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醒来不为入圈套，而为清醒》
——评《封面中国2》
徜徉于未名湖畔，有多少学子能想起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呢？这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建立丰功伟绩的美国传教士，这位在抗战初期身陷日本人囹圄、抗战胜利后被国共两党捧着的美国人，在1949年的秋天说走就走了，仿佛从中国历史中被抹去一般，无人再记起。怎么不令人神伤？
“北大本是一个著名大学，在历史面前，为何不可以多一点雅量？对燕园美丽的创造者，对一批又一批在这里长江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燕大人’，表达出应有的历史尊重？”传记作家李辉寻访燕园的困惑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燕园依然美丽动人，临湖轩依然简朴，这些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与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联系看不到，历史断层已经不言而喻。
面对断层问题，历史应该以怎样的面貌呈现，才得以延续呢？还是说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不复存在？李辉近年来的历史叙述努力及《封面中国》系列图书出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重现了近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他致力于还原美国《时代》周刊呈现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出现在《时代》封面的中国政治风云人物为主干，辅之以《时代》刊登的发自驻中国记者的的新闻细节，悄无声息地呈现了当年大多数美国人的中国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时代》周刊主编鲁斯、司徒雷登、麦克阿瑟、马歇尔、杜鲁门等怀揣“美国世纪”梦的精英人士，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价值观掺入中美发展史上。与司徒雷登的冷静客观、有情有义相比，鲁斯深受麦卡锡主义影响，所思所为不乏错误、激进、执拗的可笑。
1946年，国共冲突不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承认调停失败，鲁斯仍保持乐观，误把蒋介石的一句访问邀请的客套话当真。为了树立蒋介石政权的正面形象，他竟然在《时代》周刊，将国民党特务系统头子陈立夫打造成儒家文化代言人。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境地，他竟然在1948年12月的《时代》封面刊登蒋介石，所选画面刻意表现的是坚毅神情，标题则是“你永不要投降”。 鲁斯一直是蒋介石的铁杆粉丝，即使蒋介石败退至台湾，也不改其志。
然而，鲁斯是否还记得当年筹办《时代》杂志的宗旨：“不管新闻还有多少别的责任，至关紧要的任务就是告诉人民实际的状况。如果我们坚信状况的实情，并不顾一切地将我们的坚信传输给人民，我们也就履行了我们的首要责任。”（转引自《鲁斯杂志上的中国形象》，P67）。也正是因为鲁斯的一意孤行，将自己不分是非的主观色彩强加于记者身上，引爆了他与自己旗下最负盛名的驻华记者白修德的矛盾，导致白修德被迫出走。
可是，这样一个心口不一的媒体大亨，被“冷战之父”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现在回头想想，有此狂人主导美国舆论，美国朝野敌视中共新政权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具备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放弃与美方接触的努力，攻下南京城前后精心安排曾是燕京大学学生的黄华为代表，前往南京邀请司徒雷登来京，可谓煞费苦心。面对美国人持续不改的短见与隔膜，中国最后选择“一边倒”战略也是在情理之中，“反美浪潮”也是必然之举了。
可叹的是，如果当年美国人不误判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不误判毛泽东是共产世界新铁托，如果当年美国人探察到毛泽东访苏期间苦闷神伤的蛛丝马迹，如果当年美国人观察到中苏关系并非当年宣传的那样铁板一块、其乐融融，那么中美关系的解冻就不会迟到20年了。
时过境迁，浓烈的情绪被吹散，《封面中国2》平心静气地呈现了1946年-1952年政治漩涡和战火纷飞，我们由此洞察到历史幽深处的隐秘细节，才发现历史的演进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与千折百回的偶然。
当我们从历史再现中惊醒过来，赫然发现自己曾经左倾的偏激虚妄，不禁感到羞愧。以为奔向彼岸，就是乐土。但，醒来，不是重新掉入“貌似公允”的思想牢笼，而是为了清醒看世界。试问，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何尝不是偏激虚妄呢？直到今天，美国人的假想敌遍布全世界，而且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太平洋警察回哪门子亚洲呢），何尝不是没事找抽的神经过敏。纵览天下，中苏关系恶化早已是过眼云烟，如今携手合作尤为急迫；而中美的蜜月期难保鲜，吵架、家暴直至离婚，将是常态。历史自然生长，无人能拒，淡然观之。
黑居易/文
（《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李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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