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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十年文选】韩德强驳主流经济学家高尚全、吴敬琏改革言论

韩德强 · 2013-04-1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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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体制内的决策者的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束缚,而主流经济学家们误导了改革。

  韩德强: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影响改革?——评高尚全的最近言论

  2006-1-13

  最近,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是新自由主义者,出阵者大都是重量级人物,但双方的追随者都阵容庞大,从会议打到网络,从网络打到报刊,令观者惊心动魄。不少朋友劝我参战,但我似乎兴趣不是很大。我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在感情和立场上,我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不影响政策和公众舆论了。所以,我更愿意与新自由主义辩论。看了高尚全的讲话后,觉得他在否认基本事实,误导改革,误导公众,其危害是现实的。所以,还是发表一点看法。这仍然不是参与两派论战,而是站在公众立场上的独立看法。当然,也欢迎两派批评。

  一、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高尚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

  高尚全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他应该十分清楚,二十多年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就是“甩包袱”:医疗市场化,把免费医疗制度当作包袱甩掉,现在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继续享受公费医疗的好处;教育市场化,放弃面向全体大众的免费教育承诺,收取越来越高昂的学费,把广大贫民子弟挡在大学门外;住房市场化,房价一路高涨,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组成“联合收割机”,把城市白领多年的积蓄和未来的收入都“收割”了;交通市场化,贷款建设高速公路,每公里的路费是油费的二倍多,结果,辅路继续堵车,旁边的高速公路却经常车流稀少;银行商业化,结果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关闭了5000多家分支机构,最需要贷款帮助发展经济的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却得不到贷款。对于政府来说,每甩掉一个包袱,都可以减少一大笔财政支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增加了一笔沉重的负担。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已经成为压在广大公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供应自然严重不足。需知,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正是高尚全所参与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和“伟大成就”啊!现在,这位参与、拥护改革的高尚全又出来说话了,说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当然,公众是善良的。不管高尚全参与过什么,不管他如何自相矛盾,只要他承认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还把这当作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可以感谢他说出了实话的。问题在于,未来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二、这个主要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高尚全认为,这个矛盾是由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

  我看,这里至少有两层错误。

  第一,颠倒了矛盾的主次关系,混淆了是非。看不起病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医疗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医院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医院利用地域垄断,提高收费;上不起学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教育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大学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权力私有化、市场化,收取高昂的学费;住不起房的问题,首先也是政府放弃了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住房的责任,然后才有房地产商、银行、地方政府的勾结,不断提高房价。放弃行政责任在先,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在后。颠倒了这一关系,或者干脆忽略第一点,就是回避反思改革,回避高先生应该承担的一丁点历史责任。

  第二,为市场化开脱责任。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还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按照高尚全的看法,问题显然不在于市场化本身,而在权力参与市场化。但是,在一切都市场化、交易化、金钱化的大潮中,权力本身难道不会市场化吗?权力市场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难道不也在提高吗?过去,人们不知道一个市长值多少钱,现在,人们不仅知道上海市长值多少钱,还知道洛阳市长、襄樊市长值多少钱,还知道录用一个什么机关什么岗位的公务员值多少钱。对于官场老手来说,这些都是近乎公开的秘密,就差明码标价了。人们还知道,这些职位的行情还在不断看涨。随着官位投资成本的上升,还产生了官位股份制。例如,交通局长的预期利润丰厚,张三想去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手头的钱不够二百万,就找李四、王五、马六入股。事成以后,大家按股分红。越是买来的官帽,就越敢贪污受贿甚至公开索贿,因为官帽的批发商会提供售后服务,帮着擦屁股。不但权力市场化到如此程度,甚至良心、道德都已经市场化了,这市场化难道还不过度吗?

  高尚全可能会说,权力市场化不是市场化的错,是权力的错。但是,权力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认为市场化浪潮可以不导致权力市场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割了人的肉还不许流血。如果说干部队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以真正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么,原则上,搞计划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人性自私论是一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怎么到了权力市场化问题上,又希望干部不被腐蚀了?

  三、高尚全的理想是什么?

  高尚全可能会说:对啊,我没有要求干部无私啊,我知道权力市场化的危险啊。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要保证权力不被市场化,必须推行政府改革,使权力受到制衡,受到约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权力制衡,而是官官相护。审计署本来是个清水衙门,但是对任何部门都拥有审计大权,是一个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机关。它是怎样行使审计权的呢?许多地方审计局进驻某机关,没日没夜地查帐,查清楚了,再与该机关首脑谈判,是抛出大鱼呢?还是抛出小鱼?是避实就虚呢?还是避虚就实?从中分赃渔利。

  高尚全可能会反驳说,在一党专政下,审计署式的制衡是不彻底、不可靠的。高说的政府改革,说清楚了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多党选举,搞西方民主模式。当然,这一点高尚全和他的盟友们绝不会公开承认。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他希望共产党让位,就是承认他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承认自己客观上是颜色革命的内应。

  所以,问题进一步可以被归结为两种可能:第一种,高尚全不清楚他的逻辑、一定程度上改革的逻辑,最后的结果将是共产党让位;那他就是糊涂。糊涂之人居此高位,是不称职的。第二种,他清楚这一逻辑结果,他正是要竭力推进这一结果的出现。那他就是在主观上是美国的内应。

  对于这种推理,高尚全似乎不能接受。他说:“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指导改革,搞和平演变。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我相信,高先生不是美国中央情报机构派来的代表人物。但是,高先生所遵循的逻辑却会引导他走向美国中情局所乐意见到的结果。这正如戈尔巴乔夫不是中情局特务,但起的作用却比一百万个中情局特务更大,他改变了苏联制度,使苏联四分五裂,使美国多年来的梦想成真。至于高先生所交往的朋友中,他所供职的机构中,有没有货真价实的中情局特务,恐怕高先生无法确知吧。既如此,那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没有呢?

  当然,在我们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当中情局的特务似乎也未尝不可,甚至是一种光荣。有的人不是声称要当一夜美国人吗?有人的不是想给美国大兵带路,废除中国的萨达姆吗?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这是与时俱进,顺应民主潮流的伟大壮举。当第五纵队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这种看法,大概在高尚全看来,就是对改革的干扰。他说:“当前对改革的干扰不少。有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高尚全这里指的“有人”,是指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只有刘国光这样参与过改革方案设计的人,才有资格构成对改革的干扰。我看,高尚全应该感谢刘国光。是刘国光在公众心目中部分地挽救了改革参与者的声誉,让人们知道,这些参与者中还有在主观上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要还有一点点事实求是的态度,且不说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市场化,且不说严重的腐败,且不说名列世界前茅的两极分化,就凭国企私有化、股份化这一条,就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了。对目前的现实,高尚全这样的改革参与者难辞其咎。

  四、不要拉总设计师做高尚全的虎皮

  公道自在人心。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逻辑站不住脚,他的最后一招是拉总设计师做自己的虎皮。

  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不断在世界范围引发经济危机、政局动荡、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国际和国内都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对此,高尚全感到很害怕,他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会导致对改革的反思。他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我们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承认改革受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并不等于要否定改革。改革是什么?总设计师自己并没有搞清楚,他只给出了一个总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河的对面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就不可以?如果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就不可以?手段可以摸索,方向不容置疑。改革在九十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既然是一种摸索实践,犯错误是正常现象。只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化代价为教训,化教训为经验,仍然是在总设计师的框架内。在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说过(大意),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但是,高尚全却忽视邓小平思想中对计划的肯定,夸大市场的作用,把总设计师的正确思想片面化、极端化,走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的迷途,这能怪总设计师吗?

  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承认市场万能论的错误,承认将市场机制泛化到一切领域的错误,并不等于要否定市场,更不等于要抛弃新自由主义改革期所积累的物质财富。要市场,不要市场化;要计划,不要计划化;要改革,但不要改革神话。这才我们的正确选择。

  但是,始作俑者,要改也难。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恐怕高尚全就应该公开承认错误。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五、如何防止灾难性的后果?

  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言论经不起推敲,所以,他还有一招来吓唬公众:“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我们的确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呢?是马克思主义吗?还是市场万能论?是制度万能论?是新自由主义?刘国光的言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就不再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了。解放思想,要害的是要解放决策者的思想。而今天,体制内的决策者的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束缚。市场化都深入到权力体系了,他们还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权钱勾结、官官相护都成了潜规则,他们还认为是制约机制没有建立。按照这种逻辑,提倡“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又有什么错呢?错误在于没有“多快好省”啊!迷信者的特点,就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迷信,而认为自己是科学。

  改革开放时代的确取得了成就。可是,这种成就有多少是改革开放成份带来的,多少是原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份带来的,这值得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八十年代,这两种成份力量相当,客观上成就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繁荣。但是,按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思维,八十年代的成就只是改革带来的,只是开放带来的,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阻碍了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开放就要取消计划,取消公有制。结果,不但社会公平严重丧失,而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削弱,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世界打工仔,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锁定在低利润、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中。这样一来,劳资矛盾空前激烈,重大矿难频繁发生,政权的阶级基础发生转换,国家宪法中享有领导权的工人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只有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才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无视这种现实,那就是背叛了总设计师的初衷,就没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人民群众拥护的改革,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绝不是高尚全想象中的全面私有化、市场化、两极分化、腐败化的改革。

  在人民群众眼里,改革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6000万国企职工下岗,数亿农民工在低工资、无福利、无劳保的条件下每天劳动12小时,极少数人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主技术体系被摧毁,金融和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些难道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吗?邓公有灵,他能接受这种现实吗?

  事情和高尚全所想象的恐怕恰恰相反,正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分层和断裂,埋下了全局性危机的祸根。如果不加反思,不加纠正,中国的未来完全有可能陷入社会动荡、国土分裂的巨大灾难中。


  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改革?

  ——评吴敬琏的一系列言论

  2006-1-15

  吴敬琏号称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誉之者甚至直呼其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到2005年底,这位“良心”突然发现大事不妙,被人骂成了“王八蛋”:“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月4日)

  吴“良心”感到很委屈。但是,他应该已经感受到,这是一股强大的、汹涌的、自发的社会潮流,绝不是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靠网络文章可以引导的。他恐怕也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人心,新自由主义型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人心。他所拥有的只有官方媒体,只有“全世界”的主流媒体。但是,他恐怕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潮流转变得这么快?

  实际上,吴“良心”不够细心。2001年,当媒体把他称作“良心”时,其潜台词便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无良心。当吴先生高高兴兴地接受“良心”称号时,对他的否定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因为他同时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集体无良心,何以“领军”的吴敬琏独独有良心?因此,从“良心”到“王八蛋”,其内在逻辑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称号的变化。问题在于,为什么否定主流经济学家会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这其中吴“良心”起了什么作用?我想帮吴“良心”解一解这个结。

  一、市场化误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时,吴敬琏的名号是吴“市场”,以倡导市场化为己任。那时,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吴敬琏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吴敬琏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吴敬琏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市场化。这就像医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市场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好。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位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方式私有化(这里还有厉以宁的贡献),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决策错误的再版。领导固然有问题,但利用并放大领导的错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吴敬琏所迷信的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不惜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不惜无条件加入WTO,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听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进了出口。1994年是中国放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甘愿沦落为世界打工厂的转折年。对此,林毅夫、江小娟当然应该负更加主要的论证和鼓吹责任,他用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主创新,当心落入“创新陷阱”。但是,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领军人物”的吴敬琏难道就不赞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吗?难道吴敬琏对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就没有责任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卷入了危机。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见效慢,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财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争1998年的经济实现8%的增长,即所谓保八。财政上,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花下一届政府的钱;金融上,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产房地产业,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建房,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是加入WTO,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吴敬琏先生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吴敬琏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吴敬琏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吴敬琏;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吴敬琏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吴敬琏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那么,吴敬琏到底要什么?他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承认计划的作用,回归非主流;或者否认计划的作用,继续留在主流,但是要坏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挂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羊头”,把前门推出去的计划从后门悄悄放进来;卖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狗肉”;挂“良心”的招牌,卖“缺德”的实货!这恐怕才是真实的吴敬琏。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吴敬琏身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承认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吴敬琏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他批判他的老师孙冶方,就是因为孙冶方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吴敬琏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人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投机政客?到底是社会良心?还是社会鬼魅?这样的人还敢标榜自己“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三、与权贵结合怎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为了塑造“良心”形象,吴敬琏还是说过一些真话。比如,股市赌场论,又如,权贵资本主义论。说这些真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而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勇气比学问更重要。仅就此而论,吴敬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然而,吴敬琏一贯与权贵合作。当他出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时,人们不能不猜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吴敬琏发现,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一、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三、保持现状力量。第三种力量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这第三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的。事实上,杨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以什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显然,吴敬琏主张以加速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消灭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资本家,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这就象医驼背,吴敬琏说,我治驼背一治就灵,永不复发。病人就听从了,吴敬琏上去一脚就把驼背踩直了。背确实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无政府状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会走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恰恰是吴敬琏所倡导的市场化取向。吴先生不应该否认,他之所以强烈倡导市场化,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自利的,甚至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支撑这种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此后,吴敬琏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他一转身成为人性自私论的铁杆信徒,也就成为市场化的竭力提倡者。相信自私,就会发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动社会的自私化。吴敬琏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吴敬琏实际上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吴先生不要惊慌,不要恼怒。请你想一想,每当你到党校作报告时,每当你去各地方政府作报告时,每当你声嘶力竭倡导市场化时,台下这些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热烈鼓掌啊?这些干部是想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呢?还是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市场化了呢?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倾向是受到了承认和鼓舞呢?还是受到了批评和抑制?

  和权贵结合必然制造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结合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条正确的轨道,在经济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监督与干部高度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强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四、书斋里的风波:中国要不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

  前面提到,从1994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就逐渐转向外国资本和世界市场。到2004年前后,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加工厂不断增加,随着境内外资本联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全面紧张态势。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借机大幅拉升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价格,迫使中国支付高昂的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失去主动权,迈上经济殖民化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中国市场化无止境、开放无止境的必然后果。对此,吴敬琏和厉以宁都应该承担各自的学术责任。

  但是,这两位居然联手上演了一出口水大戏,来回避真实的问题,推卸自己的责任。

  2004年7月,吴敬琏忧心忡忡地表示,“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厉以宁随即回应: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绕开重化工业化的阶段。

  据说,这场争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媒体,正在激辩,正在深化中。

  但是,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已经把这一权力交给了全球化、交给了市场化,交给了国际资本。国际资本不允许中国发展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只允许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外资涌入国门来开设加工厂,能不能没有相应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木材?13亿人口的大国当国际打工仔,且不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允许不允许,仅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能否满足生产世界产品的需要?如果满足不了,要不要进口?进口会不会引进价格狂涨?中国消费了世界那么多能源、原材料,又得到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生活水平?厉以宁先生现在想起来中国的13亿人口了,当初加入WTO时,怎么就没想到世界加工厂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怎么就一味鼓吹“鲶鱼效应”?吴敬琏先生现在来倡导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了,当初加入WTO时,有没有想过跨国公司一定会消灭中国的自主技术,一定会使中国的产业降级?

  很有意思,争论双方似乎回到了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说不要外延型增长,要技术创新、升级换代;另一个说,中国还是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还是要上大炼油厂、大钢铁厂。争论双方在对谁说话?政府吗?政府已经只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了。对国际资本吗?国际资本根本不顾中国需要什么,只顾自己需要什么。对民族资本吗?他们本小利微,自顾不暇,眼前的事情要紧。

  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人们以为吴敬琏、厉以宁还有引导学术潮流的能力。有了这场争论人们才知道,这两人的思路和术语还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对眼前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判断力。更可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视野中,自言自语,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时代。

  最近,全国科技大会在京举行,号召全党全社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很好的迹象。但是,如果不退出WTO,不从国际资本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自主创新之路将是水中月、镜中花。

注:本文原刊于乌有月刊第十九期,200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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