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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十年文选】老田:政府“大修马路”的经济与政治学

老田 · 2013-11-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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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工程与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联系,仍然有待于揭示。无论是微观视野的“寻租”解释,还是宏观视野里的“政策转型”解释,都是外在于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的,两种解释都是“外因论”。

  政府“大修马路”的经济与政治学——兼论“改开搞”年代的政府行为转型并展望一种新的“改革开放史”写法

  老田

 

  在我的记忆里,70年代我们全县只有一条柏油路面马路,宽度也很窄,说是两车道还很勉强,因为错车时需要司机减速和小心驾驶。这条路就是今天的318国道,今天的318国道是非常正规的四车道,两旁还有路牙供人行或者停车用,通过量远远超过从前。根据统计数字,1978年中国全部公路里程为89万公里,到2012年公路里程超过350万公里,考虑到车道增加和路面等级提高,总的通过量应该超过从前的10倍以上。大体上可以断言,除了中心城市马路利用率较高之外,全国公路建设上早已经出现严重过剩问题。

  老家蕲春县在武汉市东边,距离大约120公里。今天从武汉回老家,有两条高速公路(武黄高速、大广北高速)和两条二级公路,在这四条可选择的公路中间,只有武黄高速的车流量比较高,利用率尚可,其余三条路的车流量都过低,即使车流量增加10倍也不会显得拥挤。如此巨大的投资被闲置,而且还年年月月都要发生维修费用,明显存在着极大的资源浪费。即便存在着公路的严重过剩,但是政府推进马路建设的热情依然高居不下。

  前些年河南省几任交通厅长,因为受贿罪名前赴后继进入监狱,很多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共工程中间寻租的结果。反过来,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有人就建立起一种解释:因为公共工程特别有利于官员寻租,所以格外受到官场重视。在这种解释中间,政府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就被解释为符合官员的私人寻租利益。

  今天全国各级政府都特别喜欢修马路,不再兴办公营企业,这事儿看起来很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政府退出竞争性(或者生产性)领域把这一块交给私营企业,转而专门关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一些个主流经济学家做文章,往往把这个转型——政府不办企业修马路——看做是一种政府行为的主动转型,实际上未必如此。

  无论是微观视野的“寻租”解释,还是宏观视野里的“政策转型”解释,都是外在于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的,两种解释都是“外因论”。对于公共工程与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联系,仍然有待于揭示。

  一、“改开搞”年代三轮政府投资失败根本改变了官场的政绩-利益结构

  在改开搞年代之初,推行所谓的政府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质是中央政府逐步减少兴办企业的责任,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官员考评标准——以辖区内GDP数字增加率来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值得提拔,由此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办企业的热情。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央政府放弃宏观规划和协调职责,不再硬性规定各种行业和物资的综合平衡数字。地方政府办企业,主要是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密集投入那些价高利厚的产品上,价高利厚的产品和行业优先受到各地政府的共同追捧,从一开始就具有“无政府”性质——缺乏综合平衡和协调。1979年开始,许多县一级政府就开始大量兴办纺织工厂,结果全国新增纺纱织布在很短时间内就超出了棉花总产出水平,到了1984年前后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随后还出现过“苎麻大战”,这些经济领域的“大战”,主要是地方政府(多是县一级政府)为保证自己兴办企业的原料,拒绝大中城市的高水平工厂的原料要求,由此而引发的一种博弈。纺织业是改开搞年代第一轮兴起的政府企业。

  虽然出现了投资重复,在各种原料大战中间,得到地方政府保护的新工厂(通常是投资水平低、设备技术落后、工人熟练程度和工艺设计能力都远远低于大中城市的成熟型工厂)得到了多属原料,全国产能过剩和“劣质工厂淘汰优质工厂”的严重问题,但是,改开搞的政策和目标却坚定不移,未加丝毫调整。第二轮投资的热点集中在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上,这轮投资大约发生在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些产品在毛时代属于稀缺产品,价高利厚,也就是说含有超额利润,这吸引了所有地方政府,湖北省当时就有武汉的武汉牌自行车、黄石生产的春燕牌自行车等等,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产能水平远远超过全国的总需求数量,最后,这三种产品新形成的产能近乎百分之百被浪费掉了。

  第三轮政府兴办企业的热潮起于1980年代的后期,针对的是城市家庭“消费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消费领域——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等产品,与前两轮投资主要依赖国产设备不同,第三轮投资主要是以引进国外的装配线为特色的,到了1990年代初期,全国仅仅彩色电视机的生产线就超过了400条。本轮投资中间,除了政府财政支出外,还通过各种“国际投资公司”“国际租赁公司”大量使用海外的出口信贷和政府贴息贷款,其中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被各地政府大量使用,与此紧密相关,日本的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生产线特别是淘汰技术和产品的生产线也同时大量进入中国。从目前市场上还存在的相关产品品牌看,绝大多数的投资和产能都一样“死掉了”,剩下来的生产线都与那些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内品牌相关,例如康佳、长虹、创维等都与地方政府投资的生产线无关,政府兴办的品牌厂例如武汉的莺歌牌电视机(JVC)、赣州的赣新牌电视机(索尼)都死翘翘了,几乎百不存一。

  这三轮投资失败,有着非常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量的新工厂,产能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临界点(或者是原料供应水平、或者是市场购买能力),结果短时间就出现过度竞争和价格下滑,导致行业盈利水平不足以支撑行业的可持续生存的地步。这在反面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拥有超强的投资能力,但是,与产能膨胀紧密相关的原料供应和市场购买能力却未能跟上,结果导致企业的普遍失败。政府拥有超强的投资能力很容易理解,因为毛时代进行了接近30年的高积累,建立起初步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重工业优先使得装备工业的总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这是全国在短时间内得以兴办大量新工厂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放弃中央政府进行综合平衡和协调职责的前提下,由各地政府掌握投资能力和方向,导致投资高度集中于市场上有“超额利润”的产品,结果发生严重的重复投资现象,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市场饱和。

  到了1990年代后期,积累起来的纺织工业产能,已经超过全球市场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导致产品价格下滑,另一方面严重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反过来作用于纺织行业,恶性竞争导致整个行业的生存能力急剧下降,朱镕基1997年开始使用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强行“砸锭”来淘汰过剩产能超过1000万锭,这一次调整与1984年前后的“棉花大战”后果类似,强行淘汰工艺技术较为成熟的国营工厂,在所有制结构和就业结构上,私有企业比率提高,同时“正式工”数量和比重下降。

  三轮政府投资严重失败之后,极大地改变了潜在的利益结构,虽然政绩饥渴症还需要投资饥渴症来支持,但是,投资工厂及其老是失败不仅不能顺利实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还是大量“政治麻烦”的源头。作为官场中间很有洞察力的一员,薄熙来敏锐地提出了“经营城市”理念,并在大连任职时期加以实践,最后上升为某种带有经验总结性的东西,刊载在党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上。薄熙来在接受该报记者访问时说的话,很有代表性值得抄在这里:

  “做市长的,总希望自己的城市发达,能够在经济上宽裕一些,但首先遇到的难题往往是缺钱。那么钱从哪儿来?自然就想到办工厂,20年前也有一句话,叫作‘无工不富’嘛!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因此,不少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热心于企业的事,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多,就成了市长们的心事,因为这样才能有钱,提高GDP,从而提升城市的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重复建设项目众多,由政府新办的工业项目,往往面临诸多风险,搞不好,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企业,不仅不能挣钱,还要背上债务包袱,赔进去的更多,然后得不再拿财政的钱即纳税人的钱去堵窟窿,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那么发展城市急需的钱从何而来呢?我想,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城市本身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而且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钱。城市不仅值钱,还可以增值,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大连1992年全市的可支配财力是21亿元,其中可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只有8000多万,到1999年,大连可支配财力已发展到90亿元,可用于建设的资金近40%。”“据统计测算,大连的土地价格,1999年比1994年增长了5倍,而大连市建成区160多平方公里,土地整体增值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大连市区拥有实物资产也由1992年的760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2600多亿元。所以,投资于环境建设是有账算的,城市增值的潜力是巨大的,经营城市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经营城市)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所谓良好的环境,在我的脑子里,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要有比较完善的道路、机场、商场、酒店、写字楼、展览馆、医院、学校、文化和体育设施等,又要有鲜花、绿地和广场,以及比较完善的开放政策和法规。这种环境条件,是吸引内外资金的前提。而外来资金涌入,城市自然就增值,环境优势就转化为经济优势。”(《薄熙来谈如何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人民日报》2001年05月14日第五版)

  政府转型和官员眼光的转变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薄熙来的讲话特别值得仔细品味和分析,他以“局中人”的真切感受,说出政府减少介入企业的原因在于:官场中间真实的利益结构(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了,政府办企业已经无法实现官员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追求。正是这个“非政策原因”导致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同时也更为积极的态势介入“非竞争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业和公共工程,实现了改开搞年代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严密分工。无与伦比的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员们内心深处对于办企业的恐惧。真实的利益结构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改开搞年代三轮政府投资企业的巨大失败,以及随后房地产业和公共工程的巨大规模,极大地改变了官员们面前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机会结构,这比政策调节要更为有效和稳定。

  二、投资失败成本的转嫁困境与“劳动力必须雇佣化”的这一“官场共识”的形成

  在地方政府的三轮投资中间,新办企业的招工条件沿袭毛时代的惯例,招收正式工(隐含承诺长期就业)。等到企业无法从市场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乃至于发不出工资时,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党委最为头痛的问题,大量发生的工人包围政府讨要工资的现象,这逼迫政府官员寻求各种转嫁压力的方法。

  改开搞年代新办企业迅速走向无法生存的地步,地方政府的市长和书记们在压力下,找到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短期应付方案”,一是逼迫银行向企业贷款发工资,二是要求“富企业”兼并“穷企业”。1993-1994年朱镕基在副总理任上搞了财政体制和信贷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把税收大量集中于中央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下降,信贷改革重新设立了人民银行及其各个分支行,货币发行权力集中同时对商业银行监管更严,地方政府对于银行行长的支配能力迅速下降为零。这两个体制改革,重新不仅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可支配财力,而且堵死了地方政府向银行转嫁投资失败成本的可能性,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只能打“富企业”的主意了。

  差不多的时候,李铁映提出要搞“市管县”改革和“大企业集团”,后一个建议很符合地方政府需要,各地积极行动起来。1992年前后,不仅各种学术刊物上充斥着论证“企业规模过小不利于提升竞争力”的论证,各地政府也开始以行政压力促使“富企业”兼并“穷企业”,以避免拿不到工资的工人来包围政府,当时成立了很多企业集团,例如武汉的长动集团、宜昌的猴王集团等等。由于企业集团的成立,主要体现的是政府向富企业转嫁投资失败后果这一目的,与企业通过兼并来完善产业链和提升竞争力的要求无关,可想而知,这种合并后的企业集团其生存能力会怎么样了。果不其然,宜昌猴王集团原本是一家效益很好的电焊条厂,虽然通过上市圈了一大笔钱,但是经过集团化“经营”多年之后,如今已经从深圳证劵市场成功“退市”了。

  政府三轮投资失败的后果,对于促使政府行为转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形成的产能浪费了,这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即便是心疼,但也没有太大的触动,又不是他们家自己的钱;但是,新招收的工人拿不到工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各地市长和书记长期受到工人包围,这成为一个时期官场最头疼的问题。工人“要工资”的行为,在反面构成一种政治压力,逼迫地方官员寻找转嫁投资失败的后果:先是向银行后是向富企业转嫁,这两种转嫁方案都是难于持续的,最终这种政治压力促成各地官场形成了关于劳动力雇佣的新认识:再也不能给工人承诺长久就业的条件了。各地党报有资格在头版发文章的大记者们,都是与各地政府首长和书记关系最为密切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们迅速把握到了首长们的心事,在1992年前后几乎全国各地报章(也就是各地党的喉舌)都同时开始炒作“破三铁”(打破“铁工资、铁饭碗和铁交椅”)。

  这个炒作过程是自下而上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决策依据,带有某种“自发性”,当时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对此印象深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说:“从1991年底到1992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砸‘三铁’的风。所谓‘三铁’,就是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媒体炒作得很厉害,铺大盖地宣传砸‘三铁’,一时弄得企业思想很混乱,无所适从。1992年4月下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武汉召开年会,安志文同志要我到会上去作报告。我在报告中讲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砸‘三铁’,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是系统的、综合的、配套的改革,它涉及计划、投资、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产品定价等等方面的机制,如果这些方面的机制不活,企业即便是砸了‘三铁’。也难以形成和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持久能力。’我还说,适应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干顶,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各种市场的培育。’”(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三、剩余吸收问题的中国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市场经济体现出来的生产目的:一切为了利润而生产。这种经济体系内在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每一个生产者都追求更大的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差额;单个或者少量的生产者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而不至于引起严重问题,但是,如果所有的生产者都同样如此,则必定会导致一个长期后果——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给产品实现带来困难,总利润必然地体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永久性差额。单个厂商的成功策略为所有沿用之后必然导致失败,这是另一个经济领域中间最常见的“合成谬误”。

  生产大于消费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其实就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说的“剩余增长规律”和“剩余吸引难题”,他们在《垄断资本》一书中间,追溯了美国经济中间经济剩余份额的增长及其吸收难题,转而增加在品牌广告宣传和销售及服务网络布设方面的人力物力投放,他们指出这个现象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竞争的规则(企业不再“打价格战”),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中间“非生产性工人数量”急剧增加(相对于生产性工人就业于生产链条而言,这些人是就业于产品实现链条上),即便是这样的话,经济剩余还是不能顺利吸收,结果需要美国政府长期维持一个高昂的军备采购数量,这个数量要足以吸收美国经济中间生产大于消费的“剩余份额”。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国家维持一个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美国的军备开支一样,是为了解决“剩余吸收”难题,不过是由政府在经济体系之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去创造居民的“购买力”来维持产销平衡,这必然地导致政府债务日积月累到最终无法偿还的地步。欧债危机说到底,不过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长期的产销失衡要求政府在经济体系的外部解决剩余吸收难题,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符合这个功能性的要求,但后果就是债务积累到缺乏偿还能力的地步,这在一定时间段之后就必然要爆发出来。大体而言,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大搞福利国家制度,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及各种衍生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换言之,欧债经过了60余年的积累,终于到了无论如何都还不起的地步了,政府的债务危机体现的是经济结构内在的产需不平衡的结果。

  其实,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局部反应,1980年代美国经济“三高”(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已经暴露出“长期的财政扩张政策”所积累的后果。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之后的调整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这个问题的,当然,英美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给经济学带来的政策辩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凯恩斯及其相关衍生的经济学理论“背时”了,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符合新的政策辩护需要开始“走运”了。

  与欧美诸国相比,中国“改开搞”年代所出现的问题,性质上完全一样。毛时代尚不存在“剩余吸收”问题,而是存在着一个相反的问题——“短缺经济”问题,其经济学含义是毛时代民众手里的购买力大于生产量。毛时代搞了30年的高积累政策,1952-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0.44%,这个积累率得以实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维持一个“廉价政府”使得社会管理成本对于“经济剩余”的消耗相当小;二是共产党在革命后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发财致富门道,结果导致经济剩余能够顺利集中起来,在减去低廉的管理成本之后,能够积累相当可观的生产性投资。同时,由于人均粮食产量难于突破温饱水平,稀缺的土地资源长期需要集中于生产粮食,所以各种轻工业原料难于增产不具备大量投资的条件,因此,投资就大量集中于重工业方面。到了1970年代末期,重工业形成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可观,这是改开搞年代各地大量兴办企业的依托所在,大量新工厂的兴办是对重工业装备能力的一个检验。

  “改开搞”年代的开端,政府曾经短时间实行过所谓的“消费补课”政策,1979年给农产品提价22%,给城市的工人发放奖金和提升工资级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购买力,弥补产需缺口的功能性作用。同时,强行要求地方政府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并且以此作为官员考评和升迁的标准,这极大地膨胀了毛时代就已经存在于官场的“投资饥渴症”。“改开搞”年代由地方政府兴办的三轮企业,其产能很快就超过本土的原料供应和市场容量水平,导致全局性的溃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解决了“生产大于消费”的“剩余吸收难题”。有一个“合成谬误”的说法,就是形容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成功的门道,如果被所有人或者多数人抄袭的话,就必然带来失败。希望通过兴办企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只有少数地区这么干,而企业产能又不超过原料供应水平和市场容量的话,显然就具备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央政府政策驱使之下所有地方和部门都同时办企业,结果只能是一起失败。如果毛时代重工业积累的产能还很低,那么显然“改开搞”年代就算是要大办企业,由于基础薄弱能够投资的能力也很有限,特定时间段所能够建设的新工厂数目有限,就能够客观地限制“合成谬误”的生成,恰好,重工业水平足以支持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在很短时间内产能膨胀就大于原料供应水平和市场容量,这就必然地导致“合成谬误”的快速兑现。

  从三轮投资失败的后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时代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已经积累了扩张产能的条件,此后经济政策需要关注的不是如何积累资本和扩大投资,而是要关注如何提升原料供应水平和相应地兴办轻工业,同时关注民众的购买力提升,确保产能与需求的平衡。在邓小平主政之后,“改开搞”诸政策的实质是把官员们的政绩需要与投资扩张联系起来了,结果是把原本就相当严重的“投资饥渴症”正当化了。这种政策的内在后果是:把新形成的国民财富通过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手,主要地用于投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总产能扩张往往短期内就超过全国市场容量乃至于全球市场容量(例如纺织业),结果不可能不导致全局性失败。只有改开搞年代初期,从政治需要出发作出的“消费补课”政策,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体系内部“吸收剩余”的能力,保证了生产发展同时民众得到实惠。

  相反地,邓小平等人在“翻两番”愿望的自我暗示之下,通过“政绩考评标准”把“投资饥渴症”正当化和长期化了,结果导致一个结构性的剩余吸收难题——产能扩张远远大于购买力上升,结果导致全局性的投资失败。投资新工厂的愿望是靠官场的“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来支撑的,结果投资失败得不到丝毫反省与合理解决,巨额投资及其全局失败结果成为“中国特色的剩余吸收方案”,以失败的投资来吸收经济剩余,GDP数字的增长多数与国民购买力提升不发生联系,而是体现为投资膨胀及其失败和消费。在邓小平等人一方面批判毛时代高积累忽视民众生活的同时,一方面膨胀投资和积累,1978-2002年平均的积累率为39.4%。这还是在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的高积累需要之后,积累率反而比毛时代还高出30%。最近几年,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达丧心病狂的60%以上,2010年积累率竟然高达69.88%。与此同时,GDP数字中间国民消费所占份额从1978年的48%,下降到目前低于30%。

  由于国内有效购买力不足,近些年来每年都有3-7%左右的“净出口”,这也算是剩余吸收的一个方向,而大量外贸盈余除了支付跨国资本的利润之外,还剩余3.2万亿美元主要存放于美国,而美国通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和货币贬值政策(已经有三轮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潜在地削减对华债务。而且,中国官方银行持有的外债数字过大,仅仅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就已经导致了大约6.5万亿人民币的亏损(据余云辉数字:央行的美元平均成本大约是8.34元/美元,目前已经升值至6.3左右,由此形成了巨额的净亏空),这还没有计算汇金和外投在美国证劵市场的巨额亏空。

  在三轮投资失败之后,政府转型确实实现了,此后政府投资不再集中于生产型企业,而是转向公共工程,投资于公路的热潮由此兴起。在很短时间内,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就冲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全部公路里程及其通过量急剧上升到严重过剩的地步。政府工程和房地产行业的膨胀,撬动了整个经济结构,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钢材、水泥和建材行业。2011年中国消耗了8.9亿吨钢材、20.9亿吨水泥。

  如果从政府投资方向看,“改开搞”年代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相同的是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没有变,变化的是投资内容及其对于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创办工厂阶段的三轮失败投资中间,剩余吸收的行业和产能部分有利于装备行业和建筑业,而到了公共工程阶段,吸收剩余则集中于钢筋混凝土;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上,投资新工厂并以长期就业条件吸收新工人,虽然有最后无可避免的失败,但是政府投资行为还是与民众的就业扩大相关。等到政府投资于公共工程之后,一方面是政府拒绝承诺长期雇佣条件,还溯及既往搞“买断工龄”强行实现工人的雇佣化,另一方面是从拉高地租找出路开辟地方财源,急剧提高了城市的生存成本。这两者都恶化了政府和民众关系,前一个政策得罪了蓝领工人,后一个政策得罪了小资白领。

  与欧债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也积累了很大的赤字,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债务起步较晚,大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积累赤字的,赤字时间段只有欧债国家的一半左右,所以看起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温家宝出台了两个重大政策,一是提高出口退税以补贴海外消费者,一是提出4万亿的政府工程方案(由于硬性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实际上撬动的财政扩张数字远大于此)。这也是忧虑“剩余吸收难题”而开出的药方,这两大政策都带有预防危机的“前瞻性”和“预防性”,实质是通过提升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政府投资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剩余吸收难题”。不管对温家宝个人如何看待,但是,中国式的剩余吸收难题的解决方案,增加净出口和政府开支,都是“实际的可选方案”;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这两个政策选项至少比增加本国民众购买力的政策适用起来更加方便。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爆发欧洲式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严重存在;由于外汇储备和财政赤字方面严重问题的双重积累,也许不需要欧洲国家那么长的时间,就能够制造出比欧洲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值得认真反思和对待的“待发生事项”。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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