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头路”和“不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和“不走回头路”　　

思 恩　　

在当今的中国，出现了：　　

1. 谁要是对“GGKF”发表一点不和谐的批评意见，马上便有精英之类们给提批评意见的人抛掷过来一顶政治大帽子：反对“GGKF”，并教训说“没有GGKF，就没有一切”！　　

2. 谁要是提出对“改革”进行“反思”，马上便有精英之类们跑出武断地说“不准反思改革”，并抛掷过来一顶政治大帽子：“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　　

3. 谁要是将毛泽东时代（1949—1978）和某权威人士时代进行比较分析，马上便有精英之类们给进行比较分析的人抛掷过来一顶政治大帽子：主张“走回头路”，是“左”的东西！　　

4. 谁要是提出对“GGKF”的有关理论进行一下必要的争论，权威人士立即站出来蛮横不讲理地说：“不搞争论”！

我们其所以说权威人士的“不搞争论”是蛮横不讲理，是因为他曾经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行的大讨论中，极力主张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这样，我们就明白无误地看到，权威人士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自己和自己的理论，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双重标准：　　

1. 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必须进行“争论”的！

2. 对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是坚决不允许进行“争论”的！

由此可见，在权威人士的逻辑中，其所以必须针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一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因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其所以坚决不容许针对他和他的理论进行“争论”，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于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就不再“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十分非常有害的问题了：把问题复杂化，耽误时间，危害事业！——权威人士唯我独尊，一贯正确，他正说、反说、翻云覆雨说、自相矛盾说、随心所欲聊天说、不受任何限制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都有理；权威人士的话是真理标准的化身，他的完全相反的话，都是判断是非曲直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权威人士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霸道主义；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霸道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毛选2—332）　　

但是，一方面，人间的事情没有这样荒诞无稽的逻辑；另一方面，权威人士们也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　　

也许，有人会说，权威人士及其追随者们主张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你把它变成了关于“真理”本身的“争论”，是不符合逻辑思维规律中的同一律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离开了“真理”本身，“真理标准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或基础；另一方面，权威人士们带头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中涉及了“真理”本身即涉及了毛泽东思想；再一方面，“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这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28—286，着重号系引者加）而“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9—328，着重号系引者加）　　

权威人士们其所以坚决主张“不搞争论”，是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搞争论”，就要彻底破产，权威人士骨子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庐山真面目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权威人士就要身败名裂！　　

毋庸置疑，在今天的中国，真正主张要“走回头路”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权威人士和吹捧他盲从他的那些个精英学者领导媒体；“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等说法，只不过是权威人士及其追随者们用来蒙蔽和欺骗善良诚实的工农兵人民大众的伪装道具而已！相当一些不明真象、想努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的精英学者领导媒体，由于没有识破权威人士的庐山真面目，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戴了权威人士，好心没有办好事！　　

我们说权威人士主张“走回头路”，相当一些不明真象、想努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的精英学者领导媒体，可能难以承认和接受。但是，最顽强的事实确实如此！请看下列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在1949年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在社会政治上压迫劳动人民大众的旧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广大劳动者在社会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取得了消灭剥削劳动人民大众的旧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权力；经过7年错综复杂的斗争，在1956年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等旧的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再受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不完全（没有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制度，使广大劳动民众在社会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做了新社会的主人。　　

毫无疑问，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主资本家政权（地主资产阶级民主即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人的政权，是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消灭地主资本家私有制的政权。这个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政权的建立和这个政权对地主资本家私有制的消灭，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文明和进步，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划时代的质的飞跃！　　

权威人士所进行的“GGKF”，从政治、经济、理论等各方面看，都是不折不扣的“走回头路”：　　

一. 在政治上“走回头路”。——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从华国锋的手中完全夺取了毛主席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权力之后，就在政治上开始“走回头路”：把曾经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消灭地主资本家私有制的政权，逐渐地变成了保护和发展雇佣劳动制度、迫使3000万联合劳动者下岗失业的政治权力、维护新生的资本家（精英学者领导媒体，称新生的资本家为“新社会阶层”）剥削雇佣劳动（精英学者领导媒体，称雇佣工人为“打工者”、“农民工”）的政治工具！他们为了维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对劳动者无情无义，冷酷残忍到了将毛主席在宪法中赋予劳动者罢工的权利都要加以剥夺的程度！　　

二. 在经济上“走回头路”。——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完全掌控了毛主席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权力之后，立即在社会经济制度上“走回头路”：一方面，他们主张和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十三大报告）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他们通各种各样的改制出卖公共财产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家私有制（资本）。权威人士们在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上“走回头路”的结果，使70%的社会财富被0.4%的家庭所掠夺（资本主义的美国是60%的社会财富被5%的家庭所掠夺）；在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跃居世界首位，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的超级高速度！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到2005年末，内资私营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约占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见《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关系表明，我国社会的工业经济结构几乎已经倒退到了过渡时期旳1949年！！！！！——在194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占34.7%，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9.5%（其中公私合营占2.0%，加工定货占7.5%），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自产自销部分）的产值占55.8%。［9.5%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55.8%的私营资本主义工业＝65.3 %］（见《伟大的十年》32）　　

三. 在理论上“走回头路”。——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牢牢地掌控了毛主席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权力之后，立即在理论上“走回头路”：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政治权力，蛮横不讲理地强行把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00多年前已经彻底消灭了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拉萨尔派的创始人拉萨尔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包括和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搬进了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号称“创新理论”，冒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报告）　　

私有制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被实践检验了几千年的一个真理，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包括和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都是有阶级和历史原因的：　　

1. 法国的圣西门其所以看重私有制，是因为“在圣西门那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选3—58、406）在圣西门所构思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实业制度”中，把雇佣工人、资本家、厂主、商人、银行家等一起列入主导社会的工业家之中。　　

2. 法国的傅立叶其所以看重私有制，是因为他所发明创造构思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法郎吉”，需要有产者的投资才能建立起来；他向富人许诺说，在“法郎吉”中，“必须使分配这样决定：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傅立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11）　　

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产生的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状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选3—298～299、408～409）　　

3. 法国的蒲鲁东其所以看重私有制，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选2—333）“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选1—122，选2—144～145）　　

4. 德国的拉萨尔其所以看重私有制，是因为他的基本纲领是要依靠代表有产阶级的“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选1—235）　　

蒲鲁东和拉萨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则已经相当发展了。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已经有力量“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两次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蒲鲁东和拉萨尔与马克思恩格斯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同马克思恩格斯有交往。蒲鲁东曾在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不久，致信马克思，详细告知了著作的内容并附带说：“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其形式的激烈竟然使”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永远结束了”。（选2—143）“拉萨尔本人在和”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选1—235）而“拉萨尔全部发明的要点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国家贷款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毕舍在《工场》上所倡导的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纲领中逐字逐句抄来的。”（32—147）“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32—557）因此，拉萨尔把“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选3—29）可是，由于蒲鲁东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拉萨尔“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32—558）1863年6月24日和1864年9月4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时说：“这个家伙在关键时刻可能为形势所迫而和我们同行，也可能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30—356）“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30—419，着重号系引者加）所以，蒲鲁东和拉萨尔最终都未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　　

5. 英国的布雷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既和他的老师欧文一样，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又和他的老师欧文不一样，认为可以搞一定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的社会。布雷和他的老师一样，都不知道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和条件。　　

布雷和马克思恩格斯属于同时代的人。1839年，布雷在《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一书中说：　　

“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代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4—110～111）但是，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我们的社会可以说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产品）所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4—114～115）　　

上述引文转引自经典科学论著《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要引用布雷的有关论述时说：“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4—110）　　

但是，十分非常极其不幸的是，“我国社会主义GGKF和现代化建设的×××师”所构想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内容，却是早在170年前的1839年，就已经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发明创造构思设计了出来的！因而首创的功绩归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所有！！！！！如果说权威人士对布雷的这个独特的创造构思设计有什么发展的话，那末，就是权威人士在口头上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例作了说明：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权威人士在理论上落后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布雷公开承认一个最顽强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代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个事实，一贯把实事求是挂在嘴边而极力主张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权威人士，是讳莫如深的！　　

虽然布雷的职业是印刷工人，且活了86岁（1809—1895），但是，作为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他既没有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也没有接触过从1849年起就一直住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人，把私有制写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上，是不足为奇的，是有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的。　　

1848年2月，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候，法国的圣西门派基本上已无声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选1—236）“1874年，当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选1—243）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领导了法国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革命，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学派的创始人蒲鲁东则是一“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而公社“正如马克思在《内战》［《法兰西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1891年］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选2—332、333～334）　　

6. 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其所以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两位革命导师深刻地理解：　　

（1）“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选1—237，着重号系引者加）　　

（2）“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选4—193，着重号系引者加）　　

（3）“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选3—66、423）即阶级的生存条件是私有制的经济关系；　　

（4）“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选1—160，着重号系引者加）　　

（5）只有消灭阶级的生存条件私有制，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才能解放工人阶级。　　

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始终时刻注意把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与旗帜上写着包含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严格加以区分！！！关于这种严格的区分，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所写的序中，作了以下十分非常极其清晰明了的说明：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第一篇（《波兰宣言》）和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情绪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22—489～490，着重号系引者加）　　

信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欧文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派别，信奉布朗基、蒲鲁东、拉萨尔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派别，其所以最终被工人运动淘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其所以能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全世界无产者的公认，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辉煌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被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选1—235）　　

今天，在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等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派别，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灭100多年之后，在中国大体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员必读》75）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近30年之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竟然把复辟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写在了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权威人士的热烈拥护者们说什么权威人士这个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走回头路”的倒退行径，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个彻底地违背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最顽强的历史事实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倘若马克思在天有灵，面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无限度地盲目赞颂者们，大概只能重复他在世时当着恩格斯和拉法格的面，针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说的一句话：“《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81，37—432、446）或者换句话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5—385）　　

权威人士把发展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写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充分地表现出了他根本不理解（至多是很肤浅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他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走回头路”倒退了100多年！！！！！　　

四. 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走回头路”。——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还没有完全从华国锋的手中夺取毛主席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权力的1978年，就立即在中美关系上“走回头路”：他们利用自己已经掌控了的那部分政治权力，开始了把毛主席分离开了的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了一起的动作。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的是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蒋介石！蒋介石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是为了感激美帝国主义支持他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是为了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利用美国的金钱打内战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美国资产阶级政客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在华经济政治战略利益，利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遏制苏联，屠杀中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7年底，充当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阶级帮凶的国民党蒋介石凶残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8万人，到1932年，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的革命群众达到了100万人以上。（见《艰苦卓绝七十年》65））、消灭共产主义萌芽。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美国人出钱出枪，国民党蒋介石出人打内战的局面。但是，无可奈何的是：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失道寡助，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毛泽东得道多助，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结果，蒋介石被具有高超本领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毛泽东打得一败涂地，狼狈不堪地逃窜到台湾岛上去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基本上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统治），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中国一雪百年之耻，在政治上独立自主了！随着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旧的资本主义和封建等私有制的社会制度的消灭、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在社会经济制度上独立自主了！从此，毛泽东砸碎了蒋介石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的枷锁，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各方面的独立自主，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除台湾省）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丧失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气急败坏的美帝国主义，首先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中国做生意；然后纠集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作为封锁、禁运的重点；最后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使参加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国家增加到36个，禁运物资达2100多种。1950年9月15日，美帝国主义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出动飞机轰炸我国安东（今丹东）等地，将战火烧到我国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毛主席领导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通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强盗侵略者！毛主席领导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立起了一个拥有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地球卫星）的初步繁荣昌盛强大的世界第6工业强国的新中国！千方百计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各方面遏制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以失败而告终：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尼克松跑到中国来拜访毛泽东，谋求改善两国关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在双方举行会谈时，尼克松总统三次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希望中美能够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尼克松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毛主席头脑十分非常极其的清醒，不上尼克松的大洋当，决不放弃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重新受制于人，更不会去干那种欺负弱国和穷国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因此，毛主席巧妙机智地三次回避了尼克松的这种拉拢和诱惑，无声无息地反对了尼克松谋求借助中国的力量“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起……改变世界”的企图，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坚持了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详细内容见附录：《毛泽东当年如何应对“中美国”？》）　　

权威人士以“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为由头，决定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建立起来的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绝对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捆绑在实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资本主义旧美国的躯壳上！权威人士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把默认允许美国向我国的台湾省出售武器作为“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见面礼！　　

美国政客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人民领袖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美国资产阶级政客对权威人士和他的接班人的赞赏和“爱”，是“没有免费的”，是有缘有故的：权威人士们把中国和美国捆綁在一起的结果，使美国人从中国得到了丰厚的经济政治实惠（如美国得到权威人士默认允许向台湾省出售武器、得到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借款等），作为回报，权威人士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刊物（《时代》周刊）赐给的“世界风云人物”的廉价政治虚名、权威人士的接班人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赐给的“最好的领导人”的廉价政治虚名，其惨重代价是中国劳动人民得到了深受中外资本奴役和盘剥的实祸！　　

权威人士“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结果，把中国几乎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中国有2.3万亿美元的外汇，权威人士及其追随者们将这笔外汇中的约70%（1.7万亿美元）借给美国使用。　　

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七成为美元计价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　　

这份由该委员会研究员Brad Setser和Arpana Pandey 于今年1月撰写的报告称，截至2008年四季度末，中国在2008年底持有的外汇资产达到2.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一半。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余额达到2.1万亿美元，包括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规模在1080—1580亿美元之间的‘其他外国资产’；此外，国有银行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外汇资产共约为2500亿美元。　　

Setser和Pandey估算称，上述资产约70%已投资于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相当于中国2008年GDP（国内生产总值）40%的国民财富投向了美国市场。这项庞大的投资组合中，包括9000亿美元［中美两国政府公告的数字是7274亿美元；仅去年10月就净增持659亿美元。（新华网2009年3月2日）］美国国债（包括短期美国国债）、5500—6000亿美元机构债、1500亿美元公司债、400亿美元股票以及400亿美元的短期存款。　　

上述计算结果明显大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两位研究人员认为美国的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规模。”（见《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2月6日《美研究机构：从未有一个穷国借这么多钱给美国》作者：张喆、李彬）　　

据《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13日报道：“（美国）‘2月份将进行创纪录的债券发行，同时未来几个月将更为频繁地发债。’近日美国财政部的这一表态，等于伸手向中国要钱。……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政府就预计增发4930亿美元新债，超出原预期的34%。……在印钞机轰响的同时，美国正‘掠夺性’发售其国债，而中国不得不带头购买。”该篇报道还说，中国银监会官员在美国，一方面痛斥滥发美债美钞将引起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又表示，无奈的“中国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这种投资仍然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中国）虽然出口急剧下降，但进口下降更快，1月贸易顺差仍然高达391.1亿美元，这也造成了（买美债的）巨大压力。”　　

另外，《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还指出，美国滥发美债美钞必然要导致通货膨胀：“未来美联储将不得不大量印钞。结局不难预测，美元持续泛滥，购买力自然下降。德邦证券投资银行部陆兴元认为，美国以推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摆脱债务负担，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美元持有人将共同承担这部分损失。　　

事实上，印钞机病毒正在全世界传染，2008年7—8月，美联储基础货币投放量为8300—8400亿美元。至2008年12月17日，基础货币投放量已经达到16580.71亿美元。短短数月间，基础货币投放量已将近翻了一番，如此快的投放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13日《银监会官员痛斥：美国靠发债维持生计太可恶》）　　

中国政府和官员们为什么在十分非常清楚明白地知道美国滥发美债美钞必然将要导致通货膨胀、美元严重贬值的情况下，在已经持有美国各种债券高达1.7万亿美元（合11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在指斥“美国靠发债维持生计太可恶”的情况下，还逼迫无可奈何地必须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睁大了眼睛往火坑里跳呢？总根源恰恰就在于：权威人士们为了实现他们“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黄粱梦，放弃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略，主动送货上门，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美国捆綁在一起！因此，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选3—311、428、442）——导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和官员们就拿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增持美国国债，与美帝国主义实现“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去了！　　

权威人士为了实现他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黄粱梦，放弃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环球时报》2009年3月19日 第6版）……。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08年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词汇：“中美国（Chimerica）”！　　

美国《新闻周报》报道：“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货币的发展》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冷战后诞生的一个新国家，他称这个国家为‘中美国’（Chimerica）”。　　

2008年9月21日，弗格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题为《艰难的一周，但美国时代仍将继续》的文章中说：“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柏林自由大学的莫里茨·舒拉里克和我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现象的终结。根据这种观点，要理解过去1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看成是一个称为‘中美国’的经济体，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济体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大约13%，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而过去6年中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曾几何时，这个共生的经济体似乎完美无缺——一半负责储蓄，另一半负责消费”。“因为亚洲的‘存款过剩’让美国家庭借钱花变得更合算。与此同时，便宜的中国劳动力也帮助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虽然借贷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现象，“但是，‘中美国’才是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　　

2008年11月17日，弗格森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题为《中美协作》的文章中，再次强调“中美国”的重要意义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大量储备美元的战略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中国的这种做法为美国大肆举债提供了资金。中国的储备是促使美国的长期利率保持低水平而且能够一直大肆举债的主要原因。现在，举债经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中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与最大的开销国的伙伴关系是关键。”弗格森“给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建议就是……就职后立即召开一次中美两国的‘两国集团’会议”。　　

在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2月1日一期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在题为《摆脱困境之路》一文中，援引了弗格森关于“中美国”的最新谈论：“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中美国’因为这场危机是会团结一心还是分崩离析，如果它还保持团结，那我们就会看到摆脱困境之路；而如果它一分两立，那就和全球化说再见吧”。扎卡里亚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中国政府都是美国的头号债主，是美国的银行”。　　

迈克尔·理查森在十分形象生动地解释“中美国”这个新词汇的涵义时说：“中国和美国就像连体双胞胎，要想分开他们必须动复杂的手术，而手术的后果多半是死亡或者重度伤残。”（《参考消息》2008年12月15日：《中美“经济联合体”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的精英学者领导媒体，对中美关系的评价和美国人的评价如出一辙：　　

曾经被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称赞为“一位有识之士”、参与炮制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郑必坚，2005年6月，奉命去美国宣传中国“和平崛起”期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的演讲时，就明确表白：“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　　

明确向美国人承诺说：“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中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美国金融出现问题，中国很关心。中国对外传递的是稳定和合作的信号。尽管我们也存在对资金安全问题的关切，但我们对美国经济还是有信心，愿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国是借钱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3年的财政收入”。“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不仅两国和两国人民获得了巨大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保持美国经济金融稳定，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协调与配合，也希望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2008年12月11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方早报称：它是美国顶级智库，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外交顾问团队相当一部分来自该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的“内容极其丰富，语言也非常生动”的演讲中说：“30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反而增进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哪有意图和能力去挑战美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照顾对方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关切。充分理解并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你们搞你们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人民日报》和《东方早报》报道）　　

……　　

所有这些，就是权威人士通过“GGKF”“跟着美国”去求“富强”产生出来的“丰硕”成果！！！！！　　

虽然权威人士们为了“跟着美国”去求“富强”，“韬光养晦”，对美帝国主义一再地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是，通过收买沈图等中国高官破坏中国大飞机（运十）的生产和发展、通过以色列破坏中国预警飞机的生产和发展等等而干了大量伤害中国的坏事、得了中国无数好处的美国人，还是仍然不断地节外生枝，无风起浪，时刻不忘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美国资产阶级政客一会儿鼓吹什么“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一会儿叫嚣什么“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一会儿诬蔑中国不尊重“人权”，一会儿散布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接见民族分裂主义者达赖以示支持“藏独”，一会儿接见民族分裂主义者热比娅以示支持“疆独”，一会儿又指责中国要对美国的金融危机负责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权威人士们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正中美帝国主义的下怀！！！　　

人民公敌独夫民贼蒋介石，其所以要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首先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1927年蒋介石投靠豪紳买办阶级，背叛大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得到了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夺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益的蒋家王朝的统治；其次是为了得到美国的金钱：利用美国的财力支持，消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维持蒋家王朝的统治地位。　　

资改派其所以要紧步蒋介石的后尘，重新把中国和美国捆绑在一起，据说是“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如果权威人士仅只是为了“跟着美国”去求“富强”，那末，就不应该破坏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破坏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就不应该损害国家主权而默认允许美国向台湾省出售武器阻碍国家统一，就不应该把中国和美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制造一个“连体双胞胎”的“中美国”！　　

在怎样对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来的是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英雄气概，权威人士表现出来的是损害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懦夫行为；毛泽东表现出来的是维护民族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权威人士表现出来的是追求蝇头小利的鼠目寸光；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伟大人品犹如江河湖海，权威人士表现出来的渺小人品犹如小水凼子；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骨气犹如耸入云霄的喜马拉雅山，权威人士表现出来的骨气犹如低于海平面154米的吐鲁番；……。　　

请问权威人士及其追随者们：　　

1.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走回头路”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让劳动者重新沦落为雇佣奴隶吗？！　　

2.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走回头路”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放弃独立自主、把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美帝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吗？！　　

3.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迎合美国损害国家主权、默认允许美国武装台湾省以抗拒中国统一吗？！　　

4.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让美国人利用“便宜的中国劳动力”在血汗工厂里创造的财富去享乐吗？！　　

5.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部门中的21个甚至28个主要产业部门吗？！　　

6. 难道你们所主张的“跟着美国”去求“富强”，就是为了要制造出“中美国”这样一个“连体双胞胎”：中国“负责储蓄”、美国“负责消费”，把“中国政府”变成“美国的银行”吗？！　　

7. ……　　

在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拥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绝对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世界大国里，权威人士放弃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略，“跟着美国”去求“富强”，无异于邯郸学步，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为了讨好美国，损害国家主权，不顾人格国格，采用美其名曰“韬光养晦”，实为自取其辱的外交政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活着无颜面对全国人民，死了无颜面对革命先烈！！！！！　　

在当今的中国，官员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堕落，拜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的鹦鹉满天飞，被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基本消灭了的黄赌毒又泛滥成灾、基本取缔了的卖淫嫖娼几乎公开化、基本绝迹了的黒恶势力又重新滋长蔓延且活动越来越猖獗，旧社会权贵人物的一夫多妻制在一部分官员中以养二奶三奶……的形式变相出现，实行联合劳动制度的中国出现了奴隶制的黑窑工，社会伦理道德大幅度下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意识可以公开登上新闻媒体、有道德败坏肮脏无耻丑恶淫荡前科的演员可以高调复出重新登台，……所有这一切丑恶行为的重新产生和出现，都是重新发展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权威人士们在政治、经济、理论、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走回头路”的必然结果！　　

30年来，权威人士和他的忠实追随者们，在“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实行市场经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与国际接轨”、“招商引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全球一体化”等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响亮口号声中，“走回头路”，——破坏和瓦解毛主席在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复辟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把中国工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复辟倒退到了1949年的水平！　　

由此可见，权威人士们“走回头路”走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想怎么“走回头路”就怎么“走回头路”，谁对他们“走回头路”的倒行逆施行径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便学猪八戒来个倒打一耙，反诬别人批评他们就是要“走回头路”！他们则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说：是没有“走回头路”的！　　

我们说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通过“GGKF”，走了“回头路”；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说，他们是没有“走回头路”的，而是我们这些批评他们“走回头路”的人要“走回头路”。　　

权威人士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洗刷别人批评自己“走回头路”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充足的事实在理论上向批评自己的人证明以下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等旧社会制度、建立联合劳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社会制度，是“走回头路”！！！！！　　

2.通过破坏和瓦解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复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资本），是“不走回头路”！！！！！　　

倘若有忠心耿耿的精英学者领导媒体，向权威人士学习，拿出自己“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写一篇坚持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科学理论文章出来，对以上两个互相关联的学术理论问题，做出符合权威人士明确承认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选3—382）和举世公认的逻辑思维规律的科学论证，我们将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千万千万千万拜托了哦！！！！！　　

                               2009.2.21—24、8.18　　

附录：毛泽东当年如何应对“中美国”？　　

作者：zkeda  乌有之乡  2009—4—14　　

最近，有个美国人，经济史学家Niall Ferguson，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Chimerica，可以译为“中美国”。按照 Ferguson对Chimerica的定义，这个词主要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其实，早在1972年2月21日，就有人向毛泽东表述过这种想法，而且是在1小时15分钟内三次表述了这种想法。事不过三呀！这个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7届总统Richard Milhous Nixon。而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下面博主直接引用毛泽东与Nixon的会谈记录，其中加了下划线的部分，请读者特别注意。　　

毛泽东、尼克松会谈纪录　　

参加会谈人士：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容（记录）；唐闻生（译员）；　　

尼克松总统；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笔录员）　　

日期及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五十分－三时五十五分　　

地点：北京毛泽东主席官邸　　

（双方见面先相互问候。毛欢迎尼来访；尼表示能与毛会面乃莫大荣幸）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看着摄影师）他们现在要来打断我们的会面，破坏我们的秩序。　　

尼：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尼：是的，我知道。　　

毛：我们俩不能唱独脚戏。如果不让基辛格博士讲讲话那可不成。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是总统定下方向，拟好计划的。　　

尼：他会这样说，真是个聪明的幕僚。（毛泽东、周恩来笑）　　

毛：他是在赞美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周恩来笑）　　

基：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尼：凡是能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就大了。　　

毛：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笑）　　

周：基辛格博士不参选总统，因为他不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　　

基：唐（闻生）小姐有资格当选美国总统。　　

尼：那她会是第一个女总统。我们的候选人就在那儿。　　

毛：如果你们有一位这种候选人，那可非常危险。不过，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　　

尼：我们了解。我们希望不至于给你出这样的难题。　　

毛：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与（周恩来）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有个美国先生叫Frank Coe（法兰克·寇伊），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是的。　　

毛：说英国的希斯首相是右派。　　

尼：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戴高乐就另当别论了。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点头）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喽。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在那里挖尸。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没有跟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则，他们亲印度，二则，他们亲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大，并吞其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也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而且认为历史也会证实这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不可以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克松指着基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南亚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只有在我们着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世界局势的主力时，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比较喜欢讨论你的哲学问题。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应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同。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对，赞成。　　

尼：比如说我们必须自问——这话不出这个房间——为何苏联在中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能留下真空地带，因为别人会趁虚而入填补。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才有的。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松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约翰逊总统与尼克松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叶海亚·汗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约翰逊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笑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松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　　

毛：就是喽。　　

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同时我们也要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也不威胁日本或南韩。　　

周：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询问周恩来时间）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险请我们来的，这对我们也是一项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某些著作。我看到主席写道，机会来到面前时，要“只争朝夕”。　　

毛（笑）：（指着基辛格）只争朝夕就是他。　　

尼：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你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是很令人悲伤的。　　

毛：没错。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握着毛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我就不送你了。　　

在整个会谈中，Nixon三次向主席提出，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一起……改变世界”，而且“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Nixon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这件事，如果换成博主，恐怕要高兴得直打哆嗦：世界老大亲自来找我，伙着我干恁大的事，还就跟俺一个，叫做什么——Chimerica！这是多大的事儿呀！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呀！中华文化从我开始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从我开始得以伟大复兴！八百辈祖坟都冒青烟！　　

可主席是怎么回答的？　　

第一次Nixon说：“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说得很直白，美中合建一个世界结构，这个结构不仅能保障美中两国各自的安全，还能保证美中两国各自的发展，最美的是，还能“各走各的路”，也就是说，各自保存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美利坚合众国的大统领还跟谁说过这种话？　　

主席却转头问恩来：“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王顾左右而言它。不接茬，不理你，不感兴趣，不被忽悠。　　

Nixon绕、绕、绕，第二次又接茬忽悠：“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你不是说个人崇拜有时也挺必要吗？我就先捧你，扎扎实实地捧你，顺带也捧捧自己。你不是要替穷苦人说话吗？告诉你，俺可也是苦出身！你不是喜欢历史吗？“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你不是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吗？那么，我们“都来自于人民”！　　

因此，是人民，是历史，是我们的出身和奋斗史，把咱哥俩，哦，爷儿俩，带到一起来了！一起“实现一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有益于全世界”。作为第一个访问与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美国总统，作为第一个到访中国的美国在任总统，“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忽悠！接着忽悠！！　　

主席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回答：“你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告诉你，我也读过你的书，其中，《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对你不是一无所知。作为一个伟大的导师、作家、诗人，我也夸你两句。但是，不接茬，不理你，不感兴趣，不被忽悠。　　

临出门，Nixon还是不甘心，世界上真还有不动心的？！那好，俺就紧紧握着你的手，抖三抖，“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不仅仅是管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主席说，说什么？“我就不送你了”。老夫九天前刚刚发了心脏病，休克过去了，边上这个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急急赶来，在车上惊得双腿麻痹，到了我住的地方，连车都下不来，是被警卫员抱来的，趴在我身上，嚎啕。俺犯病九天没下过地，硬撑着陪你聊了1小时15分，你还来劲了，一、再、三地忽悠我。NND！　　

100多年来，中国吃大国政治的亏还少吗？一次大战，咱好歹也“公理战胜”，结果却是走了狼来了虎，而且这个虎，就蹲在家门口。二次大战，咱死了恁多人，毁了恁多家，硬挺着“抗战到底”，却丢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还被两大国驻了兵。别说咱们的疮疤还没好，就是好了，咱哪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别说咱没阔，咱就是阔了，也决不能欺负别人。　　

后来，《中美上海公报》中写得分明：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　　

“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我们不受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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