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新古典教条的“改革导向”
原载： 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国家发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不妨顺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导向”，我们想象自己在制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图。这种顺势造势的结果会显示出如下的一份菜单：
第一，什么是市场经济？新古典理论认为，那就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所以，按照这种规范，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到位”，就是在产业领域和要素市场全面实行私有化，建立私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企卖光，土地私有化，公共服务机构和职能尽可能市场化。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都是暂时的过渡现象，不是真市场经济，需要“改革攻坚”之。
第二，什么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萨缪尔森主张混合经济。但他说，主张自由放任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活动应该限于保证合同履行、提供警察和国防服务的范围内。所以，按照最时髦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规制都要取消才好。例如，仅仅实行货币主义的政策就可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了。或者，按照“理性预期”理论，相信价格信号和经济人的理性可以自发地解决宏观稳定问题。虽然，这些政策主张在美国已是过时二十多年的陈旧东西了。
第三，什么是工资决定机制？就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工会和雇主组织是妨碍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降低效率的。最低工资也是违反市场规律的，要减少就业。所以，中国应该消除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作用，取消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劳动法和配套法律。劳动合同法要“搞垮中国经济”。血汗工厂是自然现象，那是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的结果，需要有穷人来牺牲。虽然，美国仍然保留着劳动法、工会和雇主组织，最低工资也一再提高，劳动合同法照行不误。
第四，什么是开放？就是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发挥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就是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传统产业生产鞋子、裤子、衣服、玩具和食品，在现代产业的低端为跨国公司长期打工。中国是不可以既发挥传统优势，又集中力量挺进高档的现代产业的。虽然，德国、美国的发展经历不是固守比较优势，人家相信的是历史学派的理论，是产业保护加急起直追，乃至残酷的跨国掠夺和杀戮。另外，中国的市场一定要全面开放，开放只有正作用，没有负作用。虽然，欧、美的市场是不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的，特别是高科技、农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因为，那样做有负作用。
第五，什么是适合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普选和代议制。它可以使民众监督政府和更换自己不满意的政府领导人或政党。但是，这对约束强势集团和增进社会福利有多大作用，那就说不太清楚了。近几十年来，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福利竞争大大削弱的全球化中，普选和代议制，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的轮流执政，在发达国家并没有改变民众福利和工资的长期下降趋势，许多国民由于失望并不参加选举活动，这是众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知道的，他们还知道这是市场更加自由的结果。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出现了难以协调、相互背离的矛盾？“主流”经济学家不去考虑，还是力主这种政治制度。自然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建立已经由某些“海龟”和“土鳖”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代议制民主，或说“美式民主”。因为，市场经济需要美式民主体制。
至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伊拉克的民主实践导致的严重问题和社会灾难，那是穷人必要的牺牲。但是，为什么在这些社会的另外一面，却是富人通吃呢？另外，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理论在拉美国家的失败，导致左翼通过普选上台，这符合经济学家们主张“美式民主”的初衷吗？这时，经济学家们往往顾左右而言其它，语焉不详，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了。
第六，怎么看待、解决市场化转轨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那是全球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开放”不到位造成的，是多数人必要的付出和牺牲。要靠进一步的全球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来解决，同时，需要多数人进一步牺牲利益。少数有钱、有权的人通吃，那是增加投资和就业的需要，是资本和复杂劳动的国际标准的报酬，穷人不要仇富，法律不要追究“原罪”。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问题，出现了同样问题也应该如此理解和对待。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选民是否认可这种价值和政策取向，有哪个政党不顾死活，敢于这么一竿子插到底，那就不属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了。
当然，在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有了问题都可以争论，但在中国特殊，可以“不争论”，不考虑民心和选民问题，因为“不知道老百姓是谁”。而且，物以稀为贵，经济学家的言论越怪异，一些媒体越喜欢捧，人、媒双赢，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
第七，什么是经济学家？满脑子新古典经济学，言必称教条，最好还是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因为，萨缪尔森已经老了，过时了。虽然，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已经作古了。但是，经济学家说话要有中国特色和幽默感，比如，“私人企业主不是资本家”、“冰棍理论”和“劳动合同法搞垮中国”之类；再如，“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之类。虽然，在美、欧和新古典的正统理论中，私人企业主就是资本家，窃取国资就是犯罪，劳动合同法也需要执行，贫富差距需要重视和解决，福利社会还没有也不能取消。
显然，这样一份菜单与中共十七大的主旨是反着的。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不能不注意到历年来它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干扰。
（本文是作者《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书中的专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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