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现实思考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现实思考

    

    建立于个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倡导的产权明晰、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念对于封建经济的革命作用与对于经济主体积极性的调动、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科技资源的共享，具有积极作用。这是其理论能够在一个期间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然而，近代主体性与自由思想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平等、和谐关系；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赋予了强势阶层更多的机会利益，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事实上，全球化过程一直深受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控制，美国则在推行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在贸易、环保、人权等方面实行双重“自由”标准，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度警觉与关注。
    1、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广运用引起了国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矛盾的扩大
    新自由主义“我向”思维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主体优先权和把对象客体化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主体在追求自由——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对对象利益的忽视与损害。目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已经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危害。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重灾区有三个：一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则的推进下，出现了腐败性资产掠夺带来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不公道。二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泰国过早、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最终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三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连锁反应。
    由于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的追求主体利益的当期化倾向，并把经济增长的大量“负外部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加重了生态资源毁灭的可能性。从1970年到1995年，全球环境指数下降了约30%，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10%，海水动物的数量减少约35%，淡水动物和哺乳动物的数量则减少了45%。2003年，北冰洋冰层由1980年的4.88米下降到2.75米，南极臭氧层空洞扩大到空前的2700万平方公里，这些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生命与种的存续。“唯人主义把人类置于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将损害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
    2、实行新自由主义对于不同发展状况的国家而言存在不同的收益与成本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位差，他们实际得到的交易惠利常常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处于比较高的经济位势，全球化成为他们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新自由主义成为最符合国际资本利益扩张需要的理论解释。而大量发展中国家，常常在一种外生强制与利益诱致的复杂环境中面对与接受着全球化进程的，常常会为实施新自由主义付出昂贵代价。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的理论机理是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使生产要素跨国界地流向最有效率的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现象。然而，在这种合乎逻辑的自由化、全球化理论背后，实际上深藏着国家利益与矛盾。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能的使用、消耗和转化行为。发达国家因其在经济上具有先发优势，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总体上表现为资源输入，能够以占世界20%的人口，消耗占世界近80%的能源。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突飞猛进式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以不断地吸取外部资源，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为条件的。而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技术落后，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资源型的初级产品输出，经济发展中的内能消耗与补充主要限于国内解决。所以，发展中国家会遇到严重的资源承载力约束，而发达国家所受约束要小得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与能源的不断使用，不能再做功的无用能——熵是累增的。为了平衡熵增机制，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优势和经济上游地位，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及熵扩散等负外部性输出行为，维持了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因此，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发展位势与约束条件差异为发达国家与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新自由主义对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更加“自由”。
    事实上，自由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始终体现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先发优势利益。当全球化进程受阻时，工业化先发国家总会推出全球战略，甚至不惜谋求军事战略和诉诸武力来达到次终极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一次次地演变为政治和军事行动。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兴科学技术发展与文明演化，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明火执仗的直接军事占领和政权控制方式来取得外部资源的国际社会信誉成本日益增大，所以通过在全球建立、推行并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来降低交易门槛，取得世界资源，便成为美国在改变了的全球环境中采取的新战略，新自由主义理论则成为这种新国际背景中的最有利的理论工具。
    3、基于近代主体性的新自由主义之自由是选择性自由而非广谱性自由。
    这种选择的准则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优先的国家（主体性）利益，美国政府通过建立自由经济与社会制度，不仅吸引了大量的高级人才，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外部资源。如美国政府把石油资源列为长期战略资源，限制国内石油开采，却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为了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对中东国家进行渗透性控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美国的中东石油资源战略成为新自由主义“三化”理论的实践范例。
    推而广之，自二战以来，美国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战略。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21世纪初推出的全球一体化攻略等。绿色革命运动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广其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种子等商品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过度的施用化肥、农药，却造成了印度、巴西等国家农业土壤的严重板结，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美国为首推行的金融自由化以及今天的全球化攻略，均首先是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高经济位势使他们能够推行这些战略并使他们首先获益，却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留下灾难。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现实运用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强势主体性利益导致的对弱要素利益的损害，全球化、自由化对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产生的不同成本与收益，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性自由等，均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重要事实。盲目推崇新自由主义，失去理论警觉，会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被动。
    （《环球视野》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原文标题为《新自由主义辨析与个体—社会互构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