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莫让今日之“占中”变为明日之占“中”，“颜色革命”就在身边

　　莫让今日之“占中”变为明日之占“中”，“颜色革命”就在身边

　　乔 良

　　我们经常会说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这话听上去有道理，但实际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真正关键的是它和什么样的国际背景相联系，如果我们不能很清晰地了解这个国际背景及其动因，仅仅把它说成是有国际势力插手，有某国情报机构以及某国政府的介入，抑或仅仅指出它是国际反华势力操纵的黑手所推动，都无助于我们真正认识这一问题。

　　美国支持香港“占中”的真正动机

　　从时间表上看，香港 “占中”与美元指数上升、美联储结束QE的时间相吻合，这一点决非偶然。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事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与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中越南海权益之争甚至新疆暴恐等国内外重大事件遥相呼应。其背后明显可见美国政府的隐形黑手。但即使认识到这一步，我们仍然不能深度解释为什么美国因素会起作用，美国人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美国人真正的动机，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美国已经对它的衰落深感担心;第二是要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虽然今天美国经济形势看上去不错，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空前高涨，这使很多人重新对美国充满信心，很少有人在这种时刻预言这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强弩之末，但美国人为什么会在这一时刻加紧对其他的国家推进 “颜色革命”?

　　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并没什么两样：如同落水者，越到没顶时越挣扎。即使明天就要衰落，今天仍然要做顽强的最后一搏。如果我们把近几年发生的所有事件，包括香港“占中”事件，中菲黄岩岛，中日钓鱼岛以及乌克兰事件联系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和两个因素有关联：一是美国担心其霸权受到挑战，二是与美元指数的周期率有关。

　　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走出了三个大的波形，第一波是1973～1982年，由于美元跟黄金脱钩，美国人要多印美元，打开美元“泄洪闸”进行全球“放水”，“水位”降低了，美元指数自然就会走弱。

　　十年大水漫灌，拉美地区大量举债，流动性充足，一时间经济繁荣。当美联储认为美元“洪水”放得差不多了，有必要让美元指数走强了，便决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美元指数便开始回升，因为这时的美国经济需要从全球吸引资本回到美国。

　　可是资本怎样才会撤出其他地区回到美国呢?美国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个地区的经济恶化。办法就是减少对该地区的美元供应量，使其出现“抽血效应”，经济变坏。

　　经济变坏以后还需要一些因素，比如说，地区环境恶化。第一次出现美元指数周期变化时，美国人的办法是首先在拉美动手，让拉美出现金融危机，同时让拉美出现地区性危机，同时，它又默许阿根廷发动马岛战争，结果导致整个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资本从阿根廷撤出并全都流到了美国，支持了美国强化美元指数走强后的第一波行情。

　　相似的历史剧情第二次上演是1997年。经过又一个长达10年的弱势美元周期后，美元指数走出了第二波大行情。这一次美国利用的是索罗斯率领对冲基金攻击泰铢，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使东南亚投资环境恶化，大量资本撤离东南亚、东亚，回流美国，给美国送去了第二个大牛市。

　　现在，美元指数正在走强，并日渐走出第三波大行情，这一次美国需要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为了这一点，美国人开始貌似中立，后来干脆公开支持日、菲、越等国在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与中国对抗，一直到后来支持香港“占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让资本从围绕中国以及周边的经济繁荣地区撤出，最后回流美国。为此，美国显然很长时间在精心构建一个大棋局，这一棋局在时间表上与美元指数周期率完全重合，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一时刻。

　　那么，2014年上半年的乌克兰变局和香港“占中”有什么关系?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乌克兰制造所谓的“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又跟香港“占中”有着怎样的联系?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人的动机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美国人希望在乌克兰制造的这场变局使俄罗斯与欧洲发生剧烈的冲撞，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把资本驱赶出来。

　　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美国之意，但起码最重要的意图达成了：通过乌克兰政局动荡，包括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西部的内战，确实达到了让人们对欧洲的投资环境感到担心的目的，于是，有上万亿的资本从欧洲撤了出来。只是，让美国不爽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本去了香港。美国人本来希望这些资本统统流回美国，结果它们却跑到了香港，这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

　　为什么这些资本去了香港呢?是因为国际投资人仍然看好中国的投资机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瞄准了“沪港通”。对此，美国所要做的，当然是一定要恶化你的投资环境，钓鱼岛、黄岩岛、南海“981”钻井台，都没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唯一办法就是要让中东、东欧“颜色革命”的乱局在中国或与中国相关的地区再现，这就出现了香港“占中”。

　　香港“占中”除美国策动之外还有众多复杂因素

　　上面分析的是香港“占中”事件中的美国因素和国际背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把美国等外部因素理解成问题的全部。香港“占中”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内生性因素：

　　一是港人受英殖民统治时间太久，形成了某种“殖民地”心态，其政治表现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及内地排斥甚至歧视心理;

　　二是病态的殖民地文化优越感;

　　三是近几十年来内地经济发展迅速，财富效应造成港人的失落感;

　　四是香港国际经济地位被深圳、上海等内地城市超越后的相形见绌;

　　五是香港人盲目的民主诉求，完全忘记了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的历史;

　　六是美国及西方官方及舆论的煽动;

　　七是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及其他港媒的长期舆情准备;

　　八是必须承认某些富豪与港府联手造成的高地租政策对香港民生贻害巨大。

　　西方首选在香港这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特殊土地”上搞“占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了当今香港在其现行制度下贫富差距悬殊、人们对经济生活现状和前景不满的社会矛盾。一些诉求民主的口号，只有在经济利益严重失衡的社会里，才会得到人们的相信和响应。

　　这些年中央“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促进了香港经济繁荣发展，可是在香港那些资本寡头的操控下，两极分化加剧，回归带来的红利并没有让普通民众共享，反而相对于内地竞争发展，港人原先的优越感日渐失落，而舆论操控者有意把这种怨气转嫁到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身上。这就不难理解，一些追求公平正义、向往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为什么容易被“民主、自由、独立”的羽衣诱惑和裹挟，而沦为“颜色革命”的棋子和炮灰。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西方寄希望于港版“颜色革命”能够在内地引起连锁反应，就是因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已经在中国埋下“炸药”。而之所以未能得逞，相反内地波澜不惊，原因固然可列若干，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广大民众没有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信心，同时，也已经对西方那一套政治理念和普世价值具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还须深刻反省香港“占中”发生的国内因素

　　现在，国际舆论已经公认，美国中情局、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以及英国类似的组织深度介入了香港“占中”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找到了西方对手介入的证据，就以为没有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回头看一看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我们在什么地方做得不够，甚至有可能间接地助推了香港“占中”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自从与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敲定香港回归以后，我们的香港政策就一直不清晰明确。即中央政府以何种理念治理香港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

　　以为只要有了“一国两制”就“万事大吉”，“一国两制”就是与香港在经济上互动，政治上撒手，让特区政府自己管理。这既使港人精英过于骄纵，又使内地和香港在政治上落差太大。除了《香港基本法》，对于“一国两制”香港缺乏具体的法律安排。如对香港驻军在维护香港稳定中的地位作用就没有具体法律和执行细则，甚至把驻军完全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唯一与香港居民的交流机会就是“开放日”，除了“开放日”，人们都不知道香港还有驻军。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治理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主权治理，这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内地政府官员无论是驻港还是赴港的，大多热衷于和香港上流社会打成一片，很少有人过问香港底层民众的疾苦。

　　第三，内地企业也把一些不正之风带入了香港，引起了香港知识界和底层民众的不满。

　　第四，内地一些游客的不文明举止被一些人揪着不放，致使与内地人生活习惯不同的港人产生了疑虑。这些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在客观上也是港人对内地开火的理由。

　　“占中”对内地来讲是一堂活生生的假民主课。应当看到，“占中”是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一次预演。它告诫国人：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正处于“颜色革命”由准备阶段向发动阶段推进的危局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

　　应当明确，今天特指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本质上都是由西方背后策动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对抗运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为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的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自回归后，香港就一步步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蓄谋颠覆中国的“桥头堡”和策源地。当下的中国，表面的平静下掩盖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思想较量，群体性事件乃至社会风波发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且完全有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我们必须明确：内地稳则香港可治，内地乱则香港必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切莫让今日之“占中”变成明日之占“中”。

　　除了对美国在香港问题以及在中国周边问题上所做的所有手脚我们要做出前瞻性的、卓有成效的战略应对以外，还要反省自己，立即行动起来彻底纠治自身的失误。

　　最重要的是，要抓紧准备非西式民主的新的中央治港政策纲领、法律措施;中央驻港机构各级官员要加强走亲民路线意识，对香港民众要增加惠民举措，让底层民众直接感受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关心，从而培养民间亲内地势力;要加强对内地驻港媒体和亲内地媒体力量的支持和资助，使其不仅成为中共声音的传播者，而且要促其成长为具备影响香港及对消西方舆论的话语力量。如此，才有可能打赢香港舆论争夺战。这是我们与西方价值观较量的前哨战、前沿战。

　　可以预计，尽管“占中”已经流产，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不会收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挺住，挺过去，要让最后倒下的是对手，而不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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