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按]
的确，"国企改革的最大缺憾是把职工放在了一边"。虽然经过“大讨论”，人民群众获得改革话语权，却并没有再次参与到改革当中。“产权”问题的热抄，职工和全民对国企的所有被视为“产权不明”而剥夺掉了，带来的是个人和权贵资本的暴富。当人们讨论国企“懒汉”的问题时，常常忽视了当国家民众自己做主时，民众大多是积极的；当国企职工自己做主时，职工是积极的。“产权”改革恰恰将国企变相的归于个人，而是职工失去了自主性。所以国企改革的推进只能归于民众自己而不应推给市场（这一点作者似乎忽视了）或权贵去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乌有之人
2006.12.2
国企改革的最大缺憾是把职工放在了一边
张曙光
《劳动合同法草案》在“五一”节前提交全民讨论，反响空前热烈。一个月内，全国职工有近20万件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革进行到这一步，人民群众参与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国企改革而言，此势可借，此情可用。
从前年经济学界“郎顾之争” 到去年底今年初的“改革反思大讨论”，与其说是学界之争，不如说是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争取到了改革的“话语权”。从目前征集到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修改意见看，职工群众的建议大都很切合实际，中看也中用。
其实中国经济改革最原始的发轫就是来自于农村最底层的民众。上世纪80年代职工参与城市经济改革的积极性还是相当高的，很多企业的承包、租赁的实践者就是从普通职工中产生出来的，有些还成为企业家。可后来事情似乎有了些微妙的变化，职工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在减弱，甚至从改革的参与者成为改革的对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数从1998年的23.8万家减少到2003年的15万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减少了约4000万人。全国300万家私有企业中约有50万家是从国有企业中转化而来的。这其间产生了不少问题和矛盾。虽然人们普遍将着眼点放在“产权改革”上，但出现问题的实质并非“产权”之争，而是改变产权的“程序”之争。
最早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应该是山东诸城，而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产权改革之时，恰恰忽略了诸城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诸城改革是在充分尊重职工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据报道，当时诸城改革方案做了两套：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以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前身诸城电机厂作为试点。但没想到职工强烈反对，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全新的方案出台：决定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诸城的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后，工人们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飞速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业甚至提高了将近两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后，全体员工普遍树立起了“现在是给自己于了”的信念，“懒汉”消失了，原来“厂长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也不治而愈。诸城市的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而现在对诸城模式争论的恰恰是1997年以后，政府推倒原来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向经营者集中，实行MBO。有报道称是出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诸城模式究竟如何，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其间广大职工参与改革的积极作用是应充分肯定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而搞好一个企业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企业家的问题，尽管人们在产权问题上打了十多年的口水战，但谁也不能说服谁。在十几年前广大职工就提出：“给钱给物给政策，不如给个好厂长。”可好厂长从何而来？从厂长负责制至企业承包制，从明确责任到明晰产权，从完善考核指标到特派员、督察员，我们可以对国有企业厂长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等等提出详尽的要求，但我们还是无法解决这个厂长究竟是不是个企业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是由市场、由实践来解决。谁最了解企业实际情况？一个企业究竟适合什么所有制形式？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职工清楚？答案应是明确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公司法》、《工会法》及党中央的若干决议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广大职工的作用都有过明确的规定和指示，但由于一些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再加上执行不到位，近些年来广大职工参与企业改革的积极性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出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以期使改革路径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4月24日《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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