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闹闹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渺无音信。主流媒体针对收入分配存在的原因，避重就轻，丢西瓜抓芝麻，不着边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刻意回避主要矛盾，化次为主，转移群众视线。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连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无的放矢的分配改革，其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称垄断国企工资高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批评的依据是某行业平均工资如何如何高，如果仅拿行业平均工资高说事，实在无法说清楚工资收入水平是个什么现状。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官员们和经济学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按照平均论事，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平均工资水平相差多少，也就无人知晓了。我看把资本家个人所得利润算进去，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阶级被资本家的收入一平均，说不定还高于国企工人的工资呢。所以以平均工资讨论工资收入分配公与不公问题，等于白费功夫。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从国企的角度来说，应从高管层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的差距悬殊来论，从私营企业来说，应把资本家所占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的差距悬殊来说。对于公务员队伍中的灰色收入，到底哪一级公务员可以享受到灰色收入，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如果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找不准，侈谈分配改革就有点过于盲目了。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曾就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是强资本分配，弱劳动分配，背离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鄙人认为，刘国光先生算是找准了病根，这个病根就是所有制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们一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终看似讲效率，实际不讲效率，明面兼顾公平，实际背离公平。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要把效率和公平当成一对冤家看待？莫非效率与公平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莫非强调效率就要牺牲公平？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不成？事实并非如此。玩弄效率与公平对立的把戏，不过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傲慢与偏见而已，也是中国那些鹦鹉学舌的经济学家为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所编造的舆论宣传之需。历史事实证明，市场经济高效率是他们刻意编造的谎言，社会主义低效率是他们故意造谣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悬殊的根源，这一点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医治的痼疾。在所有制矛盾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指望资改派们提出的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符合社会现实，对症下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当前的社会所有制情况下，收入分配不解决强资本、弱劳动分配这个主因，而把矛头指向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上来，强调全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就低不就高，是某些利益集团谋取本集团私利的具体表现，也是资改派们为下一步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步伐的舆论造势之需。问题的关键是垄断行业工人工资并非畸高，而是私营企业工人工资确实过低，反差之大，众目睽睽。至于公务员队伍，高层工资高，下层工资低；灰色收入得益者，是那些掌握着实权部门中的官员，一般公务员岂能露水均沾？如此看来，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分配严重不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全部占有，而工人工资在全部成本中所占比例极低的缘故。
因此，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一，必须解决好强资本分配、弱劳动分配问题。鄙人认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工人工资增长机制，在保证工人工资逐年增长的情况下，根据企业经营形势好坏，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资本家剩余价值占有比例，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如果所有制分配机制不加以调整，社会财富就会继续被少数人所攫取，贫富悬殊的根本问题就无从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必须限制国企高管层工资水平。国有企业高管层的工资尽管不可能超过私营资本家的收入，但是由于与一般工人差距悬殊，体现不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正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才是社会反响特别强烈的原因，规范国企工人与高管工资差别，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基层工人收入水平，无异可以较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差距。
第三，必须加强对灰色收入的监管力度。对灰色收入的监管，需要的不是调节方案，而是堵塞漏洞、加大惩治力度的治理方案。如果这三方面的问题解决好，工资收入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还需要专门调剂这个比例吗？
总而言之，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撇开这个主要矛盾，本末倒置，那么社会财富分配调整改革就是劳民伤财，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写于2010年8月3日修改于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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