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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归来兮!

赵磊等 · 2015-02-03 · 来源:乌有之乡
为了推动《意见》的学习和贯彻,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就《意见》进行了笔谈。希望高校师生积极行动起来,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鼓与呼!

  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人为运作的结果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我在拙文(见《高校重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8条拙见》),已经谈了初步看法,不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意见》能否得到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能否重新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问题需要澄清:

  (1)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并非“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人为运作的结果。虽然《意见》在高校教师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但我总的感觉是,很多高校以及很多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反应迟钝,态度暧昧。这种“麻木”与高校多年来,任由甚至纵容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颠倒黑白,逐渐占领讲台不无关系。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我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这纯属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被边缘化、妖魔化,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缺乏说服力,而恰恰是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以及科研导向上制定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屏蔽封杀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人为运作的结果!把这种人为运作的结果说成是什么“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侮辱,更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2)学术竞争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背后总有立场的纠结。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不仅政治经济学,但凡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均是如此。学术自由是相对的,高校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自由真空,尤其是社会科学,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学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不仅是前30年高校的“老常态”,也是后30年以来高校的“新常态”。后30年的现实清楚地表明,高校学术竞争的背后一定有意识形态的选边站队,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高校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奉为主流范式,就是选边站队的注脚。我曾经给理工科的研究生做讲座时说,别说社会科学了,即使自然科学也摆脱不了“立场问题”。自然科学有一个“观察者效应”,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效应”的意思是:“一个量子力学系统在某个特定状态被观察得越频繁,该系统就越可能保持原来状态。”换言之,我们观察者的立场几乎没办法不影响我们观察的事物——只不过是程度高低不同而已。自然科学如此,更何况社会科学。

  (3)学界和高校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定和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复杂的较量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主义重返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意见》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需要历史和现实的说服教育,需要科学的理论对比和分析,需要实践的发展和深化,对此要有耐心,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但是,决不能因此就任由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理论在高校肆无忌惮,泛滥成灾。要把“有针对性的措施”和“长期的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就当前高校的现状而言,针对性的措施尤其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认为,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应当借鉴中央反四风的“8项规定”,尽快制定相关措施,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成果鉴定、科研导向上纠正并清理各种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否则,中央下发的《意见》再好,最终也只能是茶杯里的风暴——空谈而已。

  (4)“能不能作为”与社会存在有关,“愿不愿作为”与认识和立场有关。在跟其他教师讨论《意见》的时候,我们谈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意见》能不能贯彻落实,就看教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了。如果教育部的大人们没有诚意,面对高校乱象不愿或者不敢作为,中央要想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地位,没门儿!”我在想:“能不能有所作为”,这件事情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也就是跟“社会存在”有关,说白了,“经济基础”是“能不能”的物质前提。然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归来兮”正在成为当下时代的强劲呼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没有诚意”、“愿不愿作为”和“敢不敢作为”,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恰恰是“能不能作为”的精神前提。而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

  《意见》会不会被悬置?我的回答是:谨慎乐观,拭目以待。

  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回到经济学院

  骆 桢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关注,也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措施。然而,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把思政课搞好,搞活泼,搞得学生喜闻乐见就够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各人文社科领域越来越少,才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学术无禁区,思想多元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然是高校人文社科发展繁荣的基础。然而,百花齐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越来越少。甚至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出现全面退出经济学院的趋势,百花齐放变成了西方经济学一枝独秀。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越来越多是考西方经济学落榜调剂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生越来越多只能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思政课。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院消失的时候,还有人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吗?

  有人安慰我说,这是“大环境”造成的。言下之意,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包含大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势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体现。但是,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芽、生长的土壤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恰恰是市场经济。其理论将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收入分配、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联系在一起,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和危机的分析深刻而独到,对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内需不足、收入分配失衡和制定相应宏观政策都具有很大的价值。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声音。一本《21世纪的资本论》居然可以引来惊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中资本权力、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的形成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分析早就将问题说得很明白了。

  诚然,“大环境”确实有很多不利因素,比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政府的经济高参都是一水的海归,中国经济问题讨论中只能听到西方流行经济理论的声音;高校里不出国留学,似乎就是没有本事,不能发表外文主流期刊就是没有水平等。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自身的发展也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的本科生除了政治经济学外(部分学校还开《资本论》选读),其余课程几乎都是与西方流行理论无缝衔接。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不能分析财政问题,不能分析金融问题,不能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没有相应的课程?在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社会需要更多更细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指导,需要通过把握经济规律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大部分研究仍然停留在理念、观点,而不是深入研究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之间的规律。

  此外,我们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学习西方经济学好的东西,摒弃其糟粕,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学习了西方经济学什么好的东西?我们连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都做得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缺乏批判的启发和引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见》也远非春风。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改变现状,我们只能加倍努力。

  政治理论教师要有主体意识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关于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彻底决裂这样一种理论前提的,它诉诸的是一种与私有制历史轨迹完全脱轨的社会主义。而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受其制约的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这是一种“在轨”状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只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脱轨”为方向,或者说仍以科学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为最终历史选择(提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做是对此的一种严肃的政治承诺),那么,多元化的现实不但不能否定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更加确证了它的重要性。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多元化的本质还是二元化: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这是两种历史指向,它决定着中国的两种历史前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在轨”状态的长期性,或者说多元化现实的长期性,决定了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历史任务长期需要传承者来承当,尤其需要一代代认同社会主义历史指向的文化精英来承担。这种传承一旦断裂,社会主义指向的历史性探索就会功败垂成,苏东之变已为前车。然而,多元化现实的合法性存在确实使这种断裂具有现实可能性,并且也会使这种可能性大于当年的苏东国家(因为在苏东国家多元化并不合法,起码直接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合法)。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以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为本质特点的所谓多元化状态是市场化后的一种无奈的现实。对它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倡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必须倡导社会主义,这必须是毫不含糊长期坚持的,尤其在培养文化精英的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应当清楚认识并且明确指出,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就是一场争夺战,这是其重要性的本质之所在。

  关于体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主体性问题,是指哪些人或那些群体应当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决定政治理论教育成效的重要前提。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即使不是盲区也几乎是空白,至少是处于边缘地带。原因可能在于,高校设置政治理论教育始终是以威权操作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体认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被认为是领导或决策层的事,或者说,体认主体就是领导或决策层。只要他们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就行了,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理论意蕴和研究价值。然而问题远非这么简单,目前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现状没有实质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前提性问题没有解决有关。而之所以没有解决,又与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到位密切相关。

  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涉及四个群体:决策者,执行决策者,具体实施者和实施对象。决策层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长期以来一般比较强调执行决策者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既各高校领导层对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把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主要与高校领导层挂钩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存在巨大的视角偏差。实际上,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认知主体应当是政治理论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和实施对象,即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如果这两个群体并不真正体认或认同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再好的决策意图和领导方略其实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让我讲和我要讲,让我听和我要听,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区别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很大差异的。

  可是目前有多少高校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真正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呢?实事求是地讲,答案应当是不乐观的。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连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都不真正认同,何谈重要性!当然,这并不是为高校领导层开脱,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严重。我国的基本制度决定了我们应当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因此,高校的领导应是有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和高度政治觉悟的教育家。任何国家的主流教育都不可能是反体制的,而是为维护社会体制培养人才的。那种所谓纯学术的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的教育家根本不存在,近年来被主流学术界捧的山响的胡适,在中国社会大变局中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不是众所周知吗?可是,现在连办社会主义大学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单纯提教育家办学。以至于借反对大学行政化之名从而为大学非政治化开路(注1)的喧嚣此起彼伏,甚至一些不明就里的高校领导(个别人可能是知其就里的)也跟着起哄,毫无政治敏感性。

  目前高校领导层的任用,事实上也是以具体工作能力和学术地位作为标准。在此背景下选任的高校领导,有多少真正认知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还是最重要的。目前领导层的所谓重视无非是多给几个钱考察考察,多给几个课题项目等等,政治理论教师似乎也颇重于此。这是没出息、没能力的表现。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是以理服人,与钱无关。只要教师和学生真正认知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成为教与学的主体,不管领导层重视程度如何,搞好政治理论教育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上面的认识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如何使教师和学生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就确实是一个前提性课题,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首先要指出的是,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是政治理论教师的首要任务。有效完成这个任务是真正高水平政治理论教师素质的首要体现,也会为其后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目前的教学程式往往一上来就是这门课的研究对象或教学内容。可是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不同,学生对该课重要性的认识几乎不可能自发具备,也就是说,政治理论课在学生中的基础认知并不理想,所以这种教学程式是有缺陷的。那么有无可能使学生初步认识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回答是肯定的。关键在于政治理论教师自身要有这种主体意识,成为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主体。而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教师的政治素质。

  注1:为证明此判断并非空穴来风,特引著名自由化刊物《凤凰周刊》2010年第9期所刊曹保印“对《国家教育纲要》的10点建议”一文第7点建议:“在明确的时间内,一刀切式清除高校行政化现象,还大学以本来的尊严,还学术以本来的自由。对现代大学制度,《纲要》中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真是太奇怪了。现代大学制度还有中国与外国之分吗?所谓‘中国特色’事实上是‘中国限制’——‘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这类限制下,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建设,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笔者认为,这才是由自由化学者发起的大学去行政化呼吁的真实目的。

  建议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

  刘明国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1月19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该文件指出,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的正道,这才是中国的大学之道。《意见》吹响了我国思想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号角。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作者在此不揣冒失,就经济学教学提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压缩《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楚,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在忽悠、欺骗,很多内容甚至就是伪科学——在虚构的假设基础上推导、构造出虚假的命题。你要是没有看出猫腻,你会以为它是真理,你若看出其非真实性,宣扬者告诉你,这是一个“参照系”(注:虚构的参照系,有什么意义?能把鬼影当作我们行为的参照吗?我们需要的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对真实世界运行规律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居然还大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编造的谎言及其非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实在是太“特色”了!强烈建议:大大压缩《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等类课程的课时。

  第二,编写开设综合性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教材。首先,必须打破学界现有的狭隘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对经济世界的真知,都应该纳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该是科学经济学的化身,还应该是经济真相的载体。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这样的经济学,也才有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其次,必须恢复经济学的历史性特征。而这又要求我们,必须抛弃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范式和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而以历史和问题为线索来展开经济学的编写。比如说,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财富的消费。财富的生产,又可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微观生产和宏观生产。财富的分配,又可以分为不同群体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基础性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进一步,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社会形态来阐述这些问题,比如说,西方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夏商封建领主制社会、春秋战国至清、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避免陷入单纯的抽象的思辨,而要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结合在一起。有争论的理论和观点,就摆明不同的观点及其论据。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教材必须彻底抛弃虚构的范式、抛弃虚构的命题。必须改变用某个人的话或观点作为批判他人观点的依据这种范式,当然,也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三,中国版的《经济学》应该包括世界和中国的过去、现在四个部分。这样以来,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才能让学者了解过去的经济、现在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外国的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只有通过这样的《经济学》的熏陶和培育的经济学者,才可能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真知灼见。试想,一个不了解过去、不了解世界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应对现实问题的高超智慧;一个不了解过去的经济、不了解世界经济的经济学者,怎么可能提出经世济民的方略;一个不了解过去的经济学智慧(不仅包括西方的,还有中国古代那博大精深的经济学智慧),怎么可能续先贤之绝学?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也必然是遥遥无期。

  第四,中国版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可以由以下几门课程构成:《经济学学科导论》(大一新生、初学者)、《经济学说史》(必须包括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结合经济史有所比较、凸显历史唯物主义,适合大一和大二学生)、《经济史》(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西方近现代经济史两部分,适合大一、大二学生)、《当代经济学流派》(大三、大四)、《当代中国经济》和《当代世界经济》(大三、大四)

  当然,中国大学要真正成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必须压缩并简化《大学英语》这门课程(甚至可以考虑取消官方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翻译过来加入相应的教材应当是主要的内容。否则,大学相当多(多的甚至达到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费在了机械背单词、做英语四六级应试练习,学生的智慧岂能得到启迪?大学时间基本上浪费在学英语上面(注意,这并不是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而是在学一门语言),是中国高校教育的一大毒瘤,必须纠正。

  “碎片化”的教材亟待改变

  易 淼

  (重庆工商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1月19日在网上挂出,虽是寒冬出台,但有春风拂面的感受。《意见》中方方面面的“干货”不少,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我想谈一下其中的教材使用问题。

  《意见》强调,“要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个人认为,这一点对于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尤为重要。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版本繁多,良莠不齐。虽然某些教材编者队伍可谓“大牛”云集,但是质量却得不到师生认可,结构乱、小错多——比如前后章节逻辑不通,需要先讲后面再讲前面,再比如刻意追“新”,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联不紧的理论知识嵌入,弄得整本教材“碎片化”,等等。

  这样的教材,发行了N版,在许多大学的教学中使用,个人感觉不是在展现而是在遮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魅力。同时,近年来的一些好教材,比如程恩富版《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丁堡骏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已经问世三、四年头的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依旧未能进入许多高校的政经课堂。

  初略分析,有此情形发生,一方面恐怕是因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大环境所致,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诸多学校特别是所谓范式转型快、国际化程度高的“牛”大学那里,被视为“没落学科”,有些学校甚至一度要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既然如此,哪还顾得上选好教材、选对教材呢?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凋敝的过程中,一些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的人却成了学科“大牛”、“权威”,拥有话语权,所编写的教材哪怕质量不佳,也依旧会有不一般的市场。

  一本好的教材,对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复苏,意义非同一般。三十多年的大浪淘沙,能够站在讲台继续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们实属不易。这就像有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我说的,在这些年的环境下还能继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人,绝大部分应是信仰支撑。但是,没有一本好的教材,这些有信仰、有理想的教师们难免在传播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时无所依仗,力不从心。

  毋庸置疑的是,萨缪尔森版、曼昆版、斯蒂格利茨版等经典教材对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所幸,教育部当下已紧跟相关精神,开展对全国高校使用马工程教材的摸底工作。具体到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使用上,个人认为:一方面,要以《意见》出台为契机,统一使用马工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另一方面,马工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不能止步于已有版本,而是要进行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是对过去蒋学模版等,以及当前程恩富版、丁堡骏版等好教材版本进行充分吸纳;二是要注重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沿研究的转化和吸收;三是形成通畅有效的反馈机制,从一线教员对教材使用的反馈中吸收养分。

  意识形态领域的反腐

  鲁保林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刊登之后,迅速被各大网站及新闻媒体转载、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关于“不要抹黑中国”的倡导顿时在高校教师中炸开了锅。支持者认为,它确实反映了广大学生和老百姓的心声;反对者认为,这是打压言论自由,欺负柔弱书生。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大约两个月后的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千呼万唤中始出来,尽管它在某些地方还 “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敏感的人们仍能感受到变革的清风徐徐吹来。如果这股风能够刮的更猛烈一些,那么它将不亚于一场教育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反腐,其给国人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将丝毫不逊于十八大以来官场领域的反腐。

  高校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理应受学生和社会尊重的一个群体,为何会被推向风口浪尽呢?笔者是高校教师,对其中的缘由深有体认。这些年来,一些高校教师,社会舆论私下里称他们 “砖家”、“叫兽”、“禽兽”、“老板”等等。表面看来,大学是大师云集的场地,实际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家熟知的高校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我就不说了。我经常目睹一些老师在餐桌上、QQ群或小型会议上,骂社会主义制度多么糟糕,骂国有企业多么低效率,骂中共执政多么不合法,为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歌功颂德,为资本的残酷剥削辩护洗地。这些喜欢抹黑新中国的教师,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的居多。众所周知,这些学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一些教授思政课的教师也随波逐流,跟着起哄,甚至有些还被推选为思政课“教学名师”。

  为什么这些人“端共产党的碗”,却要“砸共产党的锅”呢? 如果说他们吃里扒外,到处挖社会主义墙脚,也并不为过。但是,估计有人要指责我,说我作为一个学者不够理性。那我就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略加分析:

  第一,“随意抹黑中国”是社会存在的变化在高校教师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进程在经济、文化领域不断展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基础及其载体不断消弱,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被说成是“左”,处处受到封杀排挤;向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靠拢的人被认为是“敢于吃螃蟹”,有“开创精神”,受到重用提拔;获得洋文凭,尤其是在美国高校获得学位的博士、硕士被认为“会念经”,中国高校培养出来的博士、硕士在待遇方面要差人一等;在国际英文期刊发表论文被认为学术水平高,大奖特奖,在国内中文期刊发表论文被认为是“三流学术”;那些言必称“欧美如何如何”,擅长用数学公式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问题,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过论文的海龟,来到中国大陆倍受礼遇,不少已成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赚得盆满钵满。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年代,你让那些思想活跃,且尚未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的的高校教师如何选择?

  第二,必须承认,改开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越来越无力。有人说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不这么看。至少在我看来,现在的高校教师不是这样。如今的高校教师不少过着跟工人和农民工差多的物质生活,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却时刻梦想着成为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座上宾。也有部分高校精英成了资本代言人:元芳,你说说张维迎是工人阶级吗?吴敬琏是工人阶级吗?反正我打死都不信。这些人经常打着为工人农民办事的招牌,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获取利益作辩护。

  比如,一位某重点高校教授在QQ群里转载了一段话:“……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向着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勇前进-摘自《富饶的兴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这位教授并不是在回顾过去的光荣时光,他想要说的是:“向着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勇前进”——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一群傻帽。

  搞历史虚无主义,捕风捉影,传播野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肆涂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向中共开国领袖泼脏水,一直是这些人特别爱干、特别想干的事情。

  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叫兽”,“公知”,不改造思想意识形态不行。至于改造的手段,对于问题严重的,特别是那些混迹学术江湖多年,游走在洋、官、学、商中间,“妖言惑众”的“精英”,要坚决揭露,让全国人民看看他们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多么丑陋的灵魂。高校教师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是大多数,由于长期的潜移默化,不少人存在糊涂认识,需要正确的理论引导。意识形态要有红色的舆论导向,我认为是必要的;读马列经典,参加与工人农民“三进三同”等活动,尤其是必要的。这些活动不仅不会干扰他们正常的工作,而且会促进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因为了解国情、体察民情本身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实践出真知,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意见》已经发布了,有多少高校的党委和领导干部,会及时组织大家学习领会文件的精神呢?我不得而知。我衷心希望高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领域的反腐。

  羞于承认政治经济学专业何来理论自信

  于开红

  (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西南财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经济学》等相关课程教学近10年的大学教师,看到《意见》的第一瞬间,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被《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排斥”的困境。

  第一,许多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的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前,无论是在大学讲台上,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唯“西方经济学”马首是瞻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主流经济学成了非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摇身一变,登堂入室,成了主流经济学。很多从事《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教学的老师也随波逐流,甚至有的老师羞于提及自己曾经攻读的政治经济学或相关专业。当问及“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政治经济学或其他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时,最多的回答就是“容易毕业”。至于其研究方向,也早早地转入了西方经济学领域,而且还经常用西方经济学来批判或攻击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西方经济学“代言人”根本无法完成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任务。

  第二,在大学,特别是二三流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不断缩减,已经不能体现其专业核心课程的地位。一方面是课程开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有增无减。有的大学经管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学院系,都以《西方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课程为重点,且是教师们争相讲授的热门课程。而《政治经济学》则成了冷门课程,一味地照本宣科或“填鸭式”的灌输,是许多政治经济学教师的无奈之举。

  第三,由于大的环境所致,多数人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大多数学生也觉得该课程枯燥无味。多数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学习过相关课程,以至于他们对再次“灌输”,或“照本宣科”自然而然地觉得索然无味,甚至产生抵制的情绪。大多数学生认为,只要期末考试前几天死记硬背就没有任何问题,完全不去领会该门课程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由于学术导向的原因,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对西方经济学诸专业的学习上,他们对西方经济学专业兴趣的浓厚程度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从以上分析可见,《意见》的出台,对《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而言,无疑是“甘霖”。那么,应该如何利用和吸收好这场“甘霖”呢?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提升和强调《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课程的专业设置范围和教学课时,要恢复以前经管类专业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的做法,鼓励其他非经管类专业开设该门课程;同时要增加该课程的教学课时,使之真正成为经管类专业第一核心课程,严格控制《西方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课时。

  第二,要加强对《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这是又一重要环节。在课程设置的专业范围、课时量做相应调整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将非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的教师请出或调入其对应的专业,同时还要将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科班出身的有志于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但又在从事非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研究的老师,调入与其研究专业相近或相关的专业。从师资队伍建设的角度,真正做到专业化。

  另外,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对教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可以通过学术沙龙、组织生活、政治教育等方式,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当前大学生缺乏对《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师教学方法的失当。必须改变那种“照本宣科”、“填鸭式”的灌输等死板的方法,应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特别是结合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及突出矛盾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取得的成绩等多角度,去引导学生、启发学生,让他们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李巧华

  (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意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我认为,这个强调事实上点到了高校多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失误。

  在学习《意见》的同时,我正在为下一学期的课程做备课准备。思考当前高校的课程设置和科研导向,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又当怎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呢?

  在我承担的课程中,有一门课叫《微观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浸泡出来的我来说,微观经济学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课程了。且不说本科学习时,就有过费时费力的知识灌输和训练,单是在硕考、博考的大考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最为重要的科目,可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我们80后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可纵使如此,备起课来居然依然十分困惑。

  比如,在课程导论中提及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一涉及到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阶段,我头脑中竟然是一片混沌,只有一些碎片化的现象堆积,完全没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能够深刻把握本质的认知系统——其实,这种茫然在80后的经济学专业学生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时,我才感慨自己所学的所有课程中,竟没有一门课程能够提供厘清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逻辑!——虽然自己也课外浏览过,因不是考试内容就草草读了一下。而几乎挤占了全部学习时间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本硕博学了一遍又一遍,美其名曰初级、中级、高级都上了三个台阶,可如此系统的高级读完之后,却只是应试的高手,现实和历史仍然一盆浆糊。

  究其原因,高校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知识内容的碎片化教学范式和现象化的学习导向,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缺乏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深刻性,最终培养出来的是混沌肤浅、似懂非懂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也只能是盲人摸象,不懂装懂。真成了:你说这个我知道,你再问为什么,我就真的不知道。如此培养出来的教师,又怎能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们不禁要问:高校以庸俗经济学为主流并刻意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真的科学吗?其实,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是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中,众多学者们久居其中,云深不知处,也真的忘了自己身处何地,自己是谁了。

  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地位真的很必要,真的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不能继续毁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国高校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武装

  戚桂锋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讲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

  为什么今天我国高校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武装?一是因为历经160多年中外理论与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科学解释世界的真理;二是因为高校严重弱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现状远不能适应民族复兴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曾被她的敌人诬蔑为歪理邪说,也曾一再被宣布过时,甚至逼得她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打入内部加以破坏,但都没能阻止她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的传播,足见其真理的力量。直到去世,马克思恩格斯都坚持认为:“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都是完全正确的”。这已被160多年的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所反复验证。160多年来,要说影响世界的理论学说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新、老自由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了。然而,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是多么的苍白、荒谬,甚至用荒谬的解释来掩盖自身恰恰是危机元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可悲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正充斥在中国大学课堂和教材里,误导着学生,影响着政策,损害着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无法科学认识中国和世界;就无法找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以致经济危机阴霾的正确办法;就无法找到解决当下中国诸多问题和挑战的钥匙;就无法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也就更谈不上科学改变世界了。正如列宁所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这是高校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根本所在。

  不仅如此,在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严重弱化甚至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但不能适应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苏联后期接受大学政治课教育后学生反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形正在逐步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深入践行《意见》,采取有效措施,重新造就马克思主义教育深入人心的局面,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具体实际新的成功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高校和高校工作者勇敢担当起这一光荣使命的时候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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