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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虚无——齐泽克的暴力愿景

约翰•格雷 · 2012-11-29 · 来源: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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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作品在许多问题上和马克思唱反调,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毫无疑问,那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会对他这个立场深恶痛绝。

  译者:公子重牙

  思想家中,比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更好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寥寥无几。此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表明了自由市场体系的脆弱性,而自由市场被拥护者们认为帮助西方打赢了冷战。过去,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替代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社会主义计划的迹象。齐泽克的作品,从几个方面反映了这一矛盾情形,使得他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齐泽克出生和成长在卢布尔雅那市,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当时,斯洛文尼亚还在南斯拉夫联邦内。该联邦于1990年解散,同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齐泽克在英国、美国、西欧以及斯洛文尼亚都有过学术职位。他惊人的高产(自从他第一部英语作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SublimeObjectofIdeology)》出版于1989年之后,已经有六十多本书)、还有多得数不胜数的文章和访谈,以及电影比如2005年的《齐泽克!(Žižek!)》【译注1】、2006年的《性变态的电影指南(ThePervert’sGuidetoCinema)》【译注2】等使得他的影响远远超出学术领域。和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的良好结合使得齐泽克在许多国家,包括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了许多年轻的追随者。甚至于有了一份研究他的著作的期刊:创办于2007年的《国际齐泽克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ŽižekStudies)》【译注3】;该期刊的读者通过脸书登记。他在2011年10月在纽约祖寇蒂公园发表了致占领运动成员的演讲,被广泛报道且可以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

  齐泽克的影响力大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容易界定。1988年退党前,他是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党员;但是好多年以来由于他的被视为异端的看法使得他和该党的关系一直不好。1990年,他作为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参与了总统选举。自由民主党是中偏左的政党,之后的十年该党在斯洛文尼亚政坛占统治地位。但是自由主义的理念,除了作为参照来说明他拒绝的立场之外,从来没有影响过他的思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齐泽克被解除了他的第一份大学教职。那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当时在人类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等领域都影响巨大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文章,称: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是相互联系原则的一个普遍的、系统的例证;被斯洛文尼亚当局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件事说明了那个国家当年知识分子自由的有限性;不过齐泽克后来的作品说明了当局对他学术倾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那以后齐泽克发表的大量的文集中,他批评马克思不够激进,因为马克思拒绝现有的思维模式;他赞扬比马克思对他影响更大的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愿意把经典逻辑放在一边以发展出辩证思维方法。但他也批评黑格尔过于依赖传统推理模式。齐泽克写作的中心命题是:需要去除对学术客观性的承诺;而这一承诺一直指导着以往的激进思想家。

  齐泽克的作品在许多问题上和马克思唱反调。虽然从黑格尔那里学习了形而上学,马克思同时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思想家;他想要从实际的历史发展中提炼出理论来。马克思最关切的不是抽象的观念的革命,而是经济制度和权力关系上具体的且激进的革命的方案。

  齐泽克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些个方面没有多少兴趣。他的目标是:“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不把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概念作为这一批判内在的标准”。他相信:“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计划之所以成为乌托邦恰恰是因为它不够激进。”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于这一失败有部分责任:“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本身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白日梦;也就是说,一个用来解决他如此恰当地描述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对抗的、幻想出来的情景。”

  拒绝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观念,齐泽克在他长达一千多页的著作《极度虚无(LessThanNothing)》【译注4】中丝毫没有提及他支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体系或政治制度。实际上,作为齐泽克至今为止的作品的概略,《极度虚无》专注于用黑格尔的方式重新解释马克思(书中有一个部分题目叫“作为黑格尔读者的马克思;作为马克思读者的黑格尔”),且借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各•拉冈(JacquesLacan)【译注5】的思想来重新阐释黑格尔哲学。

  作为一名“后结构主义者”,作为拒绝相信语言可以表达现实的人,拉冈也拒绝了对于黑格尔“理性的狡诈”概念的标准解释。这一解释认为:世界历史是理性在人类生活中拐弯抹角的实现。齐泽克总结说:对于拉冈而言,“‘理性的狡诈’……与那个认为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保证一切显然不合理性的偶然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整体理性’的和谐之信念毫无关系。如果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狡诈意味着对‘无理性’的信任。”在拉冈的解读中,黑格尔哲学的要点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无能在历史中的逐步展开。

  因而,齐泽克笔下的黑格尔和标准思想史上那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通常,黑格尔是和这样一个观念相关的:历史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观念被具体化到实践中,然后开始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念被其对立面超越。借助于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译注6】的思想,齐泽克把辩证的概念激进化成为对逻辑矛盾律(thelogicalprincipleofnoncontradiction)【译注7】的拒斥。因此,黑格尔不是看到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拒绝了此前被理解的理性本身。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作品中暗含的是一种新的“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译注8】,在这一逻辑中,一个命题“并不是必然被其否命题压制”。齐泽克认为:这种新逻辑很适合用来理解今日的资本主义。他讲究修辞地问道:“‘后现代’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个日益次协调的体系吗?在这个体系中,在各种各样的模式中,命题暨否命题:次序暨无序,资本主义可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繁荣昌盛,等等。”

  齐泽克的《活在世界末日(LivingintheEndTimes)》【译注9】就是对这一情形的关切。他在总结全书的主题时写道:

  本书的基本前提非常简单: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走向灾难性的临界点。它的“天启四骑士(fourridersoftheapocalypse)”【译注10】是:生态危机、生物基因革命的后果、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不平衡(知识产权的问题;即将来临的对于原材料、食物和水的争斗)以及社会分工和排外的爆炸性增长。

  这几句话是典型的齐泽克风格:武断的结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他所谓该书的前提很简单完全是因为它忽视了历史事实。没有人在阅读该书时会怀疑如下事实:上个世纪最糟糕的生态灾难发生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对自然界的大破坏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破坏;尚且不说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杀死数百万人的事实。生态大灾难不仅仅是存在于今日世上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虽然目前盛行的资本主义也许在环境方面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上个世纪的历史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但是从忽视历史事实的角度来批判齐泽克是对他的误解,因为和马克思不同,他从未打算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解读基于事实的历史上面。“当前这个历史时刻并没有迫使我们放弃工人大众的观点,或立场;相反,它迫使我们把工人大众的立场激进化到远远超越马克思想象的存在论的层次。”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激进的对于工人大众的主体(即有想法能行动的人)的看法;这一主体被剥夺了实质内容而被递减到笛卡尔‘我思’那样的无穷小的点。”马克思的那些想法,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指向客观的社会事实;但在齐泽克的手中,变成了对献身革命的主观表达。至于这些想法是否和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致则是不相关的。

  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要接受齐泽克的看法而不是其他人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不能是:齐泽克的看法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真”的。齐泽克说:“我们在这儿对付的真理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基于自己的主观立场的、对自己而言的真理;因此,这是一个使用性的真理,不是以其事实的准确性而是以其对阐明主观立场的影响来衡量的真理。”

  如果齐泽克以上论述有什么含义的话,它的意思是:真理取决于一个观念是否与主体献身的计划一致;对齐泽克而言,就是革命的计划。但是这样一来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有人要接受齐泽克的计划?由于齐泽克的革命计划的内容非常含糊,对以上问题我们不能简单作答。他似乎对于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将会比过往一切社会都要好没有丝毫疑问。但在另一方面,他不能设想共产主义在何种情况下能得以实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许多历史阶段之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译注11】说的对:全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原注1】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认为可以实现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巴迪欧口中的“猜想”,一个没什么积极内容但是能够促成对于统治制度激进的抵抗的概念。齐泽克坚持认为:这一抵抗必须包括使用恐怖手段:

  巴迪欧关于今天我们需要重新使用解放性的恐怖手段的激动人心的想法是他最深刻的洞见之一……在巴迪欧对法国大革命使用恐怖手段的大名鼎鼎的辩护中,他引用了革命者把拉瓦锡(Lavoisier)【译注12】送上断头台的理由:“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原注2】

  和巴迪欧一道,齐泽克欢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赞扬它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爆发”。但是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他引用巴迪欧的结论说:“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最困难的时候,也见证了把政治从党-国的框架中全面地、真正地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原注3】显而易见,毛泽东应该已经找到了打破党-国权力框架的方法,所以他才鼓励文化大革命。再一次,齐泽克赞扬红色高棉和过去彻底决裂的尝试。这种尝试包括超大规模的杀戮和严刑拷打;但是在齐泽克看来,这不是红色高棉失败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红色高棉不够激进:虽然他们把抽象地否定过去走到极端,他们没能产生出任何新型的集体。”(这儿及别的地方的强调部分是齐泽克自己加的。)在目前的状态下,或者任何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状态下,一场真正的革命也许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革命的暴力应该被欢呼为“救赎的”,甚至于是“神圣的”。

  齐泽克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原注4】;毫无疑问,那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会对他这个立场深恶痛绝。列宁对于使用恐怖手段来促进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丝毫不安(对他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达到的目标)。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被使用的暴力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相反,虽然齐泽克同意暴力在过去未能、在将来也没有希望达成共产主义的目标;他坚持认为革命性暴力有其作为反叛的象征性表达的固有的价值;他的这一立场不论在马克思还是在列宁那儿都找不到类似之处。法国精神科医生弗朗茨•法农(FrantzFannon)【译注13】的作品也许算是一个先例:法农为使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辩护,认为在这里暴力是被殖民势力压迫的个体自我的张扬。但是法农把暴力视为民族独立斗争的一部分,而民族独立这个目标实际上实现了。

  在二十世纪初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译注14】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个更加明确的先例。在1908年的《反思暴力(ReflectionsonViolence)》一书中,索雷尔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话,但是这个神话具有鼓舞人们反对腐败的中产阶级社会、掀起旨在实现道德重生的叛乱的价值。这一个看法与齐泽克的被“共产主义猜想”鼓舞的“救赎性暴力”的说法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说明问题。

  为暴力欢呼雀跃是齐泽克作品中最突出的一条线。马克思认为:作为客观定义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的一部分,暴力是正当的;齐泽克认为这里面有问题。阶级战争不能被理解为“社会现实中具体代理人之间的冲突:阶级战争不是由于这些代理人之间的不同(具体的社会分析手段可以说明这些不同)造成的,而是构造了这些代理人的那种对抗(‘斗争’)造成的”。在讨论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时,齐泽克运用了这种看法,他描述了库拉克(富农)们和其他农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且不可操作:在总体贫困的处境下,清晰的标准不再适用。其他两个阶级的农民往往加入库拉克们反抗强制性集体化的运动。”为应对这一情形,苏联当局引进了一个新的类别:亚库拉克,指的是和库拉克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太穷而够不上富农标准的那些农民:

  因此辨认库拉克的艺术不再是客观的社会分析的结果;而是类似于复杂的“怀疑解释学”,要辨认出某个人隐藏在具有欺骗性的公开言论之下的“真实的政治态度”。把大屠杀照这样描述为一种解释学的练习非常恶心和怪诞;这也是齐泽克作品的特点。他批评斯大林集体化的政策,但是并非因为集体化过程中被急剧缩短或蹂躏了的数百万人的性命。齐泽克批评的是斯大林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条款的恋恋不舍(不论如何地反复无常或伪善)。依靠“客观的社会分析”来指导革命形势是一个错误:“有时,我们必须用大规模的和无情的主观干预来缩短进程:阶级归属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社会事实,而往往也是斗争和社会交往的结果。”齐泽克批评斯大林,不是批评他滥用酷刑和死刑,而是批评他试图采纳自己宣告无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系统性使用暴力辩护。

  齐泽克拒绝一切可以被描述成社会事实的东西;并且在对纳粹主义的解释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暴力的崇拜。在评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译注15】和纳粹政权之间的、被广为讨论的关系时,齐泽克写道:“他和纳粹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一个‘迈向错误方向的正确的一步’”。和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海德格尔不是一个激进的反动派。“不从众地阅读海德格尔,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有时不可思议地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确实,在三十年代中期,海德格尔也许可以被称作“未来的共产主义者”。

  如果海德格尔选择支持希特勒是错误的,他的错不在于低估了希特勒能够带来的暴力:

  希特勒的问题是:他“不够暴力”,他的暴力不够“本质性”。事实上,希特勒什么都没干,他的一切举动在根本上都是反应而已,因为他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不变,上演一台宏伟的伪革命大戏好保证资本主义秩序能够保存下来……。纳粹主义的真正问题不是它“走得太远”,表现在它对于绝对权力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傲慢运用;其真正问题在于它走得不够远,它的暴力实际是无能的爆发,而最终服务的是它厌恶的秩序。

  现在看来,和后来红色高棉发动的整体革命实验一样,纳粹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未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集体生活。假如当年统治德国的是一个不比齐泽克判断中的希特勒政权更反动、更强大的政权的话,也许会产生一种新型生活。但是齐泽克几乎没有谈及那种生活的本质。他只是认为,这种新的生活将容不下一种人:

  反犹太主义妄想的性质在希特勒的以下声明中表露无疑:“我们必须杀死内心的犹太人。”……希特勒的这一声明说的过多了:和他的意图相反,这一声明确认了非犹太人需要反犹太的“犹太人”形象以保持他们的自我认同。因此不仅仅是“我们内心存在犹太人”,希特勒不幸而忘记补充的是:他,那个反犹太分子,也存在于犹太人心中。这种矛盾的交缠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呢?

  齐泽克明确责难了“激进的左派的某些人”,因为“到明确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他们感到不自在”。但是齐泽克关于反犹太分子和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对方的说法相当费解,而他在《极度虚无》中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说法;除了暗示这一点:反犹太分子不再存在的世界只能是犹太人不存在的世界。

  在这个或任何一个问题上解读齐泽克并非易事。他特别冗长的句式,无人能够完全读下来的文本的流动,但愿是因为不停涌流的思想所致。他使用某一类型的术语,间接引用其他思想家,使得他的语言曲折而晦涩。如他自己承认的,齐泽克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译注16】1921年的《暴力批判》中借来了"神圣的暴力"一说。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译注17】的人道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或红色高棉的毁灭性癫狂是神圣的。

  但是这么说是跑题了。因为通过本雅明的术语,齐泽克得以为暴力正名,且扬言他是在特别的、深藏的意义上来谈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甘地要比希特勒更暴力【原注5】。下面是齐泽克经常使用的、佶屈聱牙的搞笑文字游戏的一段:

  资本主义的虚拟化最终就和电子在粒子物理学中一样。每个基本粒子的量是其静止时的量加上运动加速时产生的盈余;但是,一个电子静止时的量是零,因此电子的量只是由其加速产生的盈余构成。这就好像我们面对的是虚无,而这虚无只是在神奇的运动中变成过剩的而获得了某些虚假的物质。

  阅读这段话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联想起索卡事件: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AlanSokal)向一家后现代文化研究期刊投了一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转换诠释学》的恶作剧文章【译注18】。同样地,在阅读这段文字和齐泽克作品的许多段落时,你很难不怀疑他是在有意无意地进行自动模仿。

  有人会攻击他:反理性主义哲学家齐泽克对暴力的推崇让他显得更像是极右翼而不是激进的左派。他的写作常常是攻击性的,有的时候是谩骂性的(比如当他写道,希特勒存在“于犹太人中”)。在齐泽克对恐怖手段的颂歌中存在一种嘲讽性的轻薄,让人想起意大利未来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译注19】以及同路人法西斯主义者(和后来的毛泽东主义者)马拉帕尔泰【译注20】,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思想家。但是有另一种关于齐泽克的解读,也许更合理些,认为他既不是右翼的信徒也不是马克思或列宁的追随者。

  不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是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白日梦”,齐泽克拒绝早期的概念但是缺乏实际内涵的愿景,非常好地切合了一个基于不断生产出新奇的商品和经验的经济体系,在其中每一个新的产品或经验都要与先前的不同。在现存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次序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而不能产生实际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齐泽克不成形的激进主义完美地切合了被自身的脆弱前景吓得动弹不得的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毫无悬念的是:在齐泽克思想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具有这种同构性。毕竟,今日存在的这种经济体制才能够产生像齐泽克这样的思想家。齐泽克充任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伴随着现存资本主义扩张模式中的媒体组织和名流文化而产生的。

  在他巨量的、过剩的知识生产中,齐泽克创造了对于现存次序的想象性的批判;他的批判号称拒绝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且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但与此同时也复制了那种他看出来的、在资本主义运作中存在的强迫性的、无目的的动态主义。齐泽克无尽地重复一个本质上空洞的愿景从而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内涵;他的作品很好地说明了次协调逻辑的原则,最终达到了极度虚无的境界。

  (作者约翰•格雷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名誉教授。本文发表于2012年7月12日的《纽约书评》。)

  原注:

  1.斯拉沃热•齐泽克,《迈克尔•哈德(MichaelHardt)【译注21】和安东尼奥•尼格力(AntonioNegri)【译注22】是否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反思马克思主义:一份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期刊》【译注23】2011年三四期合集,总第十三卷,第190页。

  2.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观点(TheParallaxView)》(2006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326页。

  3.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观点(TheParallaxView)》,第328页。

  4.乔纳森•德比夏(JonathanDerbyshire)【译注24】引用于2009年10月29日的《新政治家(NewStatesman)》【译注25】:“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不怕弄脏了他的双手。如果你能得到权力的话,赶紧动手。”

  5.“重要的是要看到:暴力被反复用来维持现存次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甘地比希特勒更为暴力。”语出索博涵•萨克西纳(ShobhanSaxena)【译注26】和齐泽克的访谈,刊登于2010年1月10日在《印度时报(TheTimesofIndia)》上的文章《一开始他们说我是小丑,现在他们说我是危险的思想家(Firsttheycalledmeajoker,nowIamadangerousthinker)》。

  译注:

  1.《齐泽克!》(英文Zizek!,或Žižek!),由美籍加拿大人艾斯塔•泰勒导演的以齐泽克为对象的2005年的纪录片。

  2.《性变态的电影指南(ThePervert’sGuidetoCinema)》是由苏菲•芬尼斯监制和导演、由齐泽克本人编剧和推荐的探讨精神分析理论的2006年纪录片。

  3.《国际齐泽克研究期刊(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ŽižekStudies)》创办于2007年,是研究齐泽克思想的免费网络学术刊物,编辑是保罗·泰勒和大卫·甘可。

  4.《极度虚无(LessThanNothing)》即齐泽克2012年出版的《极度虚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ThanNothing:HegelandtheShadowofDialecticalMaterialism)》,也是本文批评的对象之一。

  5.雅各•拉冈(JacquesLacan,1901年-1981年)全名:Jacques-Marie-ÉmileLacan,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

  6.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1937年生在摩洛哥拉巴特)是一位法国哲学家,和斯拉沃热•齐泽克一样,巴迪欧是欧洲大陆哲学反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

  7.矛盾律或无矛盾律(thelogicalprincipleofnoncontradiction):在逻辑中,无矛盾律(也有人称为矛盾律)把断言命题Q和它的否定命题非-Q二者同时在"同一方面"为真的任何命题P断定为假。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你不能同时声称某事物在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

  8.“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尝试处理矛盾的逻辑。

  9.《活在世界末日(LivingintheEndTimes)》是齐泽克2011年出版的书,也是本文批评的对象之一。

  10.“天启四骑士(fourridersoftheapocalypse)”即启示录中的四骑士(FourHorsemenoftheApocalypse)被记载在《启示录》第6章,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1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52年生),美国一作家、政治经济学人。其父出生于芝加哥,为第二代日本后裔。福山本人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博士,师从亨廷顿。

  12.拉瓦锡(Lavoisier)暨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法语:Antoine-LaurentdeLavoisier,1743年-1794年),是法国一位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及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被尊称为化学之父。

  13.弗朗茨•法农(FrantzFannon,1925年-1961年),法属阿尔及利亚精神科医生、哲学家、革命家和作家。其作品对于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有重要影响。

  14.乔治•索雷尔(GeorgesSorel)暨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EugèneSorel,1847年-1922年),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反思暴力(ReflectionsonViolence)》是他1908年用法语出版的作品。

  15.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6.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年-1940年),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17.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

  18.索卡事件,也称索卡恶作剧。1996年,纽约大学的教授索卡向后现代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投了一篇伪科学的文章,且发表了。该文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theBoundaries:TowardaTransformativeHermeneuticsofQuantumGravity)》。索卡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测试一下该杂志的学术严谨性,具体来说,是调查像这样的刊物是否会“刊登一篇充斥大量废话但是符合两个条件:(1)听上去挺美,和(2)取悦了杂志编辑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文章”。

  19.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原名GaetanoRapagnetta;1863年-1938年),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他常被视作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先驱者,在政治上颇受争议。

  20.马拉帕尔泰(CurzioMalaparte,1898年-1957年),是一位意大利政治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

  21.迈克尔•哈德(MichaelHardt,生于1960年),美国文学理论家、政治哲学家。他和安东尼奥•尼格力(AntonioNegri)合作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一书被称赞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22.安东尼奥•尼格力(AntonioNegri,生于1933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帝国(Empire)》一书的作者之一。

  23.《反思马克思主义:一份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期刊》创刊于1988年,季刊,自2003年以来由英国出版公司劳特利奇(Routledge)发行。

  24.乔纳森•德比夏(JonathanDerbyshire)是《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杂志的文化编辑。

  25.《新政治家(NewStatesman)》,英国伦敦一家政治和文化周刊。成立于1913年,曾经和社会主义的费边社关系密切,政治立场:中偏左。

  26.索博涵•萨克西纳(ShobhanSaxena)是《印度时报(TheTimesofIndia)》编辑部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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