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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左翼人物的命运:《战后左翼人士群像》

樋口笃三 · 2014-04-14 · 来源:十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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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传。

  《战后左翼人士群像》(柘植书房新社出版,2300日元)作者增山太助是战后点燃革命运动火炬的“读卖(新闻)斗争”的领导人,由他来对那些共同战斗过的人物写评传是很合适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书物成千上万,在日共的正统历史中,就有《五十年党史》、《六十年党史》、《六十五年党史》、《七十年党史》等。在日共党主流以外,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个人传记,但却没有像《史记》那样的列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关于日本革命运动持有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日本帝国军队式性质。本书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传。

  书评者樋口笃三194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历经两次被开除仍坚持劳工运动,他对于“日本革命史=日本共产党史=宫本显志史观”有深切的体会。除了“日本的列宁”(宫本)以及作为批判、迫害对像的“日本的毛泽东”(德田)、“日本的刘少奇”(志田重男)外,日共正统史观里的日本革命运动、劳工运动史上看不见“人”的影子。为了对日本革命的失败进行历史性的总结,首先必须不分功成名败对代表性人物进行综合评论。本书虽然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评判不一定正确,但从整体上看,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书列传的一百人中,有29名日共“职业”党员,两名非日共职业革命家(平冢、凡冈秀子)、11名劳工运动组织者(包括日共党员)、13名文学家、13名艺术家、10名学者、13名新闻界人士等。通口虽然比作者年轻15岁,但也直接在书中30多人的领导下工作过,与书中数人也共同工作过。

  除了山口武秀(农民运动)、铃本市藏(国铁工会与“二·一”总罢工)没有列入外,结集在列传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党”第一流的良心、野心、正义感、人格与事业。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参三、志贺义雄(所谓“三巨头”)、金天海、神山茂夫、宫本、裤田里见、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悦郎(所谓“再建七干部”)、春日庄次郎(社会主义革命与构造改革论)、西泽隆二、安齐藏治(“毛泽东派”)等;也有战后工运巨头细谷松太、高野实。书中特别提及在日朝鲜人日共干部金天海、保阪浩明、车永秀,冲绳人德田、高安重正。至于文学艺术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读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场。可以说,在战前天皇制国家、军国主义统治下奋斗的日共的道德与良知,在战后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举开花结果。可悲的是,如书中所列大多数人物一样,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活动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1947年的日共创立25周年纪念集会上,中野重治做诗“那些人们”歌颂那些没有正式成为党员却为日共牺牲、奋斗的人们,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感动。那是对日本革命、对日本共产党充满希望的时代。可惜,中野三年后作为“国际派”被开除;后来虽然在日共六中全会恢复名誉,却于64年再与神山一同被“永久”开除,此后在日共党史等文献中再也见不到其名。“人民之敌”中野去世时,在宫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没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单行本就有247册,这是任何日本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就公开表示:只要日共不改变对中野的态度,他就不会与《赤旗》交往。增山在书中高度评价中野:“我对于文学家中野重治曾经是日共党员这一事实充满自豪。我们之间当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日共党员中野的存在,本身就为日共的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辉。”除了中野外,野间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著名作家,都没有出现在日共的宫本史观中。日共的《六十五年党史》只提及宫本百合子(宫本显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虽然连樋口本人也是50年日共分裂时宫本的最热烈支持者,但在宫本40余年专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间培植起来的庞大的宫本史观,将来总会遭到彻底废弃。

  书中的长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员、工会部部长)晚年表示:有上百万人脱离了日共。日本研究马克思、列宁、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伦也说有50万人脱离了日共。总之,这是非常庞大的数目,更令人寒心的是:这些人中,有95%以上的人都不愿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位被开除的原日共东京都委员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愿意回日共。实际上,此书的百人中,竟然有60人是脱党或被开除者。

  战败后的数年中,日本的民众为每日的食粮奔波。樋口这样1948年成为党专职(职业革命家)的人常常领不到工资、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党小说”《不能书写的一章》就写实地描述他在长崎县作为党专职工作人员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员)、渡边四郎、内藤知周(曾是宫本派中心人物之一,当上中央委员后脱党)等形容自己到70年代还是“赤贫如洗”,更不用说在日朝鲜人党员们的生活贫困了。车永秀80年以后与樋口亲交,告诉樋口他48年时在党本部工作时午餐就是一个干面包、一杯白水,但宫本在大家面前独自吃着白米加炒鸡蛋。志贺、野阪也同宫本一样,而志田、德田则与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宫本、志贺家做客,为其豪华住宅惊异。

  比起经济生活的贫困,政治生活的变幻更令人心寒。小松丰吉可能是命运最悲的党中坚干部吧!他是东京的三大日共据点工厂组织的领导者,特别在朝鲜战争中作为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锋芒毕露。54年被志田委派与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后两者知道命运不祥拒绝前往),在北京被裤田里见彻底整肃,对党绝望之余以酒消愁。归国后无法工作,被开除后病死在路上,连家人也不认他。当时的川崎市东芝堀川町组织,在4500名工人中有380名党员,是日本最大的共产党支部。当时的支部长K君才23岁,他后来与小松命运相同,死在横滨的街路上,无人认领。党中央的S君也是如此。虽然自己应该负一部份责任,但多数的责任是由于日共党的政治方针从来没有为“专职党员”的生活着想。结果,那些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的人,或者死心塌地追随宫本迫害同志,或者被开除出党又没法在社会中生存。在日共,宫本的“辉煌”路线下,堆积着过去的同志们的累累尸骨。[1]

  在朝鲜成长、在中国从事活动的安斋库治(日共中央委员、候补干部会成员,67年被开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战前、战后总是在斗争的最困难关头把朝鲜同志们分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这样做,即使自身没有意识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义与皇道思想。”(72页)

  保阪(因与日本人医生结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战争时毕业于东京大学,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鲜人中央候补委员之一。他在京成电铁、京滨的东芝、读卖新闻斗争等运动中出尽风头,在49年时作为东北地方委员会议长领导占领平警察署以及东神奈川人民电车事件等极端战术。他在日共六中全会的会议上自我批判时同时也承认“因为自己是朝鲜人始终受到歧视,因而发展成那样的极端行动”,使整个会场肃静无声(74页)。

  樋口与保阪共事三年,也因为不满他的权力欲而提意见批判过他。后来读到他的遗稿集,其中提到他与典代恋爱时,同时恋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调查保阪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骂他:“朝鲜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并殴打他。没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视。这使人想到美国白人革命家拒绝与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这在日本也长期存在。出身冲绳的德田球一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乡名护市自80年代以来由市政府公报等追颂为“乡土英雄”、“国际政治家”,由社会党的户口市长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长、今天的岸本市长带动,出资四百万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两千万日元),花三年时间建成德田纪念碑。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的市议员们都赞成此项提案,只有共产党的市议员没有表态,这是因为日共党本部的宫本对德田的偏见所致。

  1970年“冲绳回归运动”时的日共相关负责人牧濑恒二曾对增山讲过:“德田实际上不认为冲绳是大和(日本)。冲绳共产党不应从属于日本共产党。那样的话,冲绳人的自主性就丧失了”(250页)。牧濑还说:“宫本坚持把(冲绳)人民党组织解散、把冲绳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日共的中央集权之下,高安重正(战后日共的冲绳政策负责人)可能是因为坚持德田的意见而被日共开除的”(255页)。

  在日本革命运动史和日共党史中,最“空白”(或者称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鲜战争时日共的军事斗争准备。《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鲜战争定义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称日共的武装斗争是“极左冒险”。《日共六十五年史》称为“德田派极左冒险主义”,《日共七十年史》又称为“德田、野阪分裂派别的武装斗争路线的破产”。总之,这不是以宫本为正统的日共的行为,而是在中国、苏联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义者们的自杀行为。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50年代,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第三共产国际)的绝对领袖,日共不可能违抗。实际上,宫本等在“恢复党籍”时承认“我们必须开始武装斗争的准备”(220页),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被安排到直接的这一类工作。但是,早稻田大学的日共支部负责人由井誓在恢复党籍后,作为惩罚,被派到东京最艰难的奥多摩的小河内工作队,准备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山村政府。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员会山本议长因为持有麻药而被逮捕,被新闻大肆报导为日共地下武装准备的证明。日共党员一直听信正统党史,以为那是日本政府的谎言,但后来知道那是事实。

  按照本书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装斗争据点是日共四次会议(51年2月)军事方针“志田构想”的一部份,由被麦克阿瑟肃清出日本社会的党员等两千五百多人组成五十五个中核自卫队与独立游击队(213页)。据小松丰吉证实,他看到“从日本偷渡到中国的青年组成‘日本人民军’在沿海接受登陆作战训练”(215页)。与此相关的是在与中国往返中活跃的“人民舰队”组织者永山正昭以及为了“特殊财政”(抢劫资金)组成的“卡车部队”队长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长,颇有文才,是经团连会长植村申午郎的亲戚。但他被任命为“卡车部队”队长,成为日共武装斗争失败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会议上以“贪污无耻”罪赶出日共并因此被投入监狱。大家长年以来都认为那家伙臭名昭著、罪有应得。而实际上,“特殊财政”的部份资金被志田重男贪污,在东京的神乐坂高级餐厅挥霍浪费。此事被佐和庆太郎揭露后(235页),宫本只好开除了他的这个亲信。

  谁也不知道因“贪污无耻”罪入狱的政治犯大村的命运。还有小松丰吉,姐牙仁郎等成为“废物”在新宿开小面馆为生的人,他们曾经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后又被党开除,无法回归社会,他们的心灵会安宁吗?与那些被敬贡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产党常任活动家之墓”(东京都八王子市上川灵园)的幸运左翼人士相比,谁去悼念那成千上万的为日本革命事业奋斗牺牲、经历悲壮人生的“无名战士们”呢?

  更有甚者,在国家权力高压之下,革命运动内部弥漫着疑心重重的气氛,在“肃奸”中演出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日本革命运动内部的“肃奸”行动完全践踏了许多革命分子的基本人权。

  在天皇制国家权力之下的日本革命运动,完全谈不上什么情报战略,总是在历史上要求革命运动领导人民时,被“特别高等警察”等一网打尽。在日本国家权力宣告投降的短时期内,有不少日共党员、革命人士得以进入司法、行政、立法的握有一定资源的职位。但这些人都被日共如实地按照政府法令登记报告,当美国占领军改变政策、扶持被打败的日本统治阶级时,这些在行政、司法部门的人便被一扫而尽。

  《战后左翼人士群像》记载到:1932年日共在工会中强制推行“打倒天皇制”计划,为此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强制推行的工会积极份子。其中,在朝鲜人最受信赖的“全日本劳动工会协议会”的尹基协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一票之差断定为内奸而被射杀。当日共中央的绀野与次郎命令日共东京分部负责人村上多喜雄执行决定并交给村上手枪时,村上强烈抗议:“尹绝对不是内奸!”“党中央内有内奸!”结果,尹基协被混入日共的最大内奸松村(真名饭冢盈延)枪杀。半年以后,特高警察借此机会一举逮捕四千五百名工会协议会成员,把整个协议会摧毁。曾是日共政治局委员的白川晴一回忆此事时总是落泪不止:“村上与尹都是优秀的党员啊!”

  更可悲的是,全日本劳动工会协议会干部松原(本名宫上则武)、平安名常孝连日共党员都不是,却因为不推行日共计划被定为“超级内奸”、被赶出协议会并遭到日共的审问。

  1933年12月,日共中央委员逸风重雄(第三号负责人)、宫本显治(第四号)、候补中央委员裤田里见(第五号)审问中央委员大泉兼藏(第一号),小钿达夫(第二号),结果把无辜的小钿杀害,把真的内奸大泉放掉,导致后来宫本等又被警察抓进牢里。裤田被日共开除后,在《致昨日的同志宫本显治》(新潮社1978年出版)中,详细叙述宫本是用柔道功夫把小钿杀害的。

  由绀野与宫本等人开始的杀害“内奸”传统在战后变成私刑式的党内审问。1951年2月,日共东大支部负责人户冢秀夫、不破哲三、高泽寅男被日共隔离审问两个月,遭受了残忍的暴行(安东仁兵卫著《日本共产党私史》)。

  当然,日共史上最大的“内奸”事件是伊藤律冤罪事件。伊藤于1953年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内奸”罪名开除,但此“中央委员会”本身后来被宫本主持的六届全体协会判定为“德田分派北京机构”。后来日共的《五十年史》、《六十年史》、《六十五年史》都不提伊藤是“内奸”,而用“捣乱者”称呼。“捣乱者”与“内奸”当然有本质不同的政治意义。

  日共之所以无法明确称伊藤是“内奸”,是因为伊藤在长达27年的北京监狱中始终没有认罪。当时日共北京机构的负责人裤田在牢中不断胁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认罪,就可以保住性命。”(《伊藤律回想录——北京幽禁27年》)。伊藤不但没有认罪,当1980年9月被中共政法负责人乔石接见宣布释放时,伊藤还以为“组织”决定派他回日本从事革命呢!

  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日共党员相信“党中央”的决定,认为伊藤是内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这是日共党史上最大的冤罪,开始为伊藤恢复名誉而活动。与伊藤共同工作过的日本农民运动领袖(组织最有战斗性的常东农民运动、当过两次国会议员)山口武秀在伊藤的追悼文中愤慨地批判宫本以及日共组织的非人道性。“马车夫国会议员”木村荣(1947年四名日共国会议员之一)见到伊藤时不住地流泪,责骂宫本“不是人”。当野阪参三因为在苏联出卖同志的证据被发现而被开除后,日共又诡称伊藤的命运是野阪参三与周恩来决定的,日共中央委员会无法负责。

  与宫本至今为止的顽固态度相比,曾经参与处分伊藤的藤井冠次(原NHK工会负责人)深为自己的罪过内疚不安,害得自己也脑充血、语意表达不清。

  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的革命运动内部,还谈得上什么“同志之爱”?


  [赵京摘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号、2001年1月29日—2月19日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1期。]

  [1] 托洛茨基临终前在逃过一次谋杀后对KGB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过错误但已经紧密依附党的机器、沒有能力从事別的工作並习惯于特权位置的人,可以被KGB变成唯命是从的工具,担当无恶不作的勾当。见李時译《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香港《十月评论》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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