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县委书记的坦言》

《一名县委书记的坦言》　　

广东省徐闻县出了一位“暗访书记”，他的名字叫钟某。他讲了四句坦言：一句是“我在机关工作20多年，心里清楚得很，很多地方领导来了一个样，领导走了又是一个样；向上汇报什么都好，下去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句是“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经济发展成了主要任务，干部跟老板接触多了，跟群众接触少了，这有损党执政的群众基层。”第三句是“粤西这一代，一度“私彩”很流行。这个东西害人害己，有时候还会搞得家破人亡。”第四句是“实际情况让我很震惊，进网吧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有的还穿着校服。”　　

这四句话，第一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官情”，第二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党情”，第三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社情”，第四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民情”。当然，一名县委书记讲的情况，即使是一名共产党员最诚实的话，也只能说是他那个县的情况，不能代表一个省，更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但是，人们也应该想到，一个县的情况也绝不是孤立的和个别的现象，它与一个省、一个国家的大气候是密不可分的。这就需要引起人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情”，？主要是庸官当权。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缺德无能的人在当官，工作没有成绩，又不得民心。他又要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还想升上一官半职，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靠欺上瞒下和弄虚作假为手段。不然他在官场上一天也混不下去，除非他有过硬的后台。所以，哪里有这种“官情”，哪里必然有庸官。共产党里为什么会出现庸官呢？这就与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任免制度有关了。如果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执行的是立党为公、任人唯贤的路线，而干部任免又不是搞“一言堂”，那就绝对不会有庸官出现。当然，少数品质不好的官员也会搞欺上瞒下和弄虚作假为手段，但这只能是个别现象。　　

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党情”，这主要是被一级一级给压（或逼）出来的。共产党有一条组织原则，叫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党中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又有“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作指导，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谁不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抓经济上来，谁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中、外资本家到本地区来投资办厂？中央都给了外国资本家“免三减二”的优惠政策，我地方官员给中、外资本家赔几个笑脸算得了什么？共产党的书记和县长一接触资本家多了，自然就会产生感情，就会向往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同资本家的感情多了，必然与老百姓的感情就少了。人们一旦开始追求物资享受，必然不择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一些意志薄弱的官员，就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腐败分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定，对邓小平理论没有领会好。结果是自己没有利用好外资，反而被外资利用了。　　

至于当前中国的“社情”和“民情”，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问题，这直接的原因是国家的政策导向所致。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在安徽小岗村的带领之下，一夜之间由“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个体农民，集体经济分化为私人经济。这对于调动个体农民致富的积极性无疑是个最好的上策，对于迎合几千年来个体农民自私自利心理也是最好的办法。这也应当说是小岗村18户人家对中华民族一大贡献。在城市的国营工厂企业，为了同外资企业竞争，就得改变国营工厂企业的职能，变生产福利型单位为纯营利型单位。这样一来，工厂企业就必然要大量裁减人员和扔掉身上的“包袱”。于是就出现大批职工下岗，同时引发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的改革。自谋生路和自谋职业就成为城市大批下岗人员的唯一出路。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主人翁思想，也就变成为“为己谋生”和为“眼前谋利”的思想，即使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得低三下四为“洋老板”出力卖命。当一个人活在世上只以个人生存为目的时，人们的脑子里也就只有“钱”这个字了，什么信仰，什么道德也只好统统见鬼去了，整个社会出现“见利忘义”和道德滑坡也就成为必然的事。这倒是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思想是正确性。　　

广东省徐闻县出了一位“暗访书记”，他的名字叫钟某。他讲了四句坦言：一句是“我在机关工作20多年，心里清楚得很，很多地方领导来了一个样，领导走了又是一个样；向上汇报什么都好，下去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句是“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经济发展成了主要任务，干部跟老板接触多了，跟群众接触少了，这有损党执政的群众基层。”第三句是“粤西这一代，一度“私彩”很流行。这个东西害人害己，有时候还会搞得家破人亡。”第四句是“实际情况让我很震惊，进网吧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有的还穿着校服。”　　

这四句话，第一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官情”，第二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党情”，第三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社情”，第四句讲的是当今中国的“民情”。当然，一名县委书记讲的情况，即使是一名共产党员最诚实的话，也只能说是他那个县的情况，不能代表一个省，更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但是，人们也应该想到，一个县的情况也绝不是孤立的和个别的现象，它与一个省、一个国家的大气候是密不可分的。这就需要引起人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情”，？主要是庸官当权。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缺德无能的人在当官，工作没有成绩，又不得民心。他又要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还想升上一官半职，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靠欺上瞒下和弄虚作假为手段。不然他在官场上一天也混不下去，除非他有过硬的后台。所以，哪里有这种“官情”，哪里必然有庸官。共产党里为什么会出现庸官呢？这就与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任免制度有关了。如果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执行的是立党为公、任人唯贤的路线，而干部任免又不是搞“一言堂”，那就绝对不会有庸官出现。当然，少数品质不好的官员也会搞欺上瞒下和弄虚作假为手段，但这只能是个别现象。　　

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党情”，这主要是被一级一级给压（或逼）出来的。共产党有一条组织原则，叫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党中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又有“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作指导，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谁不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抓经济上来，谁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中、外资本家到本地区来投资办厂？中央都给了外国资本家“免三减二”的优惠政策，我地方官员给中、外资本家赔几个笑脸算得了什么？共产党的书记和县长一接触资本家多了，自然就会产生感情，就会向往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同资本家的感情多了，必然与老百姓的感情就少了。人们一旦开始追求物资享受，必然不择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一些意志薄弱的官员，就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腐败分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定，对邓小平理论没有领会好。结果是自己没有利用好外资，反而被外资利用了。　　

至于当前中国的“社情”和“民情”，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问题，这直接的原因是国家的政策导向所致。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在安徽小岗村的带领之下，一夜之间由“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个体农民，集体经济分化为私人经济。这对于调动个体农民致富的积极性无疑是个最好的上策，对于迎合几千年来个体农民自私自利心理也是最好的办法。这也应当说是小岗村18户人家对中华民族一大贡献。在城市的国营工厂企业，为了同外资企业竞争，就得改变国营工厂企业的职能，变生产福利型单位为纯营利型单位。这样一来，工厂企业就必然要大量裁减人员和扔掉身上的“包袱”。于是就出现大批职工下岗，同时引发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的改革。自谋生路和自谋职业就成为城市大批下岗人员的唯一出路。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主人翁思想，也就变成为“为己谋生”和为“眼前谋利”的思想，即使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得低三下四为“洋老板”出力卖命。当一个人活在世上只以个人生存为目的时，人们的脑子里也就只有“钱”这个字了，什么信仰，什么道德也只好统统见鬼去了，整个社会出现“见利忘义”和道德滑坡也就成为必然的事。这倒是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思想是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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