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这是对国家机器本质的概括，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和解释一切有关于国家的现象的出发点。探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角色，当然也不例外。
新自由主义最大的特色，是其首先以一种技术性经济学的理论的面目出现，它研究的似乎是经济问题。但是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令人信服地说明的，它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现象，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制度的反动。
新自由主义理论从强调市场作用开始，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实现最优越的资源配置，这似乎是纯粹技术性的、数学计算的结果，与任何哲学无关;但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是限制甚至取消政府的各种经济职能，原则上取消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福利制度，同时也要求实现最大程度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进而在民主与自由、法律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其理论和实践的实质，就是限制政府政治经济权利、限制民主、并以法律形式把新自由主义模式固定下来。
这种理论和实践显而易见是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削弱政府职能有助于大资本更好控制市场，减少税负，并迫使劳动者因失去生活保障和劳工组织的保护而不得不听命于资产阶级，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私有化使政府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不得不依赖大资产阶级，更加忠实地服务于大资产阶级，从而使后者掌握更多的权力。
所以新自由主义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与其他资产阶级理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新背景下，在经过长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之后，在资产阶级被迫做出了若干让步之后，它断然主张以最彻底的方式把一切权利交还给资产阶级。为此，新自由主义不惜破坏一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形成的妥协，用最犀利的方式剥夺一切劳工阶层几百年斗争获得的权利，从组织工会、发动罢工、集体合同、社会保障到一人一票。
而剥夺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劳工阶层不会束手待毙。当他们所拥有的被剥夺时会反抗，当他们争取他们应有的也会反抗。因此，与新自由主义要求在经济社会方面国家的最彻底的退出不同，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一贯支持对工人阶级和小农阶级最严厉的镇压行动，一直到公开的法西斯政权。这方面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
因此，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进和发展，国家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在非暴力领域，包括所有可以以经济模式运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一切国家行为可能妨碍资产阶级的利润的地方，一切资产阶级通过“供求关系”、“价格发现”、“市场行为”可以攫取最大利润的方面，国家的职能都被削弱或者取消，资产阶级亲自上阵大展身手。另一方面，在所有对资产阶级的利润造成威胁的地方，都大大增强了国家机器的作用，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润不受侵犯。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在维护社会共同利益或劳动阶层特殊利益方面的职能被取消了，在体现国家的阶级属性、作为专政机器方面的职能在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更加像一个国家了，更加贴合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所下的定义了。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下，国家成为赤裸裸地阶级镇压的工具。
所以，国家机器在某些职能上的显著增强，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大激化了。为了使整个社会不至于被阶级战争炸掉，国家必须加强镇压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现在所谓的国家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变种。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其经济含义而言，也只能是两个因素的结果：一，是官僚资产阶级向民间资产阶级身份转变的过渡阶段;二，是民间资产阶级为了换取官僚资产阶级为其镇压劳工运动而做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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