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 0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据我分析，在1 3亿中国人中，积极支持并参与实施目前改革路线的国人占1 0 ％左右，其中主要的是从中受益的党政干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暴发户（包括有权有势的公务员和得到好处的企业及社会管理人员）；支持毛泽东治国方略的占30 ％左右，其中主要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炼的革命者，以及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员；其余60％的中国人为“中间地带” 的民众，这些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感谢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让他们吃饱了饭，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看到本地小财主和温州小老板的发财致富，心里痒痒的，有的流口水，有的做发财梦。
这3 0 年中，右派不遗余力地拉“中间地带” ，他们把国库里的钱拿出来，又将工人阶级的血汗钱拿一部分出来，想把这些做着发财梦的人拉过去，但终因人数过多，私欲难满，效果甚微。左派虽不遗余力地做宣传工作，但因处于无权状态，又无经济手段，所以，也是收效甚微。所以，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斗争进展不大。在中国，到底走哪条路，我认为，那个占60％人口的“中间地带” 的态度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温州小老板是个出色的反面教员。他将用自已的切身经历告诉“中间地带” 的中国人如何走上发财路。
一、 温州确实在一度时间里富得流油，确实令人神往。温州老板囊括了温州90％的财富，并操纵了我国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建材、大型娛乐设施、大型超市等项目，温州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据浙江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他们过上了穷奢极侈的富极资产阶级生活。
二、风云突变，由于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温州老板快活到了尽头，被甩进了苦难的深渊。
据浙江统计部门统计，浙江今年9个月228名老板逃逸，欠职工薪酬共7593万元。
东方网10月11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受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早报记者昨天独家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于2004年12月首创的“欠薪应急周转资金”在企业主逃逸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老板跑路3-5天，地方政府即给员工垫付拖欠工资，全省至今未因此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9月底完成的“报告”认为，随着元旦、春节传统欠薪高发期的临近，今后3个月欠薪逃匿案件还将持续高发。
跟往年临近年末才有企业老板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达到顶峰。
“9月21日温州1天跑了8家企业的老板，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与去年同比增长41.6%。”浙江主管部门人士介绍，浙江跑路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不乏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企业，如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显示，往年七八成的老板跑路多发生于外地人租赁经营的加工厂或小作坊，员工仅数十人，其中建筑包工头占了很大份额，可今年却没有一起；即便是发生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浙江因老板跑路而欠薪的员工数量也只5000-6000人，可今年1-9月便达14644人，与去年同比上涨197.9%。7593万元的欠薪总额与去年同比上涨361.9%，其中欠薪数额最多的为温州瑞安恒茂鞋业，共欠上千名员工薪酬600万元。
9月，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外出旅游。2天后员工返回，发现老板和设备都“蒸发”了，事先没有一点征兆。“报告”认为，近期发生的老板跑路事件，多数是在企业生产经营表面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发前没有明显征兆。其诱因基本相近，主要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信贷紧缩、民间借贷、经营不善、盲目担保引发资金链断裂，如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首先收缩中小企业贷款，转而寻求民间借贷，但高额的利息使得企业不堪重负，直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另外，原材料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阿里巴巴集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走访浙江宁波、温州、台州、金华、嘉兴、湖州和绍兴7个城市的94家小企业、4家专业市场和12家当地银行，并通过网络问卷形式对浙江2313家小企业进行网上调研，同时结合阿里巴巴对杭州本地小企业的走访和调研结果形成《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小企业并不是传统银行的主要客户，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的份额达50%。
9月27日，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某从家中跳楼身亡。温州鞋革协会初步判断为沈某是借了民间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希望银行在收贷后继续放贷而不得，迫于压力跳楼。沈某拥有3个女鞋品牌，产品以内销为主，年销售额在4000万-5000万元。
温州败在转型升级缓慢
嘉兴输在发展模式之弊
老板跑路并不仅发生在频频见诸报端的温州，“报告”统计，除温州以84起居首外，嘉兴、金华、台州分别以49、30、29起紧列其后。
温州民间资金雄厚，长期在体制外流动，通俗地说就是高利贷盛行。在宏观调控下，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能转而去借高利贷，令企业不堪重负。另外，温州当地人有四处闯荡、投资的传统，跑路的企业主其主业大多没问题，而老板将自有资金，或者通过主业申请到的贷款投资到了房地产、矿产等大宗商品当中，后者恰恰是当下的调控重点，令其受损严重。如信泰集团的眼镜产业一直在正常经营且具有较高知名度。
相比温州、金华、台州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曾被称为承袭苏南模式的嘉兴以49起企业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诧异。
耐人寻味的是，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民间资金主要来自各地党政干部之手。这些党政干部运用自己的职权，从小老板手中攫取了大量钱财，后来又用高利贷的形式贷给小老板，从中收取大量不义之财。党政干部（走资派）肥了，小老板亏了，垮了，逃了，逃不了只好跳楼，一死了之！
农民兄弟，工人和社会民众中梦想发财的兄弟们，你们仔细看看，认真想想，资改精英能让你们发财吗？你们该走哪条路，该好好掂量惦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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