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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问

天下第一大老粗 · 2011-02-20 · 来源:乌有之乡
发展方式转变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一问  为什么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因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或即将不可持续了,基本上走到了尽头。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以量取胜粗放型的方式,付出的代价难以继续承受,因为是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并过度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天怒人怨,内危外逼,搞不下去了,所以必须转变。  

先仅就环境污染和消耗资源而论,这两方面的情况触目惊心,多年来早已有人大量披露,现只例举比较有代表性的报道,窥一斑可见全豹。如一则题为《掠夺性开采透支未来》的报道: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华北平原就陷于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生态脆弱不堪。‘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成为海河流域的惨重现实。抽取地下水,对于千万华北农民来说实在是个无奈的选择。200万机井遍布田间地头,正在透支华北的未来。官方通报显示,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的水量。  

“地下水不断下降,一个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已在华北形成。河北老水利专家魏智敏说,目前,华北平原京津冀三省市已形成20多个下降漏斗区,5万平方公里出现‘漏斗’。地下水埋藏最深的在天津,达到 110米 ;河北最深的机井在沧州地区,达到 800米 ;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已被抽干,没水了,被采空了。”  

上文摘引自《潇湘晨报》的一则报道。记者可能讳言掠夺性开采地下水的原因,像是无头告示。其实谁都知道,这是该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粗放型资源消耗型,当然包括过量耗水产业,不顾一切地追求GDP增长的结果。除此之外,还会有其它因素吗?  

香港《南华早报》 2010年10月14日 的一篇文章就说得比较明白了:《工厂变牧场为沙场》:  

“油画家陈继群(音)在北京飞往锡林浩特的航班上说:‘8月份是最好的时节。牧场上花开了,羊肥了,骏马欢腾。但你再也看不到这些景象了。飞机正飞过锡林郭勒盟。这里曾是内蒙古最著名的牧场,如今却变得毫无生机,如同澳大利亚内陆一样沉闷。陈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内蒙古地区画画。他说,仅仅不到10年前,内蒙古大多数地区看起来仍与成吉思汗时期的牧场别无二致。星星点点的湖泊、季节性河流和稳定的地下水使这里的牧草在夏季能长到齐腰高。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这里出现了大量煤矿和金属矿,许多污染性工厂拔地而起,这些工业点之间建起不断延伸的铁路和公路,人口密集的城镇随之出现。繁荣的采矿业和重工业需要水源。在得到政府批准后,它们榨干了所有的常年湖,修建水坝拦下几乎每条主要河流的河水。几年时间里,牧场消失的趋势一直蔓延到北部同蒙古国接壤的边界。一些环保研究人员认为,内蒙古泛滥的工业化可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为干旱。  

“北京以北不到 1000公里 的乌拉盖湿地曾是中国最重要的湿地之一,2000多平方公里的低地由一条常流河灌溉。即使在过去最干旱的时节,各种生物仍能在此找到避难地。60多岁的牧民阿鲁哈(音)说:‘很难相信政府敢在河流上建水坝,把天堂般美丽的牧场变成了沙谟。’2002年,河流的上游建起一座水坝,为当地经济开发区提供水利资源。不到3年,整个湿地便告干涸,成了北京沙尘暴的沙源之一。阿鲁哈一家失去所有的牛,他们向北迁徙到邻近边界地区的最后一个牧场。他说:‘如果工厂再建到这里来,我们就得越境了。  

“与内蒙古相比,蒙古国气候更冷、更干燥,环境也更脆弱。如果全球气候变暖的借口属实,蒙古国内蒙古出现一样的结果。但中国内陆的牧场在不断消失,而在边界另一面,牧场却依然存在。居住在小山包上的比利格巴特尔(音)见证了山脚下的牧场在几年内被大量矿场和工厂占据的过程。这些工厂排放出令人窒息的粉尘和浓烟,他的羊群成批死去,内脏都成了黑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自然通过干旱给这些工厂和矿场带来致命性打击,而这正是它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专家说,内蒙古几乎所有矿场和工厂都秘密、非法地挖掘水井,疯狂汲取地下水,内蒙古的地表水通常是不可再循环的。一些地下水蓄积了100多万年,一旦消失便不会再生。在未来8年内,内蒙古多数工厂将因缺水而停产。”(作者史蒂芬·陈,伊文译)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不顾一切疯狂追求GDP增长,特别是胡乱邦当政时鼓吹“有水快流”以来,中国的矿藏资源就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特别是”30多年来,干这种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的勾当,叹为观止,现已难以持续了。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矿藏资源里,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能保证需求的只有6种,其中又以稀土矿藏的开采最为典型。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曾以中国拥有稀世之宝而感到骄傲和欣慰。可是,胡乱邦们是如何对待中国这一战略资源的?说来痛心疾首啊!  

稀土矿用途非常广泛,从手机到电脑,几乎所有现代化产品和设备都需要使用稀土元素。特别在生产高精尖武器中,更是必不可少。大家知道,以美国为首包括曰本在内的西方国家联盟几十年来一直对中国实行严密的武器禁运,而中国不但不对等报复,让稀土供应与其禁运挂钩,反而敞开供给,并且量大价廉。这发扬的哪门子风格啊?!  

请看摘引自《青年参考》2010年11月9曰,作者薛牧青、齐云鸿的一篇文章,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稀土问题的现状及其遭遇:  

“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6%,堪称稀土资源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稀土,2010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享弗里斯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报告披露,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国稀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7%,其他三国的产量都为零。  

“由于中国近几年大量开采稀土,中国稀土储量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7%,只剩2700万吨。按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至20年,未来可能需要进口。  

“稀土产量世界第一却不掌握定价权。在1990至2005年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虽增长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  

据说,后来中国这一稀有的珍贵物质出口价卖得像“大白菜般便宜”,因而其他有此资源的国家纷纷停止开采,也都从中国进口。越是便宜,当然越是畅销,又促使中国越是疯狂开采,有的国家如日本则越是大量囤积。有资料表明,仅在2010年前9个月,曰本进口量同比竟然成倍增加。囤积都嫌多了,加工后再出口。这个毫无稀土的资源小国,过去多年竟然成为世界这一物质的第二出口大国。  

现在的问题是“好景” 不长。即使疯狂的掠夺性开采造成严重破坏环境的污染仍有容忍空间,可采储量也拉响了警报。“按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20年,未来可能进口。”但到那时,稀土进口价会像今天出口价这样“大白菜般便宜” 吗?恐怕将暴涨几十倍,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可能同武器禁运一样,严密控制这一战略物质。  

不惜严重污染环境和廉价出卖资源(包括消耗资源加工成初级产品出口),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稀土矿藏的储量形势尽管已经如此严峻,还不断然留作已用,仍在“正常出口”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继续下去吗?所以必须转变,而且还要加快。  

中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也是发展方式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要依靠出口,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也难以为继了,因为出口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主要是消费能力较大的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今后再难保持旺盛势头了。  

资本主义的痼疾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而产生的消费相对不足,产能过剩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断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但可以在两次危机之间延长它的周期。延长危机周期的主要手段或方法就是鼓励民众透支消费,消化产能,以暂时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之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下,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迎合选民,也倾向于在不改变剥削制度,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民众做一些“好事”,中国称之谓“实事”,如增加与提高福利开支待遇。虽然这样做将给未来埋下祸患,即寅吃卯粮可能造成收不抵支的赤字,但只要当时不出现财政危机,谁都想在选民面前当“好人”。  

但是这种性质的消费与开支犹如无源之水,终将断流。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各国政学界人士讳言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致命的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痼疾,故弄玄虚,顾左右而言他,将经济危机的到时必然爆发归咎于所谓监管不力,那是本末倒置,企图掩盖真相,维护世界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念,似乎加强监管就能解决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像一个已经过了盛年期日薄西山的老人,现今是在靠打强心针苟延残喘。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加强监管”言犹在耳,各国就竞相海量印钞“刺激经济”了。据说,全球经济还因而“企稳向暖”了。几十年积累而拖延的病症,一付药吃下去就痊愈了,你相信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少有例外地由于长期过度透支消费,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充斥坏账,政府债台高筑,社会保障入不敷出等等。为了避免财政经济崩溃,不得不在透支消费问题上作出调整,而且将是长期性的。他们再要像以前那样以旺盛的消费需求而吸纳与带动中国出口的连年大幅度增长,还可能吗?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克服与缓解危机,不约而同地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便已证明了这一趋势。  

以法国为例。萨科齐政府新出台的经济政策措施,引发了该国民众大规模的骚乱。中国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延迟两年退休时间吗,法国人竟然如此激烈反对,太过份了。其实在这点上,法国人的战略眼光与斗争精神比中国人强。他们已经看出延迟两年退休这一小动作,不过是萨科齐政府紧缩政策的开端,投石问路而已,根据经济“病情”需要,今后将没完没了。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惹的祸,凭什么买单的是劳动人民,而非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就在今天将本国资产阶级政客转嫁危机损害于人的计划止息于初始之时。法国人可能是吸取了中国人前车之鉴的教训。  

中国资产阶级政客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开始也是小动作。看看没有人激烈反应,动作也就越来越大了。如提出所谓“打破铁饭碗”, 开始只针对个别违犯纪律的人,后来发展到几千万人,连劳动模范也未能幸免。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之后,现在“大”也大多改制消失,残存的极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朝不虑夕。一系列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动作,开始时害怕人民异议与反对,还讲究一点合法性,并创造大量歪理邪说混淆视听,现在则肆无忌惮,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不放在眼里,弃之如蔽屣了。中国还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赖以依靠的根源已经被阴谋家们断送了。这是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结果和报应啊!  

不扯远了,言归正传。今天,已有学者认识到:“靠出口拉动经济,旧梦不再”,“ 中国走外需发展道路已行不通”等等。他们的分析意见主要是认为,世界市场经过此次经济危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产品外销受阻,因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相应地转变了。我认为这个意见虽然正确,但没有说到要害上。遗憾得很,中国学术界虽然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迄今也无一人涉及到中国必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害,关系到中国安危的要害。  

学者们的意见是被动而为。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经济危机,世界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变化,仍然对中国商品保持强劲需求的话,中国也就勿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了。这样理解不错吧?我要指出,这是非常危险的认识。执政者如果认同了他们这一意见,就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犹豫不决,而不是理性地牺牲暂时利益,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激流勇退,主动地断然转变。“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顶桂冠还是不戴为好。其中道理,且听老粗道来。  

现在,世界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可谓都认同了这一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各时期敌友的分别决定于现实中利益变化,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中国被允许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且从中获益,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遵照西方列强制定的市场经济规则行事。市场经济讲究交换,你想有收益,就要用对方认可的相应付出换取,否则不能成交。而且递投名状时,还必须投其所好。那么,左右全球化经济规则的霸主最在意的是什么?无疑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存在,因为是这位伟人及其思想指导与引领全国人民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饱受西方列强颐指气使、欺凌掠夺的历史。帝国主义者为此憋了一肚子气,还没出呢。在他们还没有消气的情况下,中国能加入全球化经济并获益吗?当然不能。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黑云压城,“非毛化”恶浪一浪高似一浪,直看到前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是分崩离析,国力急剧衰落,才如梦初醒,有所收敛。“非毛”期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位现代秦桧不远万里跑到大洋彼岸嘻皮笑脸向美国人赔罪,被称为“消气之旅”。 如此卑躬屈节,所为何来?美国人大量进口消费中国廉价的商品,以保持其让世人称羡的富裕生活方式,然后开动印钞机付款,中国收了外汇美元又返还给他,购买实际上兑不了现的白条——美国国债。美国人反觉得是他对华贸易逆差似乎吃了亏而怒气冲冲,每年以此为由头对中国发难。中国无疑于像是个冤大头,肌体内的血液不断地被人无偿抽走。如此外贸出口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  

向美国人赔罪还不够,须进一步表明心迹。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准备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美国人不久前还因毛泽东决策,援越抗美,被打得丢盔弃甲,仓皇逃离而怨气未消,也需要向美国人赔罪,以实际行动纠正以前犯下的“错误”。正好,越南人对中国以怨报德,挑起中越边衅,于是就利用来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痛击越南,也让美国人气消了一大半,开始对中国另眼相看了。  

不过,美国人气消了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放心。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最担心中国什么?就是中国一旦发展强大起来,可能对他们形成“威胁”。这也好办,自废武功就是了。先造舆论,如今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又借口满足人民生话需要,搞所谓“军转民”,军工厂纷纷改行生产普通曰用品。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制计划项目几乎全部下马,已经成功地生产出来了的,也停止改进,甚至殃及民用高端产品,如“运十”干线大飞机。坚决拥护和参与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引进资本技术,发挥比较优势,甘当从属于人的配角。就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放下心来,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无意威胁你们的利益,仅仅是希望和请求你们开放市场,让我出口低端产品,讨口饭吃而已。  

谁知西方列强还不满足,认为中国开放程度不够。于是再应洋人要求,进一步改革,放任外资吞并国内产业,不论国有还是民营。据说,现在中国28个关键产业,已有21个落入跨国公司外资之手了,最典型的是汽车业,中国留下了全部GDP,外商却拿走了70%的利润……  

中国构建了如此“和谐世界”, 却没想到,西方近年来大谈“中国威胁论”,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真的是无事生非,吃饱了撑的吗?非也,事出有因。原来,这种“威胁”又是源自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包括科技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者,谁不愿做英雄而甘当傀儡,仰洋人之鼻息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单位领导者中,也有许许多多信仰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路线的人。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的经济建设方针,有着一种天然的认同感。这种感情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他们身心中硬夺走的。尽管他们在一段时期可能因为不明真相,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随波逐流,不知所措,但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科技发展不同路线的强烈对照下,终将醒悟过来,重走老路而显身手,并自强不息,随之科技新成果不断问世。如果这种脱离走资派官僚控制的情况任其发展下去,问题就严重了。这种危险性除了极少数洋奴买办精英分子心知肚明,其他中国人可能还浑然不知。  

包括曰本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怎样发达起来的?开始是靠对外侵略掠夺。这一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不必赘述。后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在其影响与支持下,被侵略掠夺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曾武力镇压,终因反抗激烈而失败。传统的“硬实力”失灵了,从上世纪中后期起,便逐渐改变为用“软实力”。 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然是为了巧取豪夺,维护与发展其国家利益。  

这种软实力主要用于“自由贸易”上,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前侵略掠夺而造成的先发优势生产的高端产品,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低端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从中获取巨额利益。为了维护与发展这种利益,便鼓吹、提倡和按排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则灌输所谓“比较优势”理论,使之入彀。  

欲知其中道理,请参看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他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一书中的阐述。他曾经提出过一种富有创见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作为其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工具。当他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实践时发现,西方经济学宣扬的自由贸易,实际上将会使富国与穷国的发展出现上升的“扩展效应”和下降的“回荡效应”。  

缪尔达尔是这样解释的:发达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出口将使其工业进一步得到提升,劳动力从农业及其他低端的工业部门流向高端的工业部门,并且由于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教育随之提高,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更促进了经济、社会进步,是为“扩展效应”; 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先进工业品的结果,将使本国相对应的工业生产部门因为无力与之竞争而衰落,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减少,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无法得到提高,文化也随之落后,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回荡效应”。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产业发展政策一直在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道路前行,什么“回荡效应”,官方并不在乎,甚至反而有意识地附合。但使西方国家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搅局,中国科技人员挣脱走资派政策的束缚,产业发展之路出现了变数。他们开始感受到威胁了。原来,所谓“中国威胁”,指的并非传统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输出,而是今后经济产业上的利益竞争。  

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档次正在加速度提高。例如,高速铁路引进技术,吸收消化再创新之后,中国正闯进西方发达国家赖以获得高额利润的高技术产业领域,而分得一份利益。中国是一个智慧民族,而且具有吃苦耐劳的特点,更使西方人惊恐的是,他在世界上还是一个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工资却很低的国家,其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谁能与之争锋?!  

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目中,尤其是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分明是一个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西方国家现在之所以没有同中国翻脸,是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感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总体上还是以低端品出口为主,至少在现时,他们还能从对华高端品出口中获取利益。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高铁”即是一例。  

一般地说,各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其内政需要,主要是利益需要,中外莫不如此。有的国家,如法国萨科齐政府,一时对华友好,一时对华敌视,态度似乎变化莫测,其实是有规律可寻,即他考虑的着重点在眼前,还是长远?决定其对华态度的好坏。另有国家如“大韩民国”,也很矛盾。中国现在是韩国第一出口大国,而且,韩的对华大量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其高端产品不等价交换低端产品。没有中国,他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恐怕曰子不会好过。但他为什么要充当美国反华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因为他考虑的侧重点主要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仅仅在几年前,他还是世界上第一造船大国,却看到这顶桂冠,即将或已经易手,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韩国的科技产品远非顶尖,在世界上属于二流,中国赶超指日可待。所以,他比美国人更气急败坏,有强烈的危机感。统一朝鲜是他的梦想,没有中国,可能已经实现了。但今后来自中国的威胁更现实,指的是在世界上竞争夺取造船定单的威胁。  

当然,最在意“中国威胁”的还是美国人。最近的一个坏消息是,中国人制造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竟赶在了“计算机王国”美国产品的前面。如果不设法遏制住中国人的这股发展势头,将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但这种真实的担忧能直白地说出来吗?当然不能。于是就另找理由。美国现在采用,其盟友也势必将效尤的一法,就是转移视线,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给本国人民造成的不幸归咎于中国,从而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  

例如,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也被认为中国难辞其咎。本来,中国对美出口的都是美国早已不生产的低端品,美国国内高失业率与中国何干?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也硬扯在一起,被美某些政客当作煽动民众反华情绪的一个重要由头。假如中国出口产品走向高端,有朝一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同台竞技,将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我们的工资成本大约仅有他们的10%左右。到了那时,西方国家千百万人失去饭碗,就真的与中国有关了。现已被煽动起来的反华情绪将达到仇视的程度,我们承受得起吗?  

于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空前的“两难”问题,无法解决,不可持续了。如继续以量取胜,走低端品出口为主之路,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都已不堪重负,此外,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因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而方兴未艾,技术与市场受制于人,也非长久之计,资源进口不仅价格因中国需求而飙升,推动国内输入性通胀,还随时可能被阻,国外要求中国减少碳排放的压力曰趋增强等等,都警告着此路不能再走下去了。改走发展高端品出口,以质取胜之路,如上文所述,前景也很危险。总之,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迫使中国必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有鉴于此,中国主流派政治经济学家们现在谈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指的转变粗放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型、出口导向型等等经济发展方式,他们认为,如果转变为集约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内需消费为主的方式以后,经济就又可持续发展了。非也。如此只能缓解于一时,而不能根本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还须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拨乱反正,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  

曾几何时,中国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右派学者,对英美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里根当政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崇备至,认为应当是中国学习效法的榜样。谁知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将这一“华盛顿共识”掀翻在地,世界各国纷纷进行反思,欲步其后尘者也从此悬崖勒马,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主流派不会轻易认输,他们鸭子死了嘴巴硬,可能会说,中国现在同英美一样,不也是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方式中的一种吗?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就能独善其身,甚至“北京共识”举世夸赞,吃香得很呢。外国人也一头雾水:中国人掌握了什么独门秘笈,师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照常高速增长?  

其实,什么“共识”,说穿了都一文不值。概而言之,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无论“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共同特点,就是操弄虚拟经济,以克服与弥补其实体经济因生产资料私有化同生产力社会化而必然产生的矛盾和不足,主要手段就是透支消费。两种“共识”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消费透支经过长期积累已经过度,危机终于爆发;中国则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透支消费方兴未艾,还大有潜力可挖。两者存在着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西方现在接二连三地闹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却在同时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社会需求势头,推动着经济高速发展。  

老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两者透支消费的主要载体惊人地完全相同,即通过银行大量放贷,鼓励居民购房消费,发展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就是说,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闹起经济危机来,将比西方各国更严重、更长期。这是因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前闹过危机,心有余悸,多少还讲究点克制。既然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那就要设法在两次危机之间尽可能延长资本主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周期,当危机来临时,也要设法尽可能降低危害程度,所以,他们的透支消费还是有分寸的,并不敢胡来。中国则是暴发户心态,满桌酒席恨不得一口吞下去。有报道说,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几年内房价竟然增长几倍。中国楼市泡沫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减免购地支出,房价哪怕下降七、八成,仍大有利可图。主要依赖于房地产业的经发方式也必须转变,近年来经济学家们这方面的论证已不少,我也将在下文“二问”中补述。  

   

   

二问  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转变不了

首先,是因为提出这一方针的执政者及为其提供咨询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虽然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但逃不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魔咒,他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迄今为止,其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目的,“摸着石头过河”,向来不问目的何在。更可笑的是,肉食者们连事物的手段与目的都混淆不清,往往将手段当作了目的,却不知道,欲使事物成功,先要明确目的,再决定采用何种手段,方能有效地实现。一个人连去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走呀?本来目的地在东边,他却偏往西走,那不是离目的地越走越远了吗?并非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此荒唐,改革开放以来,与目的背道而驰的事,可谓屡见不鲜。  

例如体育运动。毛泽东曾有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体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可是,反毛“凡是派”的混蛋们反昏了头,凡是毛泽东提倡的,他们就反对。他们废弃毛思想,而改用邓理论。邓小平对体育运动的题词是“提高水平,为国争光。”本来,两者各有侧重点,可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全民健身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运动水平,在运动健儿们提高水平夺取奖牌为国争光的鼓舞下进一步普及。可是他们偏要搞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似乎只能顾一头,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夺金牌。于是,用于体育的资金几乎全投入到培养竞技运动员身上,而罔顾全民健身的需要。结果,金牌倒是获得了大丰收,但有资料报道说,与此同时,我国人民的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质却下降了。也就是说,发展体育运动与其主要目的——增强人民体质毫不相干。  

又如邓小平提出的“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此为手段还是目的?他的公开说法意思很明白,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的途径而先致富,再利用榜样的力量使人们群起效法,可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他的“先富论”指的是手段,而非目的。但执政者偏要将手段当作了目的,结果谬以毫厘,失之千里。因为,假使将共同富裕当作目的,就会讲究“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手段的正当合理性,并使之纳入为达到共同富裕目的而设计的有效的法制轨道。但政客们偏将“先富”视为目的,那就可以偷盗抢骗不择手段了。因为,只有巧取豪夺,才能最快地让一部分人大发横财,先富起来;反之,如果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走邪路,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所以,今日中国社会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从理论上说,都是源于不同阶级的人们无意识或者有意识,误解或者“误解”了邓小平“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的初衷,当手段当作了目的。  

再如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目的,曾经明白无误,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话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可是改革开放以后,要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套,这一目的就相应地过时,不适用了。谁都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在中国则是为了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富上加富。但这一目的在一个“毛左”思想仍有严重影响的国度里敢说出口吗?于是“曲线救国”,大谈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等“理论”,又是将手段混淆成了目的。忌讳谈论目的,似乎只有手段,难道是为发展而发展吗?其实,为其真实目的服务的具体手段,就是官员“政绩”考核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和根据的设度设计。  

“特别是”30多年来,拨正反乱,在新的“政绩”考核制度设计下,各级官员的“GDP祟拜”高烧不退,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老百姓的痛苦指数也相应地提高。资本主义手段与社会主义目的背道而驰。其间,闹了不少令世人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的怪事。重复建设不再被当作浪费性质的犯罪了,反而大加提倡。例如,官方采纳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践中否定“全国一盘棋”的中央计划方针,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优越性之一。当年,在发展民用品如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时,各地一窝蜂地引进了100多条生产线,后来大约90%都报废了。前些年搞信息网络建设,移动、联通、铁通等六七家单位各自为政,各建一套系统,尽管从技术上说,合建完全可行。结果也可能是为了GDP增长总量更加可观,宁愿多花几千亿元,相当于浪费了三个三峡工程的投资。据说,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近万亿元,为什么无人管束?恐怕也是因为它有助于GDP增长吧。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不曾经也是GDP增长考虑下的产物吗?出现劣质,甚至“豆腐渣工程”在中国早已不是稀罕事了,因为这类工程可为以后预留GDP增长空间而乐此不疲。如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0年,大修24次。建设部公告,中国建筑寿命平均只有30年,低劣程度可能是世界之最。如今中国方兴未艾的招商引资热,特别是引进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投资,更是各地官僚津津乐道的“政绩”, 因为能使当地GDP显著地更上一个档次。但其内容如何,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吗?富士康“13连跳”可能只是个特例,不足为训。那么,我们就举一个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例子,可谓图虚名到了可怜地步。  

例如,中国的外贸出口产品约有6成是外资在华企业,即像富士康那样的代工企业生产的,品牌、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都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制造环节,赚取的是蝇头微利,几个付出血汗的辛苦钱。如一台由美国苹果公司开发的售价299美元、 30G 容量的ipod音乐播放器,其中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设在中国的苹果公司以及零售商能够获得设计和营销费用163美元,负责制造和出口零部件到中国的其他亚州国家和地区获得了132美元,中国企业仅仅获得4美元组装费用,为此还要付出土地、水电、资源、环境的消耗与污染的代价。那么,中国官僚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口一台组装完成ipod,GDP增长的账面上便多出了150美元,汇总起来,“政绩”惊人,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再如此增长几年便是第一大国了,将载入史册。官员们热衷于沽名钓誉,如果说这也是他们执政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那倒是实现了。但美国人现在却以“150美元出口”为据,指责中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并造成其国内失业率飙升,居高不下。看来,这“4美元代工”的血汗钱也不是好赚的。  

恩格斯曾给机会主义者画过一副像:  

“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机会主义者执政,是不可能转变经济发方式的,因为他们采用的经济政策措施,“忘记根本大计”、“不顾后果”和“牺牲运动的未来”。上文例举执政的官僚可能出于“真诚的”动机而采用的经济政策措施,都是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追求短期效应并没有错,但错的是这种短期效应均属于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性质,从长期看,完全不利于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民富国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目的的阻碍与破坏作用将越来越大地显示出来。参与全球化经济合作,也无所谓对还是错,决定于你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如果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不断发生“扩展效应”的分工位置就是正确的,否则,充当只能使自己的低技术含量产业陷于“回荡效应”泥淖中的角色,则是错误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已喊了很多年,为什么少有进展?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回荡效应”在发生阻碍与破坏作用。你要往前行,它在拖后退。这个“它”指的是“比较优势”。  

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比较优势”是最大的功臣。这种机会主义短期效应考虑下的作用,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始终如影随形地陪伴着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比较优势与现在的发展方式,两者亲密得分离不开了。  

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使某些尚具有国家使命感,但思维迟钝的统治者开始有了一点儿警醒,感觉到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前景不容乐观,甚至危险。虽然从此“加快”之声空前急迫,但却不知所措,仍在病急乱投医。因为此前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了的原因尚不明白,病源没有找到,怎知对症下药?当然转变不了。其实,症结就在于迷恋这个“比较优势”, 不思解脱。  

比较优势理论,这是西方强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暴力侵略掠夺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式微的情况下,以柔性欺骗手段取而代之而创新的一种理论,目的是继续榨取落后国家的财富,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以及利用一部分所得用来缓和其国内阶级矛盾。  

西方学者创新这种理论,是专门用来向原来因被侵略和被掠夺而致贫国家兜售的,居高临下,忽悠愚氓。因国情不同而异,上钩者可能有两种国家,一种是被逼无奈,另一种是心甘情愿,中国属于后一种。因为中国是在建国20多年后,已经建立起初步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高科技产业也取得一些非凡的成绩基础上,为图眼前的利益和一时的成就而上钩的。只要信奉了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就像吸毒上瘾一样再也难以戒除,而且,还会像“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入改革来解决”一样,毒性发作时,也要靠继续不断地加大剂量才能止痛,以求得安稳。  

将比较优势当作致胜法宝,长期建立在有意识地压低劳动者工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中国产品廉价,挥向世界市场,所向披靡,因而连年保持了出口的连年大幅度增长,带动中国GDP猛往前冲,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甩在了后面;但另方面,剑锋就有锈蚀缺陷了,因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微薄,囊中羞涩,而导致内需消费乏力,与GDP增长越来越不适应,所以,当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出口一度受阻,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产生的严重矛盾,便也在中国凸现出来了。2009年,主要依靠出口生存的中小企业一下子倒闭了4成,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加入到失业队伍,社会稳定形势随即变得严峻起来。  

幸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透支消费已经饱和,甚至过度而难以为继爆发危机不同,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透支消费则刚起步,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相同的是,透支消费的主要载体也是房地产业,资本主义命中注定,难兄难弟必然同病相怜。虽然现在似乎境况高下悬殊,其实只是暂时现象。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包括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略。  

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鼓励透支消费,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延缓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传统经验。中国亦步亦趋,照样学习。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在透支潜力挖尽之前,房地产业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个时候,人有多大胆,GDP增长就能有多快。2009年,实行积极的金融与财政政策,成万亿的资金砸向市场,投资力度之大,可能空前绝后。果然,当年GDP仍然保持了奇迹般的高增长,竟然丝毫也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而使出口急剧下降的不利影响,原因就在于,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3%,取出口贡献率而代之,甚至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力挽狂澜,功不可没。  

像美国人之前搞“次贷”时一样,欲使这种透支消费方式在当时行之有效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必须设法不断地推动房价上涨。房地产业的繁荣程度,在一定时期内,与其价格上涨成正比。因为,一是由于财富保值的避损需要,二是投资投机的获利欲望,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买涨不买落。也就是说,房价涨得越是迅猛,房市越是繁荣。但繁荣周期又与之相反,越迅猛越短命。就像是拉弹簧,拉力越大,弹簧越长,长到一定程度就非断不可。房价高到越来越多的人承受不起的时候,房地产业也临近崩盘之日了。  

中国执政者是空中走钢丝的高手,政策就是他们手中的平衡木。鉴于一连串房地产业崩盘国家的前车之覆,他们也深知,国民经济依赖房地产作为主要支柱产业而发展,是危险的,从现在起就必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不要过度倾向于这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这个支柱产业的依赖之深,已经离不开了,如果强力矫正过来,也会失衡:经济就往前走不动了。真是左右两难。这个时候,调控房地产政策这根平衡木就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了。人们看到,近几年这一政策杠杆时断时续,时严时宽地向左右两方面摆动,其实是反映了高空走钢丝者动摇不定的矛盾心理。  

也是中国人运气好,“两难”之际,出口形势好转了,国民经济发展相应地减轻了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房价连年大幅度上涨的危险趋势可以遏制了。这就是当前“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调控房地产业政策的由来。执政者可能认为,这一政策是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谁都知道,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已经大大的有,所谓“健康发展”的含义,是指不能再“过快上涨”了,并没有挤掉泡沫的意思。以前任何时候涨上去了,不但不能挤,而且房价还要在金融政策调控下持续不断地适度推高,否则,就可能削弱,甚至危及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支撑作用,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开创和保持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繁荣局面,最直接的影响却是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是逐利的,投资倾向于追求最大利润。比较起来,搞其他实业经济生产,包括自主科技创新,赚钱不易,也很辛苦,而这些年来凡是参与了房地产业的投资者,几乎无不轻巧地便大赚其钱。中国亿万富翁中,房地产商占了最大比例,就是明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大企业家到小资产者,更多的人趋之若鹜,千千万万的“待富者”正在先富者的引领下,一道投入房地产业,形成了全民炒楼的壮观局面。一个社会,无论财力还是智力,终究是有限的,现在的社会力量大部都已用在了依靠房地产业的繁荣而使经济发展的方式上,并且对各级政府来说,“土地财政”依赖之深,可能举世罕见,已经须庾不可削弱,遑论离弃了。试问,又有多少余力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际行动上看,各级官僚甚至还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执政的议事曰程上。  

不过,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纸上谈兵的倒是不少,但好像无一人提及现在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不得不利用透支消费手段,选择依靠房地产业推动方式的深层次原因。避而不谈的忌讳不难理解,因为那将会不可避免地触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医治的痼疾与痛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而使收入消费和产能增长难以适应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既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顾左右而言他,以安慰一下人们的危机感吧。经济增长依靠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遭失败的情况下,从表面上看,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们似乎也都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反对者,但实际上,赞同者并不乏其人。当然,他们的表态是委婉的。一种典型论调是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0%多一点,远未像西方国家80%左右那样饱和。言下之意,房地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大着呢,何必杞人忧天,担心充满价格泡沫,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购买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萧条而衰落,影响经济增长?他们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然,怎么可能忽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市场上的商品需求,不仅仅在于人们的购买欲望,更决定于人们的购买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绝大多数民众一年的劳动收入,只够甚至不够购买城市一平米住宅的国度里,怎么去实现80%的城市化率?除非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容许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壮大。  

当然,大概很少会有人相信与听从这些无话找话说的低能儿见解。另一些官方学者就高明多了。他们认为,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低收入劳动群众的工资,让其有钱消费,包括购买高价房产。从现在的舆论宣传和政策走向上看,官方好像采用了这一高见。这付药方不能说是开错了,但能否见效,则决定于如何饮用这一付药方。我认为不会有效,根据很简单,说来可笑,肉食者们至今还没有分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与手段,两者混淆不清,甚至将手段当作了目的。  

诚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的目的,应当是大大地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消费能力,替代已显示难以为继之兆的外贸出口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发展格局,以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也可以说,提高民众收入是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目的。怎么提高呢?人们根据中国当前产业大多是低档次的现状,不约而同地都想到必须加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向高端产业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效益,从而有条件增加民众收入。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提高产品档次只是实现增加收入目的的一个主要手段,却不能当作目的。有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科技自主创新搞好了,收入自然就会相应地提高。如果这样认为,整体而言,个别例外,结果必然是失望,增收目的不会实现。因为,欲实现增收目的,除了搞好科技自主创新,还必须辅之以另外一种主要手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喊了这么多年,其目的为什么一直实现不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忌讳、害怕和反对使用这另外一种主要手段。到底是什么手段?读者先猜一猜,老粗在下文“三问”中再作解析。  

前文例举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邓小平的“提高水平,为国争光”两个题词,前者应当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简而言之,全民健身的目的可以通过竞技体育的手段更快更好地实现。但若将竞技体育这一发展体育运动的主要手段当作目的,那就可能走向歧路,反而不利于实现目的。经济发展中GDP高速增长,应当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民富国强。但若将追求GDP增长这种手段当成了目的会是怎样?现实中已有答案。同样的道理,如果科技自主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定位错乱,也将失去本来是为了实现增加人民群众收入这一目的的一个主要手段的应有作用。  

持续和大幅度地增加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是少数人,如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支付工资的公务员等阶层)的收入,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第二,提高了的效益要能比较公平地分配。第二个条件“二问”中暂时不谈,留待“三问”中补充。第一个前提条件在现在的社会机制运转情况下,就基本上无法办到,即使产业结构往高调了,自主科技创新成绩喜人,也办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两大特点:一是私有化改革不断推进,私营企业面广量大,已占国民经济中最大比例,二是外贸依存度日益提高,出口市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我们现在所谓增加国民收入,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增加外向型私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因为他们占了工薪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如果这些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根本就不可能提高,或者提高的空间很有限,那么,从长期看,怎能指望内需消费取外贸出口而代之,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前进的主驾马车?假若一定要勉强使内需消费担当此一重任,那也只能是可发挥短期效应的,以房地产业为主要载体的透支性质内需消费。  

私有企业劳动者工资难以增加,或加薪有限,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分配必然倾向于强势一方的资本家这一因素,首先是因为受制于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因而,资本家即使肯发善心多给工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普遍低下?因为它们出口商品的定价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外商手里。  

出口商品定价主动权,对于企业效益来说,比起自主科技创新,也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关键因素。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概括了高科技产品必备的五大要素,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基本自给,产品质量不逊于人,市场销售利润较高。前四个要素可谓统属于自主科技创新范畴,都是手段,服务于最后一个要素——获得较高利润的目的。出口商品定价权也是一种手段,它同自主科技创新一样,都是为实现企业经济高效益目的而不可偏废。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热议中,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各抒高见,但却鲜有人提及这个至关重要的定价权问题。它是怎样落于外商之手的?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它还能设法争取回来吗?不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对于主流派学者来说,这却是个忌讳话题,避之唯恐不及。那就让老粗越俎代庖,先简单地提一下吧。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代,在外贸体制与机制集中统一的情况下,虽然这种经济制度可能有“僵化”之弊(其实这一点尚须商榷) ,但其主要优点之一,即当时出口商品定价权曾经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则是不争的事实。此权后来旁落于外商,始自改革开放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企业成份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之时。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没有力量保护国家主权(出口商品定价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又一个例证。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国际贸易规则是西方列强跨国公司的代表们制定的,首先就不允许你搞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性质的集中统一对外贸易方式,加入WTO,必须自废武功,改为各个企业单独对外。外向型企业从此变成了一盘散沙,为外商各个击破提供了对其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且,外国大资本家早已占领了销售市场的制高点——在全球营销网络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尽管中国私企可能如主流派学者吹嘘的那样“活力”无限,也许像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终究逃脱不了跨国公司的手掌心,人家只要稍一动作,便会将你压制在五指山下,使你永无出头之日。这就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私有企业的命运。其具体表现是,绝大多数出口私企的产品销售利润率低下,约在2%和5%之间。  

近年来各种传媒,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出中,经常推出某个私有企业如何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开发高端产品,从而利润大增的事迹。不错,确有这样的私企,但只能是个别例子,而且示范作用极其有限。原因很简单,2%——5%的利润率,不可能投入较多的研发费用。有调查统计说,90%以上的出口企业甚至不敢奢望设立研发机构,新闻报道中的范例只能属于凤毛麟角。于是在中国企业中就普遍地产生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利润率低,没有能力投入研发费用,导致产品档次难以提高,越卖不出好价钱,利润越低。这些没有独立研发能力,苦于利润率低的企业,好像一群蝗虫,只要看到某个行业产品市场热销,利润较高,便会不约而同一窝蜂地涌去,而使这种产品的市场很快被蚕食殆尽,产能又逐渐严重过剩。如此,又为外商提供了压价捡便宜的条件。从微观上看,中国私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确实表现出了话力,反映在企业活动中,纵向比较,科技创新能力还是在逐渐提高,企业管理也不断进步,但宏观结果,不过是在为外商作嫁衣裳,因为你始终逃不出他们掌控的2%——5%利润空间。  

由于受到外商的出口商品定价权的掌控,中国企业效益普遍低下,中国亿万劳动者的工薪收入随之难以提高或者加薪空间不大,因而影响到内需消费增长乏力,不可能替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力,如此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岂非实现无望了吗?也不是的。假使采用笔者暂时保密的另一个主要手段,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事业单位,不论国有私有,只要是属于中国人所有,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仍有实现的可能。  

现在经济发展方式在所有制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推广私有化改革,二是实行外资化开放。但是这种性质的改革和开放,与欲转变为增加民众收入,提高内需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好背道而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于这种性质的改革开放,非但不思改弦易辙,还要“坚持”“ 深化”呢。“摸着石头过河”,不问方向路线,更不知道目的何在,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免南辕北辙了。  

不论内资外资私有制企业,他们运营产生的利益,其分配必然倾向于强势的资本家,而剥削于弱势的劳动者,造成贫富悬殊差距,不利于提高内需消费能力。不过,如果是内资私有企业,只要不属于替外商产品代加工组装的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对这种差距,尚存在官方利用行政手段调节,使之缩小的可能性,而外资私有制企业,则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其中道理,不难理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同一事物的真理标准,人们却可能由于利益立场、观察角度和时间先后的不同而产生歧见。我们今天的讨论,则是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所以,是否真理的标准,就应当定位于推进还是阻碍实现以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为主,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根据这一标准,私有化改革和引进外资政策,显然并不是“真理”。  

有调查统计报道说,劳动者工资收入占企业GDP比重,国有企业大大地高于私有企业。主要原因很有意思,同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的论断相反,在经济效益方面,国企一点也不比私企低。请看官方的一则报道:  

“据《人民日报》 2010年8月4日 报道,《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日前发布,这是重点向社会披露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同时对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央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税负、薪酬、垄断等状况进行了回应。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回顾》显示,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年均增长19%。  

——纳税方面,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上交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交税金5•4万亿元。通过数据研究得出,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业中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税负平均值的2倍。”国有企业效益较高,因而才有能力多付给劳动者薪酬。  

再看引进外资政策。所谓“以市场换技术”,自我削弱甚至废弃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最典型的是汽车工业,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部件如发动机不能自给。“合资”的结果,据说7成的利润大头都被外商拿走了,剩下的小头,当然就不可能支付给中国汽车工人以他们的外国同行那样的较高工资,永远都不可能。现在汽车热销之时,工资不知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否?更低下的是采用所谓“苏州模式”, 来料加工组装,中国人恐怕连一成利润都拿不到手。再等而下之是引进“二老板”开设的,替跨国公司产品代加工企业,如富士康,他的利润率本来就很低,再对雇佣的劳工敲骨吸髓地剥削,迫使穷工人生不如死,一个个跳楼自杀。但此类“世界500”时下却是各地官僚热捧的对象,因为可以满足官僚们两方面的需要:一是“政绩”上的,当地GDP大幅度增长了;二是面子上的,统计外贸出口,“高科技产品”连年不断创新高。  

如此倒行逆施还要继续“坚持”和“深化”,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于指望太阳从西方出来了。  

   

   

   

l      三问  怎么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著名说法:“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后来,这个说法被认为是“极左”,彻底地否定了,现在则改而提倡“和谐社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并没有因人们主观上的闭目否认而消失。即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论,怀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当然希望经济发展方式在有领导、有步骤、有条不紊的和谐社会中转变,但不排除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干扰破坏,有这种可能吗?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今后将曰益加剧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相抵触和冲突。因为,这次全球化经济危机带给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教训是,透支消费玩过火了,建立在这种消费方式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已近崩溃边缘,造成的后果是一个接一个国家的社会发生动乱,并将长期化,可能危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而缩小虚拟经济泡沫,相应地加强实体经济,,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他们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是内容和目的与我们不尽相同。  

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缓解他们代表的阶级与其国内无产阶级的利益矛盾,使之消除阶级斗争,建立他们的和谐社会,也在与时俱进,因势而为,不同时期选择应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资本主义强国信奉丛林法则,早期用的是赤裸裸地侵略掠夺落后国家的方式,后来,20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兴起的力量搅局,不得不改为金融诈骗、产品不等价交换等比较隐蔽温和的方法,损人利己,将从外国攫取来的财富一部分分配给其国内民众,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但是,这种方法现在也遇到了挑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巧取豪夺,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贸易规则,经过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化。各国都提高了防止被骗的警觉,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因而,像1997年洗劫东南亚国家那样,不再能够轻易得手了。实体经济中的高科技产业,却因相对于虚拟经济的长期较为忽视,发展速度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某些新兴国家,也就是说,以高端产品交换低端产品,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能力也日益削弱。西方列强国家经济发展趋势恶化主要反映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上——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发展,一旦泡沫破裂或缩小,失业潮便会汹涌而来。这是个令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感头疼而又无法解决,并将长期存在的头号问题,特别是对美国。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其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较大程度的修正。当时,他们之间不再争斗了,面对以苏联为首,后来新中国也加入其中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美国领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抱成了一团。表现在军事上,就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美国这个西方列强中唯一没有在刚刚结束的二次大战中遭受重创,反而大发横财的大国,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有条件慷慨解囊,推行“马歇尔计划”,援助同类的战后各国。苏联本身就被战争折磨得满目疮痍,当然更没有相似能力援助他国,反而还要从己方阵营中的国家,例如前东德获取赔偿。如此一予一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上的差距很快就分别显示出来了。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失败的远因。  

与之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国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智囊们,在操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远比他们对立方的同行高明。尤其是现代以来,他们成功地将患上先天性致命痼疾,像是一个走向衰亡的老妪,经过其整形和梳妆打扮,再加以非常注意不断地调理饮食,所以乍一看似乎比世界上另一个虽然体质健全,但因后天失调,长期缺乏保养的少女,更显得年轻有活力。简而言之,他们在操作经济的策略战中,战胜了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对手。  

这种假像迷惑了世界上许多人,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身居高位的某些人,特别是那种利用其前任的一些过失,迫不及待欲露两手以取悦某些急功近利的民众,树立自己权威的领导人。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典型,中国好像也有这种人。  

取悦民众的最简便方法,莫过于实行一种能迅速产生短期效应,哪怕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只要使愚民百姓感受到确实得到了以前没有得到过的好处,先把他们引上钩再说。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西方帝国主义“钓鱼者”对待中国新领导人,也是这种心理。知道点二次战后世界现代史的人,大概还记得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吧,而今安在?已经分崩离析,国力衰弱不堪了。  

当初,即1948年该国领导人铁托同斯大林闹翻,脱离苏东阵营,随后在自以为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条件下,接受美援。黄鼠狼给鸡拜年,天上真是掉下馅饼了。开始,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美国还能容忍,并未干涉。后来苏东阵营解体,南斯拉夫失去利用价值了,美国立即凶相毕露,借口其国家领导人为防止国家分裂,像中国镇压“藏独”、“ 疆独”曾动用过武力一样,扣上“种族灭绝”罪名,被引渡境外,客死于他国狱中。  

像当年中国能否加入WTO,必须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脸色和首肯一样,中国今后可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西方列强的态度,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是决定因素的话。国内一般善良的人们也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是十分独立的,那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已被帝国主义所左右,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至多处于半独立状态。

老粗文字表达能力低下,无能简明扼要说清问题,不得不多费笔墨,但自信没有离题万里,越扯越远。国人都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年接纳中国加入WTO,是有彼此心照不宣不成文的前提条件的,即接受“比较优势”理论,向低端产业方向发展。接受不接受,主要看行动。中国很快而且非常彻底地经受住了西方国家的这一考验。当年,以“运十”大飞机下马为典型标志,几乎所有高科技项目,不论正在研制的,还是接近成功的,都难逃厄运,统统取消和下马,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  

在西方国家心目中,中国现在提出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背弃当初“入世”时的不成文安排,打乱国际分工秩序,试图从西方设置的低科技产业“回荡效应”圈套中解脱出来,向高科技产业“扩展效应”方向发展。如果中国人的这一企图得逞,将会造成怎么样的严重恶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说了,不能允许中国人过上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富裕生活,否则,对全人类都是灾难,因为地球资源不堪重负。也就是说,中国人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空口嚷嚷可以,阳奉阴违也行,真若实行岂能容忍?!  

同中国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有他们的核心利益与不可逾越的底线。谁若侵犯了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底线,他们必然同你兵戎相见!中国作好准备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了吗?如果没有应战的决心和胆魄,那么,在此之前,就不要侈谈什么自主科技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谈论这个话题,中国人中不怕恶霸威胁的硬汉才有资格谈论,软骨头懦夫没有资格谈论。  

迄今为止,中国参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分工合作,在人家的心目中,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这种作用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当前欧州经济的复苏,明显得益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国际分工合作机制中的积极参与,这是公认的,连西方极端反华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前9个月,欧盟对中国出口与进口分别同比增长39%和30%。中欧双边贸易额已超出了金融危机前水平。  

其实,准确地说,这次欧洲经济的复苏,应当是得益于中国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低端化。因为,危机的根源是民众消费与社会产能不相适应,前者滞后于后者。为此,至少危机期间,在其财政赤字允许限度内,必须尽可能放松银根,以促进消费增长,复苏经济。但市场上货币流动量增加又会诱发通货膨胀。这时奇迹出现了,那些国家并无通胀之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大量进口于中国的廉价日用品,平抑了市场物价。中国商品价格便宜到了什么程度?人工成本大约只有西方国家的10%左右,工时超长,环境污染成本不计,劳动保障费用省略,利润率只有2%——5%,还时有出口退税补贴,各地更有对出口产品数不清的优惠政策。相反,中国进口于欧洲的则大多是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高端产品。欧洲商品对于中国来说昂贵到了什么程度?一架“空客”飞机能换取中国数千万件衬衫或鞋帽,足以堆成一座山。中国连年大幅度增加的定单,有效地维持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工厂生产,降低了他们的失业率,也无疑于大大地减小了街头暴乱的规模。  

因而,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遭到他们的不断非议和持续攻击,但这并未妨碍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的说来,双方的合作关系是主流。就像商场上的生意伙伴,虽然互相并无好感,但只要彼此有利可图,还是可能走到一起。但这种合作关系今后很可能终结,转化为敌对关系。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欲从低端转为高端,到那时候,中欧贸易关系也将从互补变成竞争。可以想像得到,那时,现在依靠中国定单大赚其钱的欧洲许多工厂,不但再也赚不到中国人的钱了,他们的海外市场还可能被中国产品挤占,从而危及其生存,遑论发展了。中国高速铁路项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日本一家高铁公司的老板就已经愤怒地指责中国“剽窃”了他们的技术,虽然中国引进的是时速 250公里 的技术,吸收消化后创新为时速 350公里 。今后,中日两国在这一项目上,争夺世界市场是不可避免了。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丛林法则,商战已经打响,而且必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欧洲国家当然也是如此。中国的C919干线大飞机研制成功后,还会买“空客”吗?至少不会花数以百亿的美元大量购买,售价和利润也将大幅度降低,对他们最坏的结果,是遭到像高铁一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欢迎你购买他们的高端产品,但不能“自主科技创新”, 那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危及他们的核心利益。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恐怕是习惯于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现在危机经过“救助”,即使有所缓解,但治标不治本,其后遗症也将长期存在。透支消费难以为继了,今后将不得不量入为出。挤掉“繁荣”泡沫,意味着必须冻结甚至降低工资,并且大幅度减少用于民众的福利开支,从而影响消费,产能过剩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又使消费乏力,形成恶性循环。不过,只要全球化经济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分工合作的格局一如既往,没有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愿意继续像现在的发展方式这样克己利人,为全球化经济作贡献,那么,这次危机的主要殃及国——西方列强国内民众的生活,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中,通过高低端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仍能维持相对而言的高水平,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在发达国家的“优越性”。 也就是说,危机对那些国家民众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适应感觉,还在可承受的限度内。  

但是,如果中国人不愿再忍受“四高”(高污染环境、高消耗能源资源、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 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虐,试图转变,欲跻身于富裕国家,因而对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提出严重挑战,将来的情况又会是怎样?那时,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会高端化趋同,对他们来说,中国因素不再是积极的了,相反,在世界市场上还成了竞争敌手。受此影响,其国内失业率不但将因少有中国定单而无法降低,甚至反而由于中国竞争继续升高。总而言之,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对西方而言,无疑于一种损人利己的决策行为,不可能再实现“双赢”。 资本主义各发达国家现在还在提心吊胆,因为经济危机并未结束,随时可能“二次探底”, 在这关键时期,中国却准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其雪上加霜。你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据新华社报道,权威人士声称中国经济面临六大“两难”问题:  

一,人民币升值若过快,就会面临出品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面巨大的国际压力;  

二,既要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又不能走过去一味扩大出口的老路;  

三,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增加;  

四,房地产调控不可半途而废,但房地产的大萎缩也对经济不利;  

五,节能减排要上调资源价格,但当前物价需要控制;  

六,宏观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两难”问题没有说出来,可能是不敢。那就让老粗代说。上述六大“两难”问题,都有赖于这个最主要“两难”问题的解决,否则,一个也解决不了。这个最主要的“两难”是,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将侵犯西方列强的核心利益,害怕遭到报复。  

世界上充满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矛盾中前进。问题在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你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前进道路。如果是“摸着石头过河”,不问方向路线,搞得不好,反而可能倒退走回头路。改革开放之初,也曾遇到一个“两难” 问题: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还是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分工?非彼即此,两者无法并存。因为,你如果坚持前者,势必将损害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列强的利益,无疑于与虎谋皮。于是,只得“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原则,只图眼前利益不顾后果了。”  

但是,废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便强词夺理,不容分说,给它扣上“闭关锁国”这一风马牛不相及、莫名其妙的帽子。被批判过的“造机不如买机”的洋奴哲学也咸鱼翻身,又时兴了,据说,那是不识世界时务的“极左”分子搞的名堂。大批军民高科技产业项目下马,理由则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老百姓生活艰苦,国家财政十分紧张,不能劳民伤财,去搞那些远期才能见效的东西。直到不久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没有几千万元人民币继续投入试验已经基本成功的国产“运十”大飞机,却有几百亿美元去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这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原来是通过“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之类“改革新政”, 搜括于国内亿万老百姓的口袋。最近的官方统计说,中国还有近亿生话在贫困线下的人口,而这个中国自定的贫困线,即便是近来提高了标准,也低于多年前联合国制定的每曰收入一美元。消费占GDP比重,1980——2008年,中国下降–35•9%,2007年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大多数发达国家为60%以上,发展中国家50%左右,中国则为35%,排名世界倒数第一。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占GDP比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而美国则始终在50%左右,两国差别悬殊。这些归根结底,都源于资本、技术和市场都依赖于人,自己拚命发挥“比较优势”,产业低端化产生的后果。  

自主科技创新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本上是一回事。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闭关锁国”“ 保守僵化”“ 极左”政治经济路线产物了吗?人民群众被欺骗了一次,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开放产生的上述结果,终于使亿万民众醒悟过来,不会再那么轻易地受骗了。共产党领导层中不乏爱国精英和有识之士,他们也顺应民意,提出了以民生而不是GDP为本,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这就使执政的走资派官僚陷入了尴尬境地,并且也不得随声附合,像煞有介事地要求各地干部和民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毛泽东的经典名言,真是久违了。  

中国难道要恢复毛泽东路线了吗?面对中国表面上的变化,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不明底细疑虑重重。所以,他们要敲打敲打中国,反映在持续不断地施压,在各方面越来越频繁找麻烦,直至临近中国京畿地区举行以航母为主导的黄海大军演。  

中国许多人犯了经验主义毛病。美帝纸老虎不用怕它,60年前,我们那么贫穷落后,不是曾经把他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了吗?现在更何足惧!错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中国还像当年那样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吗?自从丢弃了毛泽东旗帜,早已气势不再,变成一盘散沙了。走资派政客对中国今天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帝国主义现在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内忧外患,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那是一种不识国际时务非常危险的念头,因为将破坏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换格局,损害人家的核心利益。  

但是,这种忧虑只可意会,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能言传。因为老百姓不理解这种忧虑,他们头脑中的毛泽东思想“遗毒”远未肃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求他们重新屈膝谈何容易。偏偏帝国主义者一时也不理解中国政客的“两难”心情,心急了点,恨不得一下子就将中国搞乱,变得衰弱不堪,消除对其称霸于单极世界的潜在威胁。真是天大的冤枉!中国国内问题堆积如山,难以解决而自顾不暇,韬光养晦一百年犹嫌时间短了,岂有那种非分之想?在国际上当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怎么还有人不相信呢。中国人现在在还没有忘记奋发图强的共产党领导者的号召下,爆发出来的自主科技创新的狂热劲,再像以前那样用行政手段硬压恐怕不行了,但能做些手脚,让他们的希望目的落空。  

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还是将会向帝国主义屈膝,长久性的关键因素,决定于中国是一个强大国家,还是一个肥大国家。假使是前者,必然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科技创新的经济建设路线;如果是后者,经济上则会依附、依赖和依存于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目标为建立强大国家的毛派“爱国贼”,必须排除阴谋将中国变成肥大国家的反毛卖国贼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干扰与破坏,这是当前政治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这却犯了西方新老帝国主义者的忌讳,将损害他们的核心利益,岂会听之任之。买办官僚心知肚知,又苦于不敢明言。如何既向国内人民有所交代而又不得罪国外强人,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高空走钢丝,是需要平衡技巧的。所以,一方面,对自主科技创新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另方面,将损害人家的核心利益消弭于无形之中。前者表现在口头上,后者落实到行动上。于是,世人就看到了奇特而荒唐的中国经济政策:拚命出口获得的顺差巨额美元,大部分只能购买美国债券,同时又热衷于引进外资,将许多重要产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美国刺激经济复苏,对他而言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拿手好戏则是滥印钞票,稀释债务,最大受害国无疑是持有上万亿美债的中国。引进外资挤压中国民族产业,直接悖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的。也就是说,越是引进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资本,提高民众收入,以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为主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越是渺茫,最终必然落空,因为赚大钱的利权在被源源不断地外流了。  

还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天差地别。为什么巨额外汇储备大头不用于国内,却在世界上当散财童子,一次次几十亿美元地购买那些国家的债券,帮助他们填补因高福利支出而造成的财政赤字。执政者的最高理想境界应当是赢得其国内治下的民心。即使从这一点考虑,也需要对老百姓多结善缘,为什么反而对外慷慨对内吝啬呢?例如,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其子女上不起学等等问题长期拖延不解决,甚至置近亿贫困人口难以温饱于不顾。这种怪事没有人能解释得令人信服。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对今天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各色人等来说,百年大计,安全第一。购买美欧债券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贿买安全的行为。肉包子打狗,根本就没有指望对方会还本付息。如同中国历史上北宋向金朝年年岁岁进贡一样,现在只是名义上好听一点,性质则完全相同。  

这些年来,某些御用学者突然热衷于为中国历史上早已盖棺论定,被钉上耻辱柱上的人物,如秦桧,李鸿章,蒋介石等丑类翻案平反,“恢复名誉”。古为今用,也是为当代“低调俱乐部”的类似人物丧权辱国,卑躬屈节的行径辩护而已。  

美国施压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也让人理解不了。美国人说,其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源在于人民币汇率过低,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夺去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但事实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几乎全是低端品,特别是曰用必需品,美国出于人工成本的考虑早已不生产了,不买中国的,也要别国的。真若提高了人民币汇率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有害于其国内市场上的通货膨胀。而且要求一下子升值25%——40%。中国若答应其要求,大多数出口企业将亏损倒闭,数千万工人失业。既然人民币升不升值与解决其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没有多大关系,又明知不可能答应其要求,美国人为什么要将汇率问题嚷嚷得越来越起劲?醉翁之意不在酒,谜底很快揭开了,原来,他们是要将它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敲打中国的工具。据说,现代文明国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要讲究互相妥协让步,避免矛盾升级。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汇率升值,那就要在另方面让步。果然,中国官僚心领神会,外商仅仅对中国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初始政策抱怨了几句,认为“被歧视”了,马上就将“政府采购”这块大蛋糕拱手让人。  

“购买国货”制度是政府采购法中主要内容,从国际上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唯有今曰中国例外。尤其是在保护本国新兴的稚嫩的高科技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政府采购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甚至可谓影响与决定成败的因素。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足够大的市场销售空间,特别是私有企业加大投入可能获得较高利润回报的高科技产品研发经费力度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要明白,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将长期处于“散、弱、小”状态的中国私有企业来说,要他们现在就研制“高、大、精、尖”类的高科技产品是不现实的,自主科技创新只能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做大做强。具体地说,他们在现时期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在进口替代高附加值产品,即中端产品上下功夫。  

例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8月24曰报道:                      

“新医改8500亿元的资金,正成为外资医疗器械巨头急于瓜分的大蛋糕。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原副会长郑全录曾说,在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约80%的CT市场、90%的磁共振市场、90%的超声波仪器市场、85%的检验仪器市场、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端监视仪市场、90%的高档生理记录仪市场被跨国公司垄断。  

“在外资品牌的鼓动下,国内从三级医院到二级医院,采购昂贵仪器冲动不断。不仅如此,目前社区医疗和农村医疗也成为西门子、飞利浦、CE等巨头的关注重点,正将触角伸向县级及乡镇医院。”这些应当属于政府采购的范畴吧?  

“尽管国外医疗器械品种比国内贵很多,但是国内医院仍是乐此不疲。国内已经采购约20台达芬奇机器人,这种由美中互利独家代理的产品每台售价2200万元,而且达芬奇机器人每套脱卸式手臂器械最多只能使用20次,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核算,每次辅助外科手术的成本在8—10万元之间,意味着每套手臂价值200万元,而更换一次就得投入200万!  

“但是仪器出售后问题则接踵而来:售后服务跟不上。目前CE、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各大巨头,每家都有超过3000名员工,其中主要是销售人员,而售后服务人员则只是一个很小部分。行内人士分析,此外,销售仪器能带来高额的利润,而售后维保相对来讲没有销售赚钱来得快,这样售后维保也就被淡化了。”  

另据报道,其它类科学实验仪器的进口比例更高,甚至全是舶来品,利润丰厚的“蛋糕”也被外商瓜分了。  

世界各国通行的政府采购,中国不但没有与国际惯例接轨,起到对本国企业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保驾护航的作用,更有甚者,反而在国内市场上,歧视与压制本国产品。据《经济参考报》 2010年11月15日 报道:  

“中国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近日透露:‘除了大连和少数几个城市,目前,德国海瑞克几乎垄断了其他城市的盾构机市场。地方保护成为了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  

“他介绍,随着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城际铁路、水利工程、过江隧道等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大,盾构机作为挖隧道的专用大型机械,其市场需求也成倍数增加。  

“茅仲文透露,‘我国自己生产的盾构机已经可以出口,却无法取得国内市场。正在进行庞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我国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垄断。其实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机械,盾构机是突出代表之一。’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的装备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要求,我们承接的许多工程难度都相当的大。’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苏鹏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我们一样招投标,但我们在技术和价格都占优的情况下却拿不到标。’”  

与当前中国大量贴牌生产和出口的服装、玩具和其它来料代加工产品相比,自主开发的医疗、科研仪器和工程机械等类产品的技术含量要高得多,销售利润也比较丰厚,能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高收入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对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更大更好的带头作用与促进作用。可是,这种能创造更多高薪机会,更大更好的带头与促进作用的好事,刚一开始,便遭到内外夹击,面临着夭折的现实危险。美国人以人民币升值问题为筹码,频频施压,要求中国在自主科技创新中的政府采购问题上让步,买办官僚赶忙同意,表示所有在中国投资注册的外资企业都视同中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其实是超国民待遇),外企产品就是中国产品。因而换来了美国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干打雷不下雨。如此互相妥协让步,中国人保住了面子,美国等西方人得到了里子,各取所需而“双赢”。  

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智囊型学者太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陷于本是为别人设计的陷阱中。西方列强国家和中国都有这样的人。先谈外国的。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重灾区。危机的根源,除了马克思早已阐明过传统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法调和解决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国内民众现在的生话水平,遑论提高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想得很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挥各自产业和成本的“比较优势”,前者以高利润的高端品交换后者低利润的低端品,而使两者的高收入高生活水平与低收入低生活水平各自都固定化。但是,聪明人一旦动了损人利己的歪心思,便会一发而不可收。垄断资产阶级出于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条件,总想设计出一种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不劳而获的最佳方案。搞实体经济不符合这个要求,即使是高利润,钱也赚得辛苦艰难。只有虚拟经济才是制造暴富神话的理想之选。虚拟经济泡沫只要不破灭,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玩的劫贫济富游戏,比通过高低端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攫取财富的手法更高明便捷。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除个别例外,经济结构越来越避“实”就“虚”,本末倒置了。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之比居高不下,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总额是全球GDP实际总额的14•2倍。但主要依靠虚拟经济泡沫支撑的资本主义繁荣表象,因为缺乏实体经济的相应基础,泡沫吹得过大,现在终于破灭了。正是成也泡沫,败也泡沫。西方国家已深陷于当初自设的陷阱,恐怕不那么容易脱身。也是据世界银行判断,全球银行业大量“有毒资产”尚未消化。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实体经济企业每生产出1元钱物资,其产生的利润,本身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的虚拟经济中,就有14•2元的投资等待参与分红,“毒资”可能“消化”得了吗?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地折磨着一些国家,将永无结束之日。  

再谈中国某些聪明人的表现。对外开放的目的,看来同私有化改革一样,也只是为了使占中国人口一小部分的人富起来,那么,经过30多年的逐步深入努力,现在应当说是实现了。但这改革开放成果并不巩固,欲避免得而复失,还需要煞费苦心,防止祸患发生。解决现实中一大堆“两难”问题可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要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利害得失。哪些可以暂且搁下,或者阳奉阴违,甚至根本不用理会;哪些则必须迫切处理解决,都要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立场上有针对性地选择。  

买办官僚可能认为,所谓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并非当务之急,也违背了当初同人家彼此心照不宣的“入世”安排。让它见鬼去吧!如此外患重于内忧。国内问题不论多么严重,都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只要经济仍在正常运行,特别是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的泡沫维持着不致破灭,就不用担心会出大乱子。利用社会上人们对银行负利率,通货膨胀而使财富缩水的恐慌心理,楼市大概还能“繁荣”几年。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施加形形色色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军事压力,才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是长期性的。如何将这种威胁消弭于无形,需要多大的智慧啊。中国走资派官僚及其宠信的主流派学者就是能设计出达到此目的的计划的聪明人。办法就是“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 问题在于信誓旦旦不管用,还须使人家深信不疑。也很好办,实行中国经济殖民化。为此,想出了两条锦囊妙计,即偷梁换柱和釜底抽薪之计。  

在美国人心目中,一个独立自主强大的中国,不论实行什么政治经济制度,都是挑战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决不会容忍,甚至必将挑起战端。为什么?因为中国将突破美国的比中国人经常强调的核心利益更高一个档次的核心利益——美国人的生存底线。美国现在实际上已是一个资不抵债、入不敷出的经济上破产了的国家,泛滥于全世界的数十万亿美元及其债券,数倍于其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但美国人的生活过得比谁都滋润,即使在由他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其他西方国家都不惜冒着社会动乱风险在做“减法”, 唯独奥巴马却与众不同,还能做“加法”:敦促国会通过新医疗法案,施惠于数千万美国人。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请看《经济日报》上的一则报道择要:  

“有着‘茶党女王’之称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巴克曼(2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保守党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考虑到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拥有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人的‘衣食父母’。 她说:‘我们应该感谢中国慈善的银行家们。’”  

美国是这个世界江湖上的黑老大。虽然他也有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产业,国民经济结构却极其畸形: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业等占了80%以上,实业经济中的制造业则在20%以下,而且主要集中于顶端军工业。长期穷兵黩武,年军费开支几乎是全世界的总和。鼓励透支消费,促进经济“繁荣”,是其国民生话方式的主要特点,危机严重期间不得己而有所收敛,稍有缓解又故态复萌。不然,若量入为出,经济又要衰退了。所以,他每年的收入,包括创新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在全世界诈骗,也根本上不足以维持他奢侈的高消费。必须有别项收入补充,才能继续这种生活水平。于是,便以超强军力作后盾,在世界上建立美元霸主地位,然后采取两种方式巧取豪夺:一是滥印美元,向全世界采购资源、商品,投资和收购各国产业,再通过“量化宽松”,让各国手中的美元不断贬值,等于是变相地赖掉债务;二是收取保护费或保险费,曰本及其后的中国购买超过经济上合理需求部分的巨额美国国债,便属于这种性质。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购买美债怎么是缴纳保护费或保险费?那么请问,日中敢将手中的美债全部或大部脱手吗?要他还本,无疑于与虎谋皮,将立即使他破产,他还怎么生活?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这句话需要另类解读。所谓的“中国”,其实指的是中国一小部分在改革开放中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的人,而与绝大多数民众无关。相反,如欲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人的利益,与美国黑老大的利益,则是一场无法调和的零和博弈,无论你如何想实现“双赢”,客观上都不可能做到。要么维护国内老百姓利益,要么维护美国黑老大利益,二者水火难容,只能选一。  

这种必须二择一的类似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曾成为许多政治人物在走向忠奸不同道路时面临的一道分水岭。谁都想两全其美,不得罪当事的任何一方,但若偏偏倒霉地碰上这道“两难”之题而又绕不过去怎么办?有的人以自己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重,坚定地冒险维护,因而万世留芳;有的人只顾对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成为反面历史人物的人并非一出娘胎就是坏坯子,可能人之初,性本善,之前也曾做过有利于人民的好事,但在其人生的重要关头,因把握不住而不幸堕于罪恶的深渊。为什么把握不住,因为面对外部强敌的威胁,缺乏与之勇于抗争的决心、勇气和胆织,迫不得已啊,决不是心甘情愿地出卖本国利益。袁世凯遗臭万年,主要是顶不住日本人压力,私下接受‹‹二十一条约››,他知道这见不得人,所以严加保密,但还是被人查觉,捅了出来,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年,蒋介石面对日本人没完没了咄咄逼人的挑衅,绝对不抵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自不量力妄言抗曰,六个月就要亡国,不如韬光养晦,妥协忍让,才能保全“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汪精卫也曾是革命志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青年时多么刚烈,后来却堕落为卖国汉奸,鼓吹同曰本侵略者“共存共荣”。这位美男子因何变成丑类?此后骨头中未能补钙,软弱无能,经不起当年强敌日寇的威胁利锈之故也。历史是一面镜子,除了日本人换成美国人,现在许多不正常事件,似曾相识。  

我这么说,决非主张对敌一味强硬,反对妥协让步,但要讲点分寸,任何将无法逆转地损害与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实行经济殖民化,就是这种政策行为。  

我再重复地强调,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民富国强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自主科技创新,而经济殖民化与此目的和手段也是水火不相容的。执政者到底真心还是假意要搞自主科技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其实,辨别真假和是否以经济全球化之名而行经济殖民化之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这就是看现行经济政策有没有可能持续地大幅度增加大多数民众的收入——被通货膨胀抵消的收入增加不算数。因为,只有经济政策的走向能使国民富裕,有钱消费了,内需才能取代外贸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这才是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现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不存在达到此目的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真心,而是假意了。玩弄“朝三暮四”之类骗术,可能欺骗世人于一时,但不可能是一世。  

对于中国来说,显著提高绝大多数国民的实际生话水平,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才有可能。有人可能举出日韩例子而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兴起是有特殊条件的。像美国二次战后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对抗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影响的动机一样,有意识地扶植东方某些资本主义仆从国家和地区,也是出于同一性质的政治需要。假使将来中国分崩离析,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现实和潜在威胁都消除了,今天那些狐假虎威,自以为绑在美国战车上好处大大的有的混蛋们,都将被鸟尽弓藏,反要向美国进贡。否则,日子就会很不好过,因为美国黑老大由于自身生活方式的需要,对这班失去利用价值的“盟友”,也会像现在对待中国一样找麻烦,以勒索钱财。所以,借华自重才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利益选择,但该国的政客即使明白其中道理,在其“民主”机制下,也只能反华,一条道走到黑。  

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影响,美国也曾扶植过其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不见成效,其国民仍然生话在贫困中。这是因为,欲跻身于富裕的发达国家行列,还需具备某些条件。例如,当年日本与其他贫困国家相比,就有着一个独特的优势,即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科技实力较强,存在着使产业结构快速地不断升级的可能性。但欲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获得高效益并惠及民众,关键是要在对外贸易交往中,掌握出口商品的定价权。日本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日本也不例外。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日本社会的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和画面上看到,每年春秋两季,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三大工会组织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开展以增加工资为主要内容的与资本家的斗争,常常为此上街游行示威,手挽手地“运动”。经常地这么一闹,就在其国内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回荡效应”,生产低端品低效益的企业承受不了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而纷纷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有着比较雄厚的科技实力,加上美国扶植,低科技含量企业的停产,反倒能集中力量使高科技企业加速度地产生“扩展效应”。其结果是,通过劳资间不断地激烈博弈与斗争,日本人的收入随着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效益提高而相应增加,形成良性循环。二次大战后,一片废墟上的日本人,工资大概也只有美国同行的一个小零头,仅仅经过二、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后,甚至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了。现在,他们内需消费至少已不亚于外贸出口对其国民经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而出口商品定价权,就是在工资不断增加中,悄无声息地包含在人工成本提高了的商品里面,由外国买主埋单。所以,根据如此销售情况,是日本本国人,而不是外商掌握着日本出口商品的定价权。也只有将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赚上大钱,才可能致富。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时,也曾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科技实力,当时已经建立起初步强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便是明证。但同日本人容许阶级斗争存在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做法相反,为了替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保驾护航”,首先,剥夺了高瞻远瞩的伟人毛泽东当年力排众议而主张写进宪法的工人罢工权。各地官员则拚命追求GDP增长“政绩”,竞相“优化投资环境”,主要内容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压低工资。中国现在的大多数人恐怕已经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了,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反而迫害替工人维权的赵东民律师,共产党先烈施洋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如此倒行逆施之下,依靠谁去调整产业结构,使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因而,几年前曾经享誉全国而群起效法的“温州模式”发祥地,一位温州父母官上任伊始,面对该地区企业“散、弱、小”现状,而又自知无法改变,不禁自惭形秽,表示要向“苏州模式”学习。中国今天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从“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转变。但我认为,如果只能在这两种“模式”中二选一的话,求求官老爷们,为了中国的未来,还是继续搞“温州模式”吧。因为,对于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即促使民众富裕,如果采用“温州模式”而又改弦易辙学习日本人成功的先进经验,多少还有点希望;倘若推广“苏州模式”,则肯定完全无望。中国工人替外资企业老板打工,有可能获得像日本工人那样的高工资收入吗?  

中国几千年才出了一个毛泽东,但是现在中国经过他的思想教导的“事后诸葛亮”却不乏其人,老粗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终于明白了,为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买办官僚欲使中国成为供人宰割的肥大国家,自己及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分到一份残羹冷灸,但决不能成为可能“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强大国家,而使自己遭致灭顶之灾。为此目的,只需要使用两招:一是釜底抽薪,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使中国重新倒退到60多年前的一盘散沙状态;二是或压制社会主义劳动者民主,或花言巧语似是而非地消除阶级斗争,当然,全部重点力量都使用在防止被剥削、被压迫、被损害的劳动者反抗上。但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根深蒂固,反毛小丑蚍蜉撼树谈何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欲继承毛泽东遗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将中国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民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走资派买办官僚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釜底抽薪之计得逞以后,又施展了偷梁换柱新招,企图再一次糊弄中国民众。  

在华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吗?古今中外,没有人认同这个说法。1946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规定给予投资于中国的美国企业以国民待遇(还不是超国民待遇),当时遭到许多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参政员激烈反对而难产。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此条约将对中国民族企业产生挤压作用。今天,中国企业赴外投资,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等等,都被这些国家视同对其安全的“威胁”而被拒之门外。  

资本、人才、技术、资源和市场五大经济要素,中国现在一样都不缺,缺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赚大钱惠及老百姓的意愿。这个大钱偏要拱手让人,而且越来越倾向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各国的资本家。经济殖民化第一步:“公退私进”基本上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步:“中退外进”。2010年,中国引进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又创下新纪录。外商通过兼并、入股、转让等手段,将中国公私企业揽入怀中。第三步则是“低退高进”。主要由港澳台、海外华人和“出口转内销”资本组成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业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跨国公司大财团资本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因为,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中国自主科技创新也便算是在顺利进行。如此转变了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没有转变的原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于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被变更了,赚大钱的主体从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产业结构调高以后,外国人帮中国人争到了面子,他们则得到了“里子”。也就是说,得了面子失去“里子”的中国,其亿万劳动者为外资企业打工,将永远只能赚小钱,随之内需消费增长乏力,仍然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发展。  

走资派买办官僚为什么要这么干?海内外都有许多人看不懂,匪夷所思,认为“愚蠢”。他们错了。这是中国某些利用权势非法偷窃,甚至公开掠夺国家和人民资产而暴富的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由于害怕“改革开放成果得而复失”,向国外强敌贿买平安保险的一种精心安排,意图减小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对华无事生非挑衅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丛林世界的兽类要吃人,韬光养晦没有用,软骨症患者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向吃人的兽类持续不断地投喂食物。否则,航母群倾巢而来,吓都要吓死你。  

“和则两利”,我帮你赚大钱,你替我缓解失业问题,以免社会动乱;“斗则俱伤”,本来,你印钞票用以买我的出口商品,让我赢得贸易顺差,我再将得到的美元增持你的国债,如此循环,两全其美。但是,你偏要“反倾销”,例如对中国的轮胎,难道你不知道那都是贵国资本家在华企业生产的,中国劳动者固然丢掉了饭碗,美国大老板不是更倒霉吗?其实,这种经济交往安排最主要的目的是,期望长治久安,根除外部强敌对“和平崛起”的威胁。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今后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要对中国下手,制裁也好,甚至挑起战端也罢,都会投鼠忌器,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大量的利益存在,也害怕因而失去。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很多都在为高失业率问题焦虑,因为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危及其统治。与之同时,中国却在闹“民工荒”,就因为出口需求旺盛。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与害两面性。依靠外贸出口保持了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就业率,但中国的这种“利”,今后随着利用外资企业冒充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代替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将逐渐转变为对引进外资所在国的“害”,主要表现就是影响该国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因为,我们正在破坏资本主义世界原有的有机、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虽然是不平等地)。危险将悄然而至。  

让我从近来发生的突尼斯社会动乱说起,根源即在于该国内的高失业率。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出口和旅游,许多国民依靠这两个产业谋生。主要贸易对象和游客均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欧美等国不景气,严重影响到突尼斯的产业经济,致使其失业率飙升。世界上许多这样参与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中小国家没有自救能力,只能等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而相应降低失业率。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也因高失业率而困扰,他们大概不会不认识到,治本之策,唯有加强实业经济,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才是解困脱危的出路。可是,正在这关键时期,中国各地却忙着“腾笼换鸟”,要利用“比较优势”,竞相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其中劳动密集型的,以冒充自主科技创新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中国的买办官僚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这确实是“双赢”,但至少对西方国家劳动阶级来说,将输得很惨!  

在这场世界性的“抢碗大战”中,中国是优胜者,大小高低通吃。可是,尽人皆知,这种优势地位是通过对国内人民压低工资,超长工时,恶耗资源,严污环境,缺乏社会保障,减少福利开支等等见不得人的低劣手段而形成的。那些失去饭碗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服气吗?中国除了加大力度利益输送让其“消气”,还有别的方法吗?但即使这样做,今后恐怕也不灵了,因为解决不了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问题。这些国家的失业者将向其统治者出气,引发社会动乱,危及统治者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开始,不论像突尼斯这样“专制”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统统在劫难逃。如果国外某些头面人物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众口一词地说,这场世界性劫难,罪魁祸首乃是中国人搞什么“自主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他们大量产业移驻中国而空心化,破坏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而造成的,我们恐怕要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争辨不清——不是屎也是屎了。但有一点否认不了,使这些国家的失业情况雪上加霜,更加恶化。  

美国要像使前苏联分崩离析那样搞垮中国,除掉其现实和潜在的最大敌手,这是其统治集团不论“鹰派”还是“鸽派”人物掌权执政,都不可能改变的基本国策,因为是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但他不会同中国“单挑”,而使其他某些国家渔利。他会纠集一些对中国心怀不满,特别是感到中国对他们经济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打头阵。尽管直到现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利远大于弊,但是,随着如上所述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他们的利弊形势将逐渐逆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这将是现行的经济殖民化祸国殃民自虐政策造成的结果。中国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全国人民在有尊严感和幸福感,而不是在屈辱感和痛苦感中生话?首先,毛派爱国者要在这场以能否实现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目的,并作为辨别真假标准,反对以假乱真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级斗争中去争取胜利。为此必须——  

全中国劳动者,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旗帜下,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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