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上午十时，应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中心邀请，知名旅美学者、美国《侨报》前主笔龚忠武博士莅临真善美书家作了一场题为“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 时代”的学术演讲。龚忠武先生是一名爱国台胞，祖籍安徽滁县，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及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瓦茨，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联合国任职，后来成为美国纽约《侨报》（目前国外华人华侨中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之一）的创始股东，并担任主笔。
得知龚忠武博士来昆讲学的消息，真善美书家的很多热心书友很是兴奋，亟盼能向他请益。尽管正值假期，但仍有不少高校教师、研究生参与，其中有回昆明度假的汕头大学的黎尔平教授、云南师范大学的钱明辉教授和省委党校的王文广教授等。现场也来了不少年越古稀的离退休老人和一些中青年朋友。真善美书家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演讲开始时，龚忠武先生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及心路历程。他说自己从在台湾从小学一直念到研究所，受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后来又在自由主义的重镇——哈佛大学求学，所以无可避免地受到反毛反共思想的影响。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参与海外的爱国保钓运动，对国民党的教育和费正清的哈佛学派产生了怀疑，最终与他们分道扬镳。
他还顺便讲了一段插曲，一九九零年反台奔丧时，曾抽空拜访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李敖。他问我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他问道，我的许多师友都反毛反共，我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让百年来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不挨打，不挨饿。因为毛泽东做到了这两个不挨，所以我不但不反，还要歌颂赞扬。
接着，龚忠武先生为他的讲题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破题，他说其中的关键是“到”字，如果将到改为和，变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是一种静态分析，而“到”则是动态的，表明从一个时代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他进一步提出了 “动态历史学”的概念。然后，他接着说明时代这两个字，他认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概念是成立的，两个时代确实很不一样甚至有根本的不同，各有各的时代特征。
就时代精神和特征而言：
毛泽东时代是求存、求强；
邓小平时代是求富、求文。
就理论而言，
毛泽东时代强调上层建筑，主张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论
邓小平时代强调下层建筑，主张客观决定性的生产力论
再就大政方针而言：
毛泽东时代是狂风暴雨式的革命，
邓小平时代是和风细雨式的改革；
毛泽东时代是搞根本变革，
邓小平时代是搞点滴改革
毛泽东时代是政治挂帅，是按政治规律办事，
邓小平时代是经济挂帅，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于此可见，毛邓时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龚博士强调，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他说明了自己解答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他说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韦伯的理性分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学的考据分析；所谓韦伯的理性分析，即通过事物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论证；所谓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即从不同的阶级立场来进行论证；而历史学的考据分析则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进行论证。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儒家的直观道德分析。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第三种为主，兼采其他三种方法，交叉运用，融而为一。
不过，他强调说，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需要靠历史的文献资料。但是毛晚年的史料，在可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公开的，所以只有根据现有的极其有限的史料来进行假设性的逻辑推论。他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没有预设的立场，而是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但是，他特别强调，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他的论证基本上是假设性的，有待后人根据史料验证。
进入正题后，龚忠武博士层层展开他的历史逻辑论证：
首先，他提出困扰自己、可能也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如此不同，但为什么继毛泽东时代之后会出现邓小平时代呢？是什么样的历史伟力在起作用呢？
接着他指出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困扰毛泽东和周恩来晚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选好接班人的问题。然后，他分析了中国历代特别是近代的政治权力转移的模式后提出一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即权力转移必须要有武力作支撑。因为在中国，领导人要能够拥有稳固的领导地位，必须拥有军队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只有从具有深厚军队背景的人选中，也即四个野战军的领导中，选出真正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领导者。从这个要求出发，并结合年龄等各方面因素，邓小平就成为了最终人选。
然后龚博士对历史的伟力加以阐述，为此他提出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独家看法，他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四个主要任务——求存、求强、求富、求文为标志来划分。龚先生认为，对于时代的划分，并不是以领导人的在位与否为依据的，而是要看其主张、观点是否还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之所以有毛泽东时代这一说法，是因为在毛所处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时期中，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求存和求强。针对这两大历史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主张和观点，并很好地完成了求存、求富的两大历史任务。
根据这种历史分期法，龚博士指出，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区别，主要在于求富的具体实现方法上。当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求富（因此，不论是谁在台上，都要去解决求富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的问题）。
在求富的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主张猫论，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他主张“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的方法，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以此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确开创了一个不同与毛泽东的时代。
龚博士进一步分析邓小平时代能够存在并持续三十年之久的原因， 他认为“洋共”（有留洋背景的共产党人）、对“挨整”不满的老干部、尊严受辱并渴望自由自在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以及邓在二野、三野积聚的深厚人脉，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邓小平用了身边一些洋共和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来“求富”的方法，这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龚忠武强调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一种钟摆现象，对的绝对的对，错的绝对的错，这不符合辩证法。他认为毛泽东掌握了60%的真理，邓小平掌握了40%的真理（他同时强调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不科学），也就是六四开（邓小平说是三七开），不应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胡温总结汲取了毛邓时代的正反经验教训，政绩基本上不错。
龚博士最后在简短的总结中指出，中国今后正处于“求文”即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阶段。中国目前硬体有了，但严重缺乏相应的软体，得了严重的文化贫血症。他认为未来的当务之急，应该在各个领域出人才，兼容综合西方的“理性”文明、印度和伊斯兰的“神性”文明，以及中国的“仁性”文明的优点，培养出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为世界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龚忠武先生演讲之后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听众们观点各异，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龚忠武先生强调各种观点可以共存，但结合自己在美国的亲身经历着重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热心网友整理，经主讲人审阅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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