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围村的故事——私有化恶果的缩影

下围村的故事——私有化恶果的缩影

央视新闻频道周日早晨重播的《面对面》节目，报导了发生在广东增城市石滩镇下围村的故事。这个村被誉为上访人数第一，上访年纪最大者第一。（还有一个第一记不得了）从1990年起，随着广东开发热潮的兴趣，下围村却发展缓慢，并被戴上了“问题村”的帽子长达20年之久。1994年下围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行了征地，然征地补偿款分配及宅基地分配不公，村干部独断专权，暗箱操作，产生了既得利益与未得利益两个群体。长期以来，村民划分为利益博弈强烈、立场截然对立的两派，村内派系纷争，抢权争利，20年来势头越趋激烈。争斗的结果是，原村党支部书记被告倒判刑，但两派内斗并未因此停息，出现了一方上台，一方反对，相互拆台唱对台戏的局面。开一次村委会，老人小孩齐捣乱；村委员抢着印章，村长只得重新刻章；村长把着财权，书记把着权力怕被夺了而长期不发展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党员”，形成党政对立分治的势态。

广东是中国私有化的急先锋，是中国修正主义的践行地。下围村的“问题”是修正主义“问题”的缩影，是私有化必然结果的典型。她证明了私有化之路就是制造问题之路，她也证明了当年毛泽东“资本主义一旦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吃二扁苦受二茬罪”的预言和“反修防修”的论断是正确的！

下围村“问题”的起因是征地，征地也是摧毁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因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农民问题，剥离土地与农民的联系，农村必然出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让农民失去土地，就是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是的，正如一些人认为，农民出让土地能得到土地补偿。但对于农民而言，这种所谓的补偿无疑是“杀鸡取蛋”。农民为什么要为了尽多得一些“补偿”而与地方政府、开发商进行抗争博弈，与其说是为了利益的博弈，不如说是为了后半生生存的博弈。今天，大批的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对于走进城市的大多数失地农民，是工作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状况，他们所谓赚的钱不仅流淌了自己多少的血汗，且是少得那样的可怜，甚至要用“跳楼”的极端手段来讨要。同时也引发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劳动力的流失也必将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地区发展差别。算经济帐不能不算政治帐，对于国家而言，征地开发带来的表面的社会繁荣，与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与斗争冲突的对冲，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社会历史欠账。与其说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应付问题，难道“延迟退休”不是因为弥补养老积累的亏空吗？“放开二胎”不就是因为“吃子孙”吃光了吗？楼市调控放了紧，紧了松，不也是在折腾吗？

私有制社会就是不平等的社会，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过程。分配不公不仅是私有制社会剥削的产物，也是私有化进程中掠夺的结果。征地补偿仅仅是“鸡”换“蛋”和“蛋”换“鸡”的关系吗？显然不是那么的简单。首先，在用“征地补偿”的形式剥夺农民土地的同时，也剥夺了农民依附在土地这个特殊生产资料上的权利和权力。所以，才会有下围村在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上，由村干部说了算的现象发生。同时，也在一个小的层面说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剥夺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依附在生产资料上的权利。今天的土地也是祖宗留下的基业，而今我们用挥霍土地换来的繁荣，对子孙是一种公平吗？其次，自私有制社会发展至今，社会有公平吗？修正主义所宣扬的竞争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吗？在私有化改革中，在城市工厂被转制，工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成了企业老板的雇员；在农村，农民土地被征用或流转，成为了失地农民。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不仅占有了生产资料，还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这样的竞争会有公平吗？这样的社会是公平的社会吗？

私有化不仅摧毁了公有制体系，也撕裂了原本团结和谐的社会体系。进而分化为既得利益与丧失利益的两们对立的社会群体。下围村的内部分裂，正是私有化导致社会分裂的体现。私有制社会发展到最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丛林法则”也是普遍的生存法则，且是不择手段，狡诈残酷。下围村内部矛盾斗争的激烈，被村民视为“敌我矛盾”，恰恰是这种生存法则的具体体现。有人说“文革”期间派别斗争，能让夫妻分道扬镳，而在下围村也出现因支持不同的派系而夫妻闹矛盾的。这不仅说明了修正主义的私有化摧毁了人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同时也说明了当年出现社会动乱的根源，正是修正主义兴风作浪一手造成的。当下社会出现的各种群体事件和矛盾冲突，无不与私有化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有化就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最大祸根，也是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分裂，甚至是国家动荡和分裂的祸首。

私有化摧毁了人的信仰和灵魂，让人丧失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境界。本是集体的成员，也是利益的共同体，却出现你上台我拆台，我唱戏你捣乱：本是一个领导班子，却发生书记掌着行政，村工捏着财政，无相抬扛。不论是村民还是干部，这正是对集体归属感丧失的体现。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私有化，人们的集体和组织归属感早已丧失了。摧毁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也就摧毁了在此基础上的组织、思想、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没有了集体，也就失去了集体归属感和组织约束力，人们都是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社会个体，遵循着“丛林法则”参与社会的竞争，为自身的利益参与博弈。在与禽兽的对斗争中培养了“刁民”，可见，私有化不仅使人泯灭了人性，且还激发了人的兽性。在社会上层建筑不断质变的背景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自然渐行渐远，腐败现象必然层出不穷；党政关系自然产生权力斗争和权利斗争，只是矛盾的激烈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近年来，在推行“法治”的“改革”中，下围村实行了村民自治，“还权于民”取得了进展，矛盾得到了缓解，斗争的双方能握手言和。下围村被荒废很多年的土地被重新盘活，实质是一种集体经济的运作模式。就是集体决策，集体管理，集体分担责任，集体分享成果。这种“改革”，准确地讲是一种“回归”，就是让村民当家作主，把权力还给村民，让村民回归到集体之中。下围村的转变，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只有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锻炼，不断提高认识觉悟，才能真正解决矛盾，实现真正的和谐；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真正的民主，让“法”成为人民的自觉意志，社会才能有真正的“法治”。在公有制几乎被摧毁殆尽的今天，我们还得正视现实，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定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斗争不会停止，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我们不反对改革，但改革不能成为私有化的挡剑牌，或者让私有化以改革的名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们支持改革，准确地讲，我们支持回归！

如果要续写《下围村的故事》，我们更期待是一个曲折沧桑回归社会主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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