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毛泽东思想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弘扬毛泽东思想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50年前的2月27日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名讲话，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问题和政策。其中明确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50年过去，今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是他一年前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刊登在互联网上。经过精心策划，谢韬将原文中露骨恶毒攻击我党和毛泽东的话语和段落加以删改，特别配发了民主社会主义祖师爷伯恩斯坦的半身照片，在今年我党召开“十七大”之前公开抛出。辛子陵的书名故意隐去了，题目也变了，但文章的基本内容没变：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开要为修正主义翻案，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呼吁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帜，妄图进一步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其赤裸、猖狂之势，令人震惊！身为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竟公然背叛中共党章和我国宪法，向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

 一 、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意识形态标识。它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来维护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来源于修正主义，即伯恩斯坦主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引起德国、俄国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他于1899年又写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伯恩斯坦主义，也叫修正主义。逐步被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所接受，又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它否认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公式。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的“历史性贡献”，完全不是谢韬在“序言”中所粉饰的。能称得上第一大的“贡献”，其实是：分裂工人运动，背信弃义（背叛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大会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各国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破产。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而社会民主党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十月革命，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体系。

20世纪上半叶，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民主党奉行“和平改良”路线，实际上无大作为，被“边缘化”了。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影响，提出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社会民主主义”，于1951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发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宣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如何不能以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为目标”，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一种特殊的“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革命，失去任何现实内容”，“只有通过不断改良，社会才能发生变化”，“通过改良和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会自动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混合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竞争相结合，通过高税收实现全民福利。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是借鉴社会主义来维护资本主义，是修订版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它起着缓和阶级矛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它对社会主义国家起“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作用。

社会民主党“历史性贡献”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它酿成了苏联、东欧的巨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只不过是外因，恰恰是苏联、东欧领导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即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实行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才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恶果。

苏东剧变后，西方舆论错误导向，似乎社会主义再也无望，社会党内部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争。不少社会党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旗号，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去了。两易旗帜，本质不变，民主社会主义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二、驳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

谢韬、辛子陵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需要为修正主义翻案，因而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著作中去“历史考证”，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惊人结论，进而说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完全是骗人的一派胡言，事实断非如此，。

辛子陵断章取义的从《资本论》第三卷中摘取了三段话，硬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进而又说“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二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下面，让我们看看，谢、辛是如何用卑劣的手法骗人的。

第一、这三段话摘自《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说明信用促使股份公司成立，股份公司使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些新特点，为进入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更好的条件。仅此而已，不存在这种过渡是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

第二、下面是马克思的一段完整的原话：“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去。它作为这样矛盾的现象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造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试问，这样的股份公司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内的‘扬弃’”，说的是“过渡点”不是“过渡到”，十分明白，怎么能胡乱解说？

第三，恩格斯在这章有关股份公司论述后，加了一个注：“自马克思写了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三次方……。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准备。——弗.恩”。恩格斯的注解比你们所谓“历史考证”权威得多。股份公司为剥夺剥夺者作好了准备。《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为垄断所代替的论断，正是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的依据。究竟谁在违背马克思主义呢？

第四，伯恩斯坦曾经是马克思理论工作者，也是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在恩格斯逝世后，他背叛马克思主义，宣称时代变化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论证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德国的卢森堡、蔡特金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为反对修正主义写出了不少文章。我们从双方论战中，未看到关于“股份公司”的内容。伯恩斯坦“修正”了《资本论》中有关经济危机等内容，若真有辛子陵所说的这个论据，大概伯恩斯坦也不会放过这个证明自己正统的机会吧！“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看来，在骗人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谢、辛超过了祖师爷。

第五，马克思《资本论》严密的科学体系令资产阶级学者也折服，不可能出现三卷不一致的问题。如真有不一致，也等不到一百多年后由辛子陵来发现，不同阶级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应该早就指出了。另外，马恩自己，对重大观点的变化总是通过著述，书信等方式有所说明交代，《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的重要著作，前后有变化应有说明。我们未发现这类说明。谢、辛故意强加给马克思的这种变化，当然在马恩著述中找不到。

另外，我们从社会实践来看，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涌现出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股份公司，，有一个“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吗？这期间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都是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的战果吗？！

谢韬在“序言”中继而声称:“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他还摘录恩格斯两篇著作中的几段话，得出结论:“他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的重要修改。”事实并非如此，这仍然是卑劣地骗人。

第一、恩格斯晚年除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外，主要是同各国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指导合法斗争。巴黎公社后，资本主义处在和平发展时期，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合法权利，开展宣传组织活动，进行议会斗争，取得一些成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党中出现了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合法斗争，主张不顾条件的盲目暴动。恩格斯带头予以批判，最终将他们清洗出去。也出现了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极力夸大合法斗争的意义，主张放弃暴力革命。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也出现了“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提废除专制制度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看到右倾的严重性，不顾德国党右倾领导的反对，在《新时代》上以《马克思遗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名著。接着又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写了著名的导言。1891年恩格斯又写出《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些马恩著作，阐明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力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1892年，福尔马尔发表《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一文，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俾斯麦、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是相似的，可以通过现代国家的改良，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看到后，及时写信给倍倍尔：“从福尔马尔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已经不配作一个党员了，今年不开除，以后也必须开除”。《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6月出版后，1895年3月恩格斯写出最后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回顾了五十年来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说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工人阶级应该比1848年革命更充分地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指出，不要放弃合法斗争，以及争取群众，聚集力量，准备决战。可见恩格斯晚年是一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第二，辛子陵、谢韬对恩格斯《1819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断章取义，企图以此来说明恩格斯主张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这里，我们把恩格斯文章的前后连起来看：“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全面分析恩格斯的文章，不难看出，恩格斯是不同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论断的，但也不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谢韬、辛子陵断章取义，置恩格斯的“设想”、“条件”、“可能”等于不顾，偷换成了他们所要的唯一选择：“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以此反对暴力革命。这能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吗？

第三，谢韬、辛子陵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好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谢、辛接着拼凑出了一大段话，还说什么“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的最后意见。”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其实，一百多年前，伯恩斯坦之流搞修正主义，就是在这篇文章上做文章，说它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而谢韬、辛子陵不过是故伎重演且有过之。

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回顾了1848年以来的工人运动并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了群众革命的自觉性和暴力革命的具体应变方法，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合法斗争的重要意义。当这篇“导言”要公开发表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借口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形势紧张，要求恩格斯把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具有更谨慎的形式。恩格斯因而在校样中删去了一些地方和改变了一些提法，但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并于1895年3月8日 给编辑费舍写信指出：“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革命行为，是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会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守法”。“我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糟蹋自己的名誉”。《前进报》刊登了这篇《导言》的摘录，恩格斯看到后，先后从伦敦写信给考茨基和拉法格，指出：“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为和平和反暴力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但是，恩格斯至死未能如愿。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将《导言》中几处关于“暴力”“决战”等必要的革命内容，予以删改，出版了单行本，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言”，说恩格斯晚年修改了革命主张。以此为据，逐步形成他的修正主义。《导言》的全文，直到1930年在苏联才得以公开发表。

辛子陵、谢韬学着伯恩斯坦之流的骗术，将恩格斯这篇《导言》中的第10、14、23、32、22、33，这6段话分别掐头去尾地拼盘成“序言”中那么一大段引文。给人的印象是：恩格斯承认以前错了，暴力革命过时了，合法斗争是崭新的斗争形式，资本主义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了解上述历史背景，读一下《导言》全文，就可看到谢韬之流无耻到何等地步。

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曾经错了”，指的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认识，把工人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误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了。

恩格斯所说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陈旧了”，不是谢韬加注的“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而是指暴力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即筑垒巷战。谢韬在以偷梁换柱来骗人。恩格斯还详细指出它之所以陈旧的原因：现代城市街道宽且直了，建筑物高大了，武器更先进了……。这里并非指各种暴力革命都过时，只是筑垒巷战这种形式过时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武装斗争，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也都证明《共产党宣言》的暴力革命并不过时。恩格斯直到1893年还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序言，宣扬《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这是一贯的。

恩格斯在《导言》中还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恩格斯在这里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在新形势下要注重宣传组织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工农群众自觉投入革命斗争。而谢韬却孤立抽取了这段文字的第一句话，删去了下面的结论，与其他地方的文字相嫁接，把恩格斯指出的形势发生变化的条件，偷换成结论，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达到其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卑劣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辛子陵、谢韬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骗人的鬼话。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是修订版的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三、驳共产主义“空话”论

谢韬在“序言”中引用了辛子陵的话：“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还联系“实际”胡说共产主义是“空话”。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修正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公式翻案；另一方面是要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政治思想条件。我们决不能使其得逞，必须驳斥他们的谬论揭穿他们的阴谋。

第一、辛、谢的“历史考证”只有一条不完全可靠的论据：1893年5月3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孤证不能论证什么问题，这是学术常识；而且这又是记者的采访记录，不是恩格斯本人的著述，所以，新版《马恩全集》理所当然地已将它删去。另外，1893年5月17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震布根》的信中，就这个“谈话”指出：“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的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明确的”。“谈话”总的内容是指当时德国议会选举局势。这样的谈话记录又怎么能作为谢、辛否定共产主义的论据呢。

第二、应该完整地考证这个采访笔录。谢韬在“序言”中引用恩格斯的那段话前面，实际上还有这样的对话：“记者问：在所有选区你们都将提出候选人吗？恩格斯：是的，我们要在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验。”接着这段话，才是“序言”中的引文。引文并不完整，接下去的文字被谢韬删掉，而删掉的恰恰是下面更重要的论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这里说的“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指的是什么呢？显然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怎么能凭此妄断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了呢！

再者，“最终目标”一词，有绝对和相对的含义和用法。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显然是从绝对意义上说的，是指人类社会没有终止的极端。而我们共产党章程中写的“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近期目的来说的，是从相对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辩证常识，难道谢韬、辛子陵不懂吗？

相对来说，伯恩斯坦是懂得这个常识的。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序中这样表述：“因为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为争取劳动者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为城乡劳动者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劳动者的经济的组织事业，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这样写着：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今天我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写着。”后来这段话被翻译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公式。注意，这个所谓公式中使用的是“微不足道一词，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斯坦强调的是眼前改良，当时，他还未背叛到公开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地步。谢、辛为伯恩斯坦翻案翻过了头，只能说明他们是更彻底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

第三，恩格斯晚年一直坚持而不是放弃共产主义大目标。1894年1月，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论文集”（1871-1875）》写的“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这正是从政治方面来阐述共产主义的。1895年3月，恩格斯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在谢、辛特别关注的这篇最后著作中，他们断章取义引用的第14段下面，紧接着下面一段话：1848年，“在那个时候是各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灵丹妙药；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彻底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工人运动有了公认的理论，共同斗争的“最终目标”，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如果说《导言》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谢、辛为什么要把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故意删去呢？真是欲盖弥彰！

第四，辛、谢之流反对共产主义找不到第二个论据，毫无顾忌地求救于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之一的勃列日涅夫，拿他对其弟的戏语作根据，这也太不象话了吧！须知：骗子找骗子作证，虽也合乎逻辑，但效果适得其反。只能说明一个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第五，辛谢之辈又乞求于宗教，说什么“设置终极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目标是从这里衍生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把以神话故事作依据的天国，同以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规律为根据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把靠救世主耶稣来实现的天国，同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来实现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把人们死后才能“实现”的“千年王国”，同通过革命实践在现实世界逐步实现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辛、谢实际上是在用唯心主义的宗教神话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恶毒攻击。

第六，谢辛之流无耻地捏造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共产主义物质方面的具体目标，什么电脑、暖气等等。更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标准，指的是社会方面，不是也不可能是具体物质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恩格斯1845年2月曾在德国爱北斐特发表过两次演说，其中说到：“现在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道费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要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汽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这是说集中经济优越于分散经济，而不是指共产主义；而且，当时恩格斯还未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恩格斯什么时候说过“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辛子陵、谢韬的言论，不正是说明他们是这类资产阶级‘学者’吗？

第七，谢韬在“序言”中有所指地说：“用所谓‘长远利益’来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在这里，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反倒成了骗人的“把戏”；在这里，意气风发、艰苦奋斗从事三大革命运动的亿万人民群众，反倒成了上当受骗者。辛、谢之流在向谁叫板？他们在向党的崇高理想和优良传统叫板，向站起来了的革命人民叫板，这是地地道道的背叛！

谢韬本人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的领导者成了反共急先锋！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在共产主义运动近160年的历史上，每一次低潮期总会出现这么一些可耻的背叛者。但共产主义的胜利却是必然的，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谢韬、辛子陵之流的阴险挑唆，骗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背叛者的攻击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脚步。这里“应该收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骗人勾当。

    四   驳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成就”论

谢韬、辛子陵说到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历数其“胜利”、“闪亮崛起”、“历史性贡献”、“最大成就”、“共同富裕”……。总之，好得很！谈到共产党、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则是“失败”、“黯然失色”、“劫富济贫”、“停滞”、“衰退”、“共同贫穷”……。总之，社会主义糟得很！但认真阅读，不难发现，道理不通，事实不多，只是在强词夺理。

第一，谢韬说，二战后不同社会制度的竞赛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欧盟15国中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如此说来，在欧美，民主社会主义一统天下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试问：社会民主党执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有什么大的区别，国家体制有什么大的变化?其实，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政党轮流执政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执政党改变，不变的却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象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一样。英国工党的布莱尔，追随美国共和党的布什实施世界霸权战略，其死心蹋地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其前任英国保守党，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再问：近年北欧5国中，4个国家的社会党都下台了，谢韬称道的“典型”，瑞典社会民主党也于去年10月落选下台了。按照谢韬的逻辑，社会民主党上台了，执政了，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可现在，社会民主党竞选失败了，下台了，又怎么能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呢？仍按谢韬的逻辑推理，这些国家岂不成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在经常轮流“和平过渡”吗？

三问：“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和《资本家宣言》，怎么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的论据？这个“宣言”中所说的“借鉴社会主义的三方面的经验”明明指的是借鉴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怎么也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的论据？

答案很清楚：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修正”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应该说，谢韬在这里吹嘘的实际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他竭力美化的是资本主义。

第二，谢韬说：“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似乎很有把握以此来说明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事实恰恰相反。

社会主义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工业总产量增加7倍半，十年间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为二战中战胜法西斯提供了物资保证。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上世纪80年代，上升到80%，孰优孰劣，孰快孰慢，一目了然。

再看中国。我国解放前，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中共无法治愈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无法改变几百年的停滞状态”。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仅用两年时间，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接着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1949年-1978年，我国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6倍，轻工业总产值增长19.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倍；工农业生产总值，30年以平均每年增长9.5%的速度发展。不到30年，我们就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还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发展成果。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国，走过了资本主义要半个世纪至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拿我们开封为例，解放前除一家面粉厂外，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作为开封市经济核心的东区和南区20多个大中型企业，不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造起来的吗？有良知的美国学者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写道：“从1953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 %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新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如此铁的事实，能说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只要公平，不要效率”吗？我们是“几十年来的生产停滞和衰退”，“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吗？谢韬之流和帝国主义分子站在一起，尽力丑化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唱赞歌，总会被有良知的人们识破的。

第三，谢韬说：“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他举出瑞典、法国的波尔多小城为例，对民主社会主义大加礼赞。而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国内作了些改良性的政策调整。如德国、日本的企业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是学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况且，欧美各国资本家从掠夺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提高本国工人工资，增加工人的福利，实行“福利制度”，是否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页有数字显示：瑞典不平等程度年增长1.5%与丹麦、荷兰、澳大利亚持平，比美国、英国略低。欧美各国的剩余价值率不是减少而是大大提高。1947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为204%，1975年提高到268%；西德1950年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为204%，1974年提高到265%，日本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为275%，1976年提高到431%。“差别日益缩小”了吗？是扩大了！

据《纽约时报》2007年3月29日 报道：“对2005年纳税数据分析表明，收入排名靠前的30万美国人的总收入几乎相当于社会底层的1.5亿人的收入。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440倍”。“2005年美国人的总收入增长近9%，但是社会底层90%的人平均收入比前一年略微下降，降低了172美元，即0.6%。”被民主社会主义“赤化”的美国，贫穷差别在日益扩大，而不是日益缩小。

据《法新社》斯德哥尔摩2007年4月22日 电：《北欧向右转，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克伦德承认，由于税收到顶，劳动效率低，人口老化和国际环境等原因，要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早就开始这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社民党大幅度削减公共部门”。谢韬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范例”，全民福利也难以为继了。

还应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本国福利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特别是他们的跨国公司，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掠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其利润要比国内高一倍以上。1976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17亿美元，汇回的利润高达69亿美元，还不算在国外再投资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数从70年代初的不到1000亿美元，1988年上升到13200亿美元。再加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不等价的贸易“剪刀差”。使两类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196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到1988年增至到23.46倍。1987年占人口总数16.2%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1.5%；而占人口83.8%的中低收入国家仅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另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3页称：“世界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330多倍；；世界南方欠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30000多美元，短短10年翻了4倍多”。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剥削掠夺的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稍微放松一点”（《马恩全集》第23卷第678页）。把资本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不可能消除各种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牛津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芙西.加顿.阿什，在《洛杉矶报》网站2007年2月22日 发文《资本主义会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吗？》他认为“我们在欧洲拥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成功”，使各国“没有其它选择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万无一失的了？远非如此。首先，资本主义的历史无法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能够自动进行完善的制度”，“资本主义越壮大，它跌倒后摔得就越重……。其次，还存在不平等现象。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似乎是给那些能力强的人提供的奖赏太多了。如果在中国、俄国和印度或其它国家只有一小群巨富而绝大部分人贫穷潦倒，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什么呢？如果许多中产阶级开始觉得自己是输家而极少数基金经理却暴富，工作岗位又被外包给了印度，你就可能看到一些对抗性反应。”“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两难选择，这就是地球无法供养25亿人按照今天北半球中产阶级的方式生活的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制造行业的专家：制造欲望。正是物欲横流导致全球规模的不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愿意放弃这些欲望吗？”看!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胜利的世界，但它无法自我完善，面临国内外不平等矛盾直至对抗，更有同自然资源的矛盾，以物为本，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自己的出路。这比辛子陵、谢韬的怪论客观深刻得多！

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消除各种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能逐步消除各种差别实现共同富裕。河南省的南街村、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北省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适合本地的具体经济发展模式，消除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差别、更消除了贫富差别，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这里比瑞典、法国小城波尔多好多少倍。不象那里还有“庄园主”、“大股东”，还有剥削和压迫。谁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干不好？到上述地方去看看吧!这些地方是政治挂帅，干部正派，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带头艰苦奋斗；共同劳动，共同富裕，安定团结，美好和谐。中外参观者赞不绝口。

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多年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解放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们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距离。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犯错误，……固然有主观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邓小平这些话象是在批驳谢韬之类，这些话不会错吧！

  五、要民主，不要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在“序言”中，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暴力社会主义”，指责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等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及其领袖进行恶毒地无理攻击，使人感受到一种咬牙切齿的痛恨情绪。只有专政对象和政治运动被冲击伤害过、不顾大局、计较个人恩怨的人，才说出口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列宁、斯大林开创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前进中也出现了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学习过苏联，也批评过苏联，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辛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所创新，有成功，也有失败。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曲折中前进，是正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事业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前进。党和领袖有缺点和错误，需要完善民主和法制来改进。广大干部和人民，是理解、支持、拥护共产党的；是肯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是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领导人民站了起来，敢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抗衡，促使经济快速发展，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克服千百年来吸毒、嫖娼、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如此等等，直至今天，俄国人越来越怀念列宁、斯大林，在中国，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歌声从未间断。有人说这是怀旧。是的，人们怀没有失业、倡导道德高尚、平等享受物质文化福利之旧，有什么不好！正如有人说的：“人民的怀旧正在成为历史进步的垫脚石”。

社会主义需要在不断改革创新中前进。西方借此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利用改革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亡党亡国，这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现着我国根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指导思想，是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原则，是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邓小平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谢韬把我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政策说成“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说什么“逼得执政者只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这等于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真是这样吗？是邓小平说大话骗人还是谢韬说胡话骗人？显然应是后者。

谢韬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他认为：“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同国家、不同阶级都这么说。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而人民，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说明。人民当家做主干什么？目的是过好日子，所以，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资本主义对抗封建专制，提出民主、自由、博爱，是历史进步。资产阶级夺权建国，实行的是民主宪政。制定宪法和其他法，依法治国，实行两党或多党的政党政治，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这是民主宪政的主要内容。谢韬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也是这一套，是一回事。

政治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党宪政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谢韬认为这种民主宪政能解决腐败问题，能让人民当家做主。不少好心人也误认为“三权分立”“多党制”可以相互制衡，解决腐败等问题，盲目追随民主社会主义，甚至认为民主加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其实不然。

“三权分立”的设计原理，来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说，但其具体设计操作时，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人为独立而战，在战场上是平等的。独立后，富的仍富，穷的仍穷，平等就虚伪了。所以，各地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声音，为此，1786年还爆发了谢斯起义，对私有制构成了威胁。可以设想，实行真正的民主，全民投票，一人一票，穷人肯定占优势，形成的法案对富人不利。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其《政治思想史》中说：“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钝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一套经过钝化透过代议制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绝不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上了最高法院的制衡。掀开“三权分立”的面纱，视其初衷，可看到它是为富有的资产阶级设计的。至于多党制议会民主，这位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也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用党派形式在议会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活跃在政坛上的是一批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精英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选民的无奈表现在投票率上，近几年大选的选民仅为40%左右。这就是“民主宪政”。

在西方民主中，我们常见到一个简明的事实：一个问题，如果大家以大局为重，好好商议，齐心协力去克服，并不难解决；而放到党派斗争的环境中去处理，为了选票、席位、党派利益，政客们不惜把一个问题变成许多问题，把一点火星煽成大火，争吵打斗起来，直至酿成大灾难。欧美各国、日本、台湾不都出现过这种闹剧吗？结果置党派利益于国计民生之上，使有些问题久拖不决。各国的腐败“丑闻”“事件”从未间断就是明证。英国经济学家马丁·雅克2004年6月22日 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藐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美国以救世主自居，以“和平演变”和战争这两手，到处推行西方民主，也败坏了西方民主的名声。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民主宪政不过如此，绝不是什么根治腐败，治好国家的神丹妙药。

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国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和完善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发展社会基层民主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民主权利。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起着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使得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问题不少，确实有待于进一步通过改革，完善机制，认真落实，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目前我国出现一些道德败坏、法纪不力、干部贪污腐化等严重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在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只务实讲实惠，不务虚讲人格和党性，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旧思想、旧习俗和封建的东西沉渣泛起，很少管而管又不力，造成许多难以收拾的社会性问题甚至灾难。这些，靠“民主宪政”能解决吗？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中，推行民主宪政，搞“民主化”多党制，结果是亡党亡国。2006年2月28日 ，我国记者访问他时，他颇有悔意地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千万不能让局势混乱……”。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在亚非一些国家推行西方民主，结果战乱不休，难以收场。发展中国家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多民族和多宗教派别，封建王族和宗族观念严重，小生产占优势。以色列的政治家佩雷斯都看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东等地区。硬要推行，则害人也害己。中国也具有发展中国家上述特点，历史上有过诸侯割据、山头林立、军阀混战等，使得国家几十年几百年战乱不止，不得统一，人民苦不堪言，难以度日。我国现实还有“台独”“藏独”“民运”以及社会黑势力在活跃。可以设想，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民主化”后，将会出现比苏联瓦解更可怕的分裂战乱局面。能走这条路吗？

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能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不同党派来代表和支配，需要一个坚强的核心，统一的权力机构，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来执政参政；也只能由人民代表大会统掌“三权”而由两院一府来行使。政治体制改革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发展完善它，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更好的真正的当家做主。如同上述南街村等先进地方，“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实现上下左右真正的平等和谐。

谢韬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要实施的民主宪政，是要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多党制”的实质是向共产党夺权，“三权分立”的实质是要分共产党和人民的权，有人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是要夺军权。他们如能得逞，就是政变，将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去。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民主，但决不要民主社会主义。

50年后，重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时，他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多么深刻而有远见啊！看来，天并非太平无事，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建设和谐社会，更要坚持原则和必要的斗争。

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执笔：紫砂200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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