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3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出访德国，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称，亚投行将在亚洲扮演重要的融资角色、愿意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亚投行。 几乎同期，法国、意大利均表示愿意以“始创国”身份加入亚投行。
3月19日，卢森堡财政部证实，该国将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
3月20日，中方确认，瑞士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
………
最近，随着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名单不断的拉长，“亚投行”似乎成了全球的香饽饽。尤其是欧洲大陆关键性国家陆续成为这些不断拉长的清单中的一员，使得原来一直看美国眼色行事而对是否加入犹豫不决的三个亚太国家——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可以预见的是，在3月剩下不足十天的时间里，上面的名单还会继续地往下拉的。
在美国这三个亚太最重要的同盟国中，韩国无疑成了最早松动的那颗螺丝钉，紧随其后的就是同是西方阵营的澳大利亚了。3月20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援引高层部长级讨论细节消息的报道称，澳大利亚可能最多投资30亿澳元(23亿美元)，加入亚投行。
眼看盟友纷纷改弦易辙，日本终于熬不住了。3月20日，一直拒绝加入的日本“口风”开始转向，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如果日本所要求的审查基准透明化，以及根据环境实施融资等条件能够达成的话，“也有可能签署加入(亚投行)协议”。
部分国人对西方国家为什么此时对亚投行的态度急转弯存有怀疑态度。最初认为英国的加入很有可能是美国授意或者默许下在亚投行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后来随着德、法、意等欧洲大国的加入，就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了。
既然大家都这知道“来者不善”，但中国政府为什么却“开门笑纳四方客”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就是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明的优势与魅力之所在。
首先，中国政府的态度秉承的恰好就是“开放包容”的理念，不但在原有的创始会员会面前，而且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实现了自己的庄严承诺，不但体现了自己的雍容大度，更是表现了“言而有信”。相比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有关西方把持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改革问题上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在国际社会面前，双方在国际道义方面的博弈已经立判高低了。
记得山人微信cb7627曾经在与几位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教授交谈时，一个教授谈到“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时讲的一个观点让人印象深刻、至今不忘。他说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为什么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些东西称之为“中华文化”，而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将自己的东西成为“文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文化”所最求的结果是“以文化人”，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道德与情操去教化、感化别人，从而达到让人潜移默化，而“文明”所追求的结果是“以文示人”，也就是只是将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用于“示范”。尽管这只是从字面上诠释“文化”与“文明”的区别，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但是却也有其道理。
如果用时下流行语来进一步延伸的话，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文化”追求的是通过内生机制让受众(即所作用的对象)产生一种自愿与自觉的内生动力，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结果;而“文明”则更趋向于通过外在机制(即示范的作用)使其所作用的对象(受众)被动接受。比如西方在众多国家所推动的“颜色革命”以及在中东北非地区实行的所谓“民主计划”与“民主改造”。“明者，灯也“，灯虽然具有引领人们走出黑暗的作用，但是灯本身毕竟只是人类的工具而已。历史上，华夏疆界的历次扩展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徙，而人口迁徙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播”与“文明融合”的过程，因此中国疆界的扩展尤其是巩固主要归功于“文化”手段发挥着主导作用，军事手段则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发挥着辅助的作用，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其次，就是中国的“开门纳客”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自信。从历史故事里和现实生活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某家大摆宴席时，宾客之中绝大部分是前来祝贺的，但也不排除极少数“心怀不轨”者，其中不乏“搅局者”、乘机小偷小摸者。这时候即使主人明知某些人心怀不轨，但是总不能闭门谢客。这时候一方面要求主人具备宽大的胸襟，另一方面主人也要有应对各种不测的预案与策略。而“胸襟”与“预案及策略”恰好展示了主人的自信。
再次，中国的“开门纳客”的心态将促成和打造一种有别于西方主导的、更加民主、更具活力的新模式。当今的中国并不排斥民主，所以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包括了“民主”，但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有别西方“选举民主”的民主道路与民主模式，这个民主道路就是“协商民主”(也叫“民主协商制”)，真正实现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的民主。尽管现在中国的民主程度离真正的“协商民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从理论上讲，这种“协商民主”是完全可以做到优越于西方现有的“选举民主”的。
如果中国能够将这种“协商民主”的“民主理念”在一个有众多西方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中实验成功的话，并且最终被证明更加优越于西方现有的民主模式，那么中国的“民主理念”才能被更多地国家所接受，中国的软实力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张力。这无论是对国内今后的民主进步还是对国际社会的民主建设，都将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的。
也许最近争相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其中不乏“来者不善”，但中国能够“开门纳客”，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也就应该有自己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的“预案与策略”，这一点，那些来意不善的国家不应怀疑。
也许西方国家加入的动机是奔着所谓的“提高透明度”、奔着所谓的“制定最高标准”而来， ………等等一切实质上就是“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潜台词就是西方绝不让自己控制了几百年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规则制定权彻底旁落到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手里。但是只要这些动机客观上能够对亚投行的未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并且能够在亚投行的“民主协商”机制内能够被绝大多数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所接受，那么我们就不必过多纠结于西方国家的加入动机。
眼下，西方中欧洲国家的“加入态度”至少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能够对国际局势的下一步产生积极的、朝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的牵引作用。
在不排除欧洲用自己的“加入”来换取“时间”或者达成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的其他目标的前提下，对于中国来说，当前需要的也许恰恰就是他们的这种“加入态度”。如果西方中欧洲国家在亚投行内想要实现的目标与中国的目标相去甚远，那么双方的阶段性目标(最近两个月内)或者动机也许就不过是利用“亚投行”这个标的“各取所需”，去达到各自的目的罢了。
在特定阶段、环境与背景下，“态度”可能比真实的“动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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