运行轨迹。这个肿瘤的名字叫“权钱共同体”，特征是“权即是钱，钱即是权；有权即有钱，有钱即有权”。秦晓虽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绝不是唯一；这个肿瘤也并非只有博源基金会一个载体。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休了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安黎，娶了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豫颖（ 胡本人兼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然后就四处奔波，大声疾呼：谁追究资本家的“原罪”，谁就是“反改革开放”。甚至还把他老爸扯出来，利用只言片语作为背书，真是不让九泉之下的老爷子安生。
权、钱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都在流入同一个口袋；中国社会最强势的两群人，已经在合流。其他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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