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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凌英:厉以宁们设计混改的阶级实质

顾凌英 · 2015-01-0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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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劳动者统统成了混改的局外人和雇佣者,中国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

中石化混改破冰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21世纪,拨开层层光怪陆离的外衣,世界上实际支配着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核心价值观只有两种。

  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劳动价值论。劳动光荣、劳工圣神,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所以必然的、合理的、公平的逻辑就是: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按劳分配,这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而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就是他的先锋队——共产党。而中国人民一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就是为了劳动者的彻底解放和建设一个尊重劳动者劳动权利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核心价值观就是资本的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对资本的迷信和崇拜。资本是资产阶级剥削(吸收)活劳动的唯一手段。“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有一个唯一的生命冲动,那就是增值价值,用它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来吸收可能最大量剩余劳动的冲动。资本是死的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是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

  这样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对立就外化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利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分配原则的对立。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分配原则,就体现了他们两者之间对立的价值观和水火不容的阶级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生产的目的和本质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价值只是作为一种计算劳动量的手段而已。在这一分配原则的支配下,劳动者就可以得到他们劳动的一切,包括个人工资和集体福利以及维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支出,唯一去除的只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吸血的、不劳而获的资本家。这样的社会在我们的世界上存在过吗?存在过的,那就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及今天的朝鲜和古巴。

  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最积极搞合作化的为什么是贫下中农呢?因为合作化虽然把各家的土地和一些大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使用,但当时规定这些生产资料(要素)是不参加分红的,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死的生产资料并不创造价值,在生产中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所以农业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按劳动计算工分,进行分配。这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指导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正因为这样,起初一些生产资料比较富裕的中农觉得不合算,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贫下中农的集体经济发展并置办了足够的生产资料,这时他们才看到了集体农业的前途,看到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入了伙也不再吃亏,也才自愿的加入了农业合作化集体经济。现在想来无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实践,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裂,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创造,他们的勇气令后人钦佩。

  按劳分配的农业集体化有力的维护了我国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使我国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壮大道,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巩固了工农联盟,防止了两极分化,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使我国经济第一部类的农业生产不断健康发展,支撑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教育各项事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寿命的延长,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名副其实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指导下,体现全体中国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分配制度。它保证了当时中国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全部用来造福全国的劳动人民,除了按照无产阶级的政策,对少数资本家的赎买定息之外,不再被少数人不劳而获地占为己有。因为没有亿万富翁而被资本主义世界认为“穷”的中国,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劳动人民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富的人民。我们可以自豪的说当时中国的劳动人民拥有了国家的一切,而失去的只是锁链。劳动人民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只要看看当时的纪录片,就会感到当时中国劳动者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即使被称为“浩劫”的文革,也动摇不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只要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就证明了我们的党,仍然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党。

  那么改革以来我们奉为至宝的“股份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制度呢?它姓社?还是姓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它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这是区分它社会属性的试金石!

  “股份公司是资本家联合经营的企业。”“购买股份的人都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凭股票可以从企业获得股息,还有权参加股东大会,讨论和决定公司的主要经济活动。从形式上看,凡是股东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实际上真正操纵公司一切权力的只有一小撮大资本家。因为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所以,在表决权上占优势的只是那些掌握大量股票的大股东。......。所以,股份公司实际上是大资本家控制和利用中小资本,扩大资本支配权利,实现资本集中的工具。”

  从这里我们可看到,股份公司的分配和权利是按资本(股份)的大小决定的,这里完全没有劳动一丝一毫的位置。在这里不仅中国的劳动者,而且现在领导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在以资分配的董事会,也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即使是作为大股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因为承认了资本的绝对权威,在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也不得不被迫的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了。在股份制的改革中,社会主义全民交给社会主义国家代管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股份制以资分配原则的屈从而导致国家性质的改变,而使全国劳动人民的全部资产被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圈走了,党和全国的劳动者立即变成一无所有的真正的无产者。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了党对国家经济的领导权,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蜕变成为资本主义专靠剪息票为生的十足的寄生虫,成为了资产阶级最腐朽、反动的食利者阶层。这就是厉以宁等设计的“混合制改革”的阶级实质。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冤枉了他们的好心呢?请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在2014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五届财新峰会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院保育钧称,本轮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一步打破垄断;第二个是要实行政企分开。

  其实打破垄断是假,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垄断。问题只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垄断,还是让外国的跨国公司来垄断而已;而政企分开实际就是股份制按资分配的资本权威把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排挤出去而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在他的文章:《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说:“中外的经验都说明,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出资主体多元,而股份制指的是资本的组织形式。”“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总企业户数的52%。”他用很大篇幅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的合理性。甚至把马克思也搬了出来。他认为商品作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双重存在,其所有权自身是可以分离的,不仅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所有权自身也出现了分离。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所有权分为“自有资本的所有权”和“借入资本的所有权”。货币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法律所有者,产业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职能所有者,或者叫“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发生这种分离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形态可以为货币资本家所有,其实物形态可以为产业资本家所有。

  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

  他认为:“货币资本家贷出资本以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过程。产业资本家付足利息以后,合法拥有剩余利润。这种“两种所有权分离”内涵明确、界限清晰。”而在他的规划设计中,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应当成为“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家,成为真正的食利寄生虫。请问这样的国家还是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他津津乐道于一个资本可以同时以三种形态出现的资本分身术。资本家既可以是价值形态的所有者——货币资本家或股东;(不劳而获最腐朽的食利资本家——引者注);又可以同时由另一个以资本的实物形态所有者出现的产业资本家或法人企业;(直接实行剥削职能的资本——引者注)另外还有资本的现实运动指挥者——经理或董事长成为资本运行剥削劳动的具体执行者(为直接剥削劳动服务的资本代理人——引者注)。

  请问:全国劳动人民的资产,如果变成了这样的用来剥削自己的资本,这样的改革只有谁会感到高兴呢?!

  以上就是宋晓梧顾问对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资本可以同时以不同形态存在,并发挥自己不同作用的分析。也就是说国企混合制改革中的“国有资本”可以分身,主要参与G—G’的资本增值活动,至于G—W—G’的生产指挥、管理,即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不管了。

  他批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单纯的产品生产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所有权、实物形态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其实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来说,只有生产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虚拟资本对劳动者来说,毫无用处。在他看来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是资产阶级了不起的发明。在此启发下他们也就不断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一直发展到今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见即使在改革的初期,他也早已忘记了社会中主义国家对劳动者负有的责任。

  他认为:“既然私人资本通过法律所有权和职能所有权的分离创造了新的企业产权关系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资本运动形态(包括股份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可以设想国有生产资料也通过法律所有权和职能所有权的分离来明确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多种运动形态。

  “无论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分离后各自如何独立运动或相互组合、相互作用,从国家的角度说,是价值形态的积聚和实物形态的离散,并能保证其总体价值增值;从企业角度说,则是实物形态的积聚和价值形态的离散,且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还可以从集体、个人以及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方面筹集资金,把不同性质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转化为由企业统一经营的实物形态,并保证其国有资产增殖。”看来“保证国有资产价值增值”是他心目中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的唯一目的了。

  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私有经济还是国有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他们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增值,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职能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变。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全国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无限的追求资本的增值。

  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抓好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仅仅关心价值的增值;关心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安全,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他们在劳动中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孩子的培养和成长,以及他们主人翁精神在生产和管理中的发扬,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所难以做到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做到,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切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不同。否则它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宋晓梧说:“应当强调的是,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权分离’也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外,因而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都由企业负责,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国家要确保的是它作为全民所有生产资料价值形态所有者的收益,即G国’。同时G国’也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冲动,而能否把准投资方向,就成了国有资产的市场风险。”

  这里他也提到了所谓的“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当然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承认资本的绝对权威,资本可以支配一切,资本越大,权威就越大,在财富分配方面必须以资本的大小为原则的,股份制因此也只承认股份的权威,只有股东才是公司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如果实行了股份制,没有或有一点股份的企业工人就一定不是企业的主人,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即使控了股,因为它承认了资本的权威、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按资分配它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了。

  看来在混合制的改革中,除非中国共产党亲自掌握中国的国有资产所有权,成为了国有股份制的控股大股东,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有经济才可能有领导的资格和权利。就算中国国有经济几十年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又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创建了我国的国有(全民所有)的经济,在混合制的改革中,党和劳动者就统统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权利,成了混合股份制的局外人和雇佣者。中国的国家性质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就是厉以宁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专家,拼命鼓吹国有经济股份制改革的奥妙所在吧!

  宋晓梧认为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产权组织方式,仅从资本结构分析,混合所有制突破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无论资本的价值形态是公有还是私有,都已融合为企业的法人财产。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样的股份混合所有制,是既无领导权也无控制权了,他们成了撒出去的鸭子了,除了资本,谁也管不了了,那么企业的劳动者呢?他们的利益又有谁来代表呢?!

  宋晓梧说:“我在研究美国社会保障问题时,注意到美国员工按税法401K条款建立的养老基金,控制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份。这些养老基金应属于社会基金,其规模要比我们城镇或农村的集体经济大得多。为此,许多国外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悄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1976年,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发表了《看不见的革命:养老基金社会主义是如何来到美国的》,按他的计算,当年美国补充养老基金控制了全美公司35%的股权,已经超过了相对控股所要求的比例。德鲁克惊叹,养老基金成为美国企业的新大亨,并没有经历任何危机和斗争,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案例,而如此巨大的产权变动居然没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当年德鲁克预测,到1985年美国养老基金控股的比例将达到70%,并断言:‘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生产资料工人所有,那么美国就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美国的养老基金后来放慢了前进的步伐,但到2005年美国养老基金总资产高达14.5万亿美元,超过当年美国12.5万亿美元的GDP,持有美国40.7%的股权,极大地改变了公司的资本所有权结构,使其社会化、多元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其为混合所有。不仅美国的养老基金在公司股权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欧洲一些国家也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养老基金参股不算典型的混合所有制,那么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合股在发达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国有企业,多数在通信、能源、铁路、航空、机场、公共交通、邮政服务、军事工业、健康管理等行业或领域,一般可以分为国有全资公司和国家部分所有公司。例如,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管理研究院(NAPA)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完全政府所有企业(Wholly-owned Government Corporation),这类企业实施授权法令中政府所安排的任务而成立,由政府提供经费,资产归政府所有,由总统或部长任命其董事会或行政官员;

 

  第二,政府部分所有企业(Partly-owned Government Corporation),这类企业的产权由总统和私人股东所选择的董事会支配;

  第三,政府赞助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GSEs),这类企业虽然由私人投资、私人拥有(如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但由于是政府特许,服从联邦政府的监督管理。

  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2012年网上公布的统计数据,法国国有企业总数1143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参股企业,国家独资或控股的为少数。国家控股管理局(APE)主要管理全资国有企业和25家控股企业,其中全资国有企业包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巴黎自治港、国家印刷局等,控股企业有法国电力公司(84.4%)、国家邮政公司(77.1%)、法国博彩公司(72%)、阿海珐公司(14.33%)等。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调整的,欧州一些国家“二战”后建立了不少国有企业,上世纪70年代后大大缩小了国家控股的比例。挪威北海石油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按法律规定由国家百分之百控股,后来修改法律向社会转让出40%的股份,但仍然是国家绝对控股,高管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执行。

  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我们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可以也应当借鉴。”

  在这里宋顾问,的确是把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等同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了。

  最后他说:“其实,正是混合所有制为国家资本进入或退出竞争领域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既然在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可以很好发挥作用,国家就没必要去经营实体企业,还要承担竞争风险,但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股竞争性企业,从中获得的红利再用于国计民生。”¢看来这位宋先生头脑中已经充满了红利,他对资本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上已经成了地地道道资本的人格化身!让他们设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不大可能的了。

  本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资本靠吸劳动的血而存活、而壮大;劳动靠摆脱资本的吸血而解放、而自由。他们的关系本质上是水与火的关系,利益互不相容。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人民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仍然是那样尖锐的原因;这也告诉我们即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也不会让中国崛起,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从改革中失去生产资料的中国劳动人民和失去对中国经济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上层建筑,将成为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之皮可以依附的毛,将何去何从呢?!

  希望我们党要悬崖勒马,三思而后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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