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工界有句话：“氢弹在世界上就两种构型，美国的T-U构型与中国的于敏构型”。2014年的中国科技最高奖授予了年近九旬的老科学家于敏。于老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是“两弹一星元勋”的一员，是国人的骄傲。更为可叹的是，为了军工保密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于老埋名隐姓三十年不为人知。
刚过去的201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也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90周年。清华大礼堂上演了戏剧《马兰花开》，向那一代不凡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我当然由衷的敬佩元勋们的牺牲精神，也感慨时下的道德面貌，但我有时会想，将元勋们的功绩仅仅解释为爱国真的就够了吗？
我们都知道二战时期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为了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以奥本海默为首的大量科学家从事其中。但是当美国政府准备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奥本海默他们又站出来反对。奥本海默认为当时日本的失败已成必然，不靠原子弹也能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从文明和道义出发反对使用原子弹;一些核物理学家联名上书，表示使用原子弹虽然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因此而激起全世界的恐怖则得不偿失。
但美国不仅最后投下了原子弹，而且还是两颗。美国这样做并不全然为了使战争造成的伤亡最小化，而是有他的小算盘：迫使日本在苏联对日作战前投降;即使苏联参战，美国也想通过原子弹贬低削弱苏联参战的作用和意义，抬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家可以发明原子弹，但使用的权力却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很显然，曼哈顿计划客观上在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爱因斯坦事后也为他的签字感到后悔，他说：“如果当时我知道德国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话，那我连手指头都不会动一动。”
二战后，一位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来到中国，参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她叫寒春。寒春曾经是一位纯物理学家，认为科学家的使命是从事“最高尚的纯科学研究”，但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事件教育了她，使她明白科学技术被什么人来用很重要。她对“美帝国主义”很失望。最终，寒春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寒春一度被美国媒体诬陷为叛国、间谍，其实她并没有参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建国后，她的主要工作是养牛，她说：“共产主义不需要原子弹，但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喝上牛奶。”
如何看待邓稼先的爱国主义与寒春的国际主义呢?邓稼先那一辈的科技工作者如此忘我的从事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研发出原子弹与氢弹，中国才能在帝国主义的世界环境中求得真正的独立自主;而寒春对曼哈顿计划结局的失望，是因为原子弹最终成了帝国主义的武器。正是站在人民大众反对欺人太甚的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统一的。
将爱国主义抽象化、简单化是不对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美国可以研制出原子弹，但马兰花却只开在将科研用于人类和平发展、而不是相互厮杀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今我们若将爱国主义绝对化，那么我们就不是在纪念元勋，恰恰是在消费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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