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理想当是当律师或者记者。这缘由发生在我舅舅身上的一起冤案。那一年，舅舅家附近的水电站丢失了70块钱，舅舅前不久在水电站做过零工，于是派出所就怀疑是他偷的，就因为他很穷。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警察就把舅舅抓走了。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月，直到水电站一个员工在他们的抽屉里又找到了那70块钱，才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舅舅骨瘦如柴。只说了一句话，想吃肉。在监狱里，他还挨了不少打骂。
当时，我大概八九岁。很单纯的认为，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十分大。让我第一次对这个世界的公正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那时候，我认为，律师和记者是最能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理想。
也是阴错阳差。我后来真的当了记者。拿到记者证的时候，我抚摸着证件的封皮。又想到了当年舅舅的冤案。却早已没有了那时纯真的冲动，只是无奈和麻木。我还想起，另一件事。是一个粉丝去听一个据说特别牛逼的法律教授的讲座，这个教授讲的十分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就在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妇女站起来，拿出一叠申诉纸什么的，诉说起自己身上发生的冤案。大家都以为这个教授肯定会帮她，没想到，他沉默了很久，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真的能理解，这位教授的感受。前几年，我在央视的时候。早班，4点多就要到，天还没亮。焦点访谈递材料的人都排成了一个长队。清一色的衣衫褴褛的农民。在戒备森严的央视大门前，更是上访者不断。还有一些干脆在那儿安了家。裹着一床被子，就靠着大门睡。白天去捡垃圾换点零钱。我也看到，写血书，穿孝衣，在央视门前跪成一排的。我还听说，有些绝望的上访者，用大粪泼央视大门。据说，对我们凶神恶煞面孔的央视看大门的大妈就曾经因英勇阻拦泼粪上访者，获得嘉奖。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朝火里扑的飞蛾一样，心里真是特别难过，感到很悲哀。我深知他们在央视大门前，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哪怕每一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多么骇人听闻。实际上，在央视大楼里行走匆匆的人，也是个可怜虫，没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更多人把这些绝望的农民在央视大门前的行为当成是表演，麻木近乎残忍的旁观。
最初的心潮澎湃没了，我现在也是冷漠旁观者的一份子。现在，我偶尔也接到一些电话，诉说冤情。我能十分熟练地回应，环球时报不报国内的，你们只能找职能部门或者地方媒体。我知道，一般的情况，都解决不了。可不这样，我能怎样呢?记者于我，更多是谋生的手段，早已抹去了理想主义的温情。
其实，我自身何尝不是弱势群体呢?按说我的收入也不算少，但只要想起房子的事情，我就后怕。如果不是我在四年前咬牙买了一套。现在我肯定买不起了。只是60平米的一套。按照房价的趋势，我换的可能性是零了。这其实也没什么。住小房子就小房子吧。让我不安心的，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生病了怎么办?有孩子上不了好学校怎么办?老了怎么办?发生在那些上访者身上的变故，发生在我身上，我同样承受不了。
又想起张在元。他好像还被评为世界最牛逼的50位建筑师什么的。又想起，建外SOHO那些摆出一副可怜相的千万老板。穷人担心没钱。有钱人担心钱没了。老百姓担心生活没保障，官员们担心自己的贪污腐败暴露。整个中国社会，每一个个体，都在担心。每一个个体，都承受不起变故。一旦出事了，大多数人会茫然无措。于是，央视大门前，每天都聚集了一批人。所以，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弱势群体。
正在写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过来。说姑姑快要死了。问我后事的事情。她是我唯一的亲姑姑。听说，小时候很漂亮，白皮肤，大眼睛。却因为一个庸医，给错了药，成了大头症。这个庸医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一个人的一生却被毁了。我见到的姑姑，瘦小的身材，特别大的脑袋，顶着蓬松的头发。总是喜欢朝家里捡垃圾。喜欢说，粑粑好吃面难捱。小孩见了会害怕，可能要做噩梦。她今年60多岁，一直生活在我叔叔家。我最敬重的叔叔还在她之前去世。从去年开始，她也病了。躺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善良的不能再善良的小妈一直照顾着她。直到今天。死去，对她，对我小妈，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解脱。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刻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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