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问：“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 大于认为杨澜问的这个“童工问题”不仅很尖锐，而且很重要。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挖了资改派的祖坟，还填补了【大于理论】的一个空白
前面提出的【大于理论】认为：看一个社会合不合理人民是不是能够当家做主可以就看两条，一看有没有妓女，二看有没有失业。有这两个东西，什么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直选，都是骗人的鬼话和逗人的笑话；有这两个东西，人民就不可能真的当家作主。
杨澜问的“童工问题”启发了大于，让大于发现了这个理论的一个空白，没有提到“童工”。对一个社会来讲，“童工”应该与“妓女”及“失业”问题一样，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妓女”问题集中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问题，人与人之间连人格都不能平等，其它方面的平等就可想而知。“失业”问题集中表现的是“劳动权”有没有保障的问题，对一个连吃饭都存在问题的劳动者来说，其它民主权利的分量也就不言而喻。“童工”的问题则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传承、家庭、教育、法律等方面一系列的弊端；试想，一个社会连孩子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那还能有力地保护好所有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吗？
鉴于杨澜提出的“童工问题”，特对【大于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看一个社会合不合理人民是不是能够当家做主可以就看三条，一看有没有妓女，二看有没有失业，三看有没有童工。有这三个东西，什么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直选，都是骗人的鬼话和逗人的笑话；有这三个东西，人民就不可能真的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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