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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应用政治经济学

作者:程恩富 发布时间:2014-09-09 来源:宣讲家 字体:   |    |  

    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视察资本论教研室时,当时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认为资本论仍然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对于贯彻世界,特别是解释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近,习总书记再次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宣讲家”网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程恩富为广大网友具体深入剖析以上问题,并针对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应用政治经济学阐述他详尽精辟的独到观点,让大家在未来更好的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各级干部学习和应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前几年习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视察《资本论》教研室,当时也有一个重要讲话,认为《资本论》仍然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对于贯彻世界,特别是解释金融危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事实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部门专题经济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经济改革开放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都是我们阐述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这些原理撇开所论述资本主义某些特殊性的东西,还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包括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这个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改革开放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今天我们结合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结合我们经济学的一些原理,重点分析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产权理论。

  什么是产权?广义的产权和广义的所有权是一致的,他的内容包括了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中央的文件一向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义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经济制度称之为是基本经济制度,所以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和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叫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为主导,各种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一种所有制结构。这个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里面得到公认,就是像美国出版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在解释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运行方式使市场占主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占主导,结合起来就叫市场社会主义。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英国工党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观,瑞典社民党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观,他们解释的社会主义只是福利多一点、计划稍微多一点,并不包含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在财产关系上必须是公有制占主导。所以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在我们的《宪法》里,都是明确肯定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

  现在我们知道,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首先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出现的,以后又在其他文件中也使用过,这次三中全会文件就突出地做了一些阐述。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从社会宏观来讲,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是混合经济,但是混合经济里面关键是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如果是公有制占主体,那就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如果是私有制占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所以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90多岁的萨缪尔森也早就讲过,我们要发展混合经济,但是他讲的混合经济仍然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当然他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就是私有制越多越好,不仅要占主体,而且是越多越好。

  我们现在讲的混合经济怎么发展,根据中央文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我们应当是既有非公经济控股,也有是公有资本控股,特别是国有资本控股,非公经济参与的一种混合所有制。如果要确保《党章》、《宪法》以及三中全会中明确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说在实际工作中,在宏观层面、在全国层面,或者在绝大部分省市里面,都应当是贯彻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有些学者主张主要发展非公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如果这样,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和部门都这样做,我们说在整个社会宏观层面上就难以确保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所以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不能做片面的理解。

  我们可以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今年在两会中间,也就是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3月9日又到我所在的安徽代表团中来讲话,又明确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类似的话他在中纪委的会议上也说过,所以他认为混合所有制这个理论和政策非常重要,关键是要细化政策,政策要细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惧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有企业是支持党的,提供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我们的一个命门,不要被人家忽悠了,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要发展,有些领域开放了,不能搞垄断,这是对的。国有企业经营也不是完全靠市场决定的,还要靠政治决定,这个政治决定就是要符合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他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或者他的经济效益相对差一些就把他完全卖了,这样的话完全像私营经济那样做是不行的。

  国有企业虽然发生了像中石油案那样的腐败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加快改革、加强监督,管住、管好就是了,不能被有的负面舆论绑架,认为国有企业必然就是一种不好的体制,出路只有去国有企业化、去国有化,这是不对的。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的人格外兴奋,说共产党这回弄对了,把国有企业搞掉了,国家就有希望了,这是谬论。我们自己要把握住,我们要去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让他们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最近,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这里面我们知道,过去有争议,有些中高级干部认为国有企业和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没有关系,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就可以经济完全实行私有化或者说民营化、非公有化,这个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也不符合数百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俄罗斯在改革中间有后来担任代总理的盖达尔,以及当时相当于我们国资委主任这样一个职务的叫丘拜斯。他们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当初就说搞非国有化、搞私有化,在改革前他们就要搞非国有化,改革后他们就公开说搞私有化、搞民营化,说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苏东剧变以后,共产党下台以后他们就说了真话,他们说当初我们要搞非国有化、要搞民营化、私有化,为经济效益是次要的,主要是让共产党不可能再上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整个经济都是由私人来掌握,那么实际上私人就必然掌握整个媒体,那么这些媒体整体说共产党不好,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妖魔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无论公民怎么一人一票,最后公民就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受到教育的影响。

  前几年我就预测到,如果是资本主义政党掌权的话,不管是叶利钦还是普京,实际上共产党的人数就不可能太多,因为刚刚剧变,还有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会留在党内,但随着他们的去世,年轻人就可能少,因为整个舆论是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他们的。所以私人经济、非公经济一旦在整个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媒体、教育都是被他们控制,这样实际上你要靠普选上台这个是相当相当困难的,党员人数也很难增加。这并不是现在俄共的比如说各项政策不正确,我问过了,俄共在经济政策上跟我们中共差不多,包括日本共产党负责人我也问过,其实他们也是主张如果共产党掌权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同时保留和发展各种非公经济。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两个党不能掌权呢?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变了,资产阶级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控制了媒体教育等等,这样的话选民就很难主动去赞成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他很容易被忽悠、被蒙蔽的。

  其实我也问过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他也是这样,他们的经济纲领和我们中共差不多,但是他们在数十年内都很难掌权,选民也是很少,这个就说明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了国有经济、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间支柱,是我们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面有好几种经济成份或者说好几种经济基础,但是其中占主要的、占支柱的是公有企业、是国有企业,这就纠正了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没有关系这样一个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认识到产权或者叫所有制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中我们在改革中要进一步把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间的重点和非重点,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不光是国有经济,现在谈集体经济比较少,所以我们在农村方面,就是要重视和注意落实邓小平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个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改革中间一开始和他晚年都多次强调两次飞跃论,就是说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从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同时又包含集体层经营的这样一个双层经营的制度。第二次飞跃,他说就是要从这样一个制度转变为集体经济,或者他有时候说方向还是集体经济,方向还是集体化。而且他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集体化,但是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要行政措施硬搞,愿意搞的不要去阻止。在农村的集体经济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私人家庭农场可以搞,但不能成为主要方面,如果成为主要方面,那么农村就会变成像西方资本主观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大大小小的农场占主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也不利于真正做到“三个有利于”。

  城镇的集体经济同样要高度重视,集体经济既具有国有经济这样一个效率和相对比较公平,同时又具有非公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一种船小好掉头,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特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一个产权理论或者叫所有制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理论,就是分配理论。按照经济学原理,分配关系是由产权关系决定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关系,一个是分配关系。马克思说,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当时马克思时代就和现在我们社会某些流行的错误观点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或者叫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好的,但是分配方式不好,所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里面再三讲,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一点很多人就忘了,完全是在当初马克思批评过的只是再分配上面兜圈子,没有认识到生产领域才是事物最本质的,而生产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产权关系。我们公有制为主体,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可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如果是私有制为主体的,那就决定了是按资分配为主体。所以我们所说的国家和党的文件,包括三中全会、包括十八大的文件,都是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基本的分配制度,这样一个分配制度很重要,因为按劳分配他是差距相对比按资分配要小得多,不容易导致贫富过分悬殊的分化,既不会产生平均主义,又不会产生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不会产生像前几年美国等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且波及到80个左右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西方为什么信贷那么普遍呢?就是因为群众购买力不强,而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赚钱又大规模的生产,这样生产的无限增长和人民群众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导致消费信贷的大规模使用和扩张,但是这个信贷的大规模使用和扩张,只是短期缓解这个矛盾,你搞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以后这个矛盾依然激化,因为能信贷都已经信贷了,信贷完了他仍然是钱不够用,怎么办呢?他就会东西卖不掉,就容易导致经济危机,他可能在流通领域先表现出来,在金融领域先表现出来,但是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还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还是东西的卖不掉。

  像2008年开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住宅生产出来了,开发商生产出来以后卖不掉,开发商和银行、和金融界联合起来,就是所谓次贷,本来你这个还贷能力比较好的优级贷款,我应该主动贷给你。优级贷款是少数人,多数人还贷能力很差,这个就叫次级贷款。本来是不能贷给他的,因为你贷给他以后,一旦经济有波动,他可能就失业,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他就断供了,不能及时还贷,就出现了问题。但是各类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和开发商,他们都要继续赚钱,怎么办?他们就合谋说,给还贷能力差的群众公民也可以贷款,而且当时美国总统是支持这件事的,所以政界、商界联合起来支持这件事,就留下了后患。

  几年以后,经济一旦有波动,这个次贷危机就出现,次贷危机引起了整个金融界的大地震,金融界的危机又反过来作用于整个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然后特别是美国为什么有财政危机呢?因为他的行政开支并不减,他的军事费用大规模上升,冷战以后他的军费还继续上升,但是他的群众福利又不愿意增加,或者增加很少,新自由主义还要减少群众福利,资本家的税又不愿意多收,小布什等还要减税,要有利于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家,这样他财政就发生危机了。军费要增加,行政费用不能压缩,福利减也减不了多少,特别是欧洲,欧洲的公民斗争性比较强,所以你要减福利公众就罢工,政治家就要下台,所以他减但也不能减太少。这样又要照顾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减税也要减,如果这样军费增加、行政经费不变,福利就算减一点也减不了多少,减税也会遭到某些反对,也减不了,这样他手指就不平,于是出现了财政危机。如果美欧主动减经费,再减不必要的一些行政经费,他就可以继续增加福利,或者他可以通过多增加,至少是不减少大资本家的税,通过这样他财政部会危机,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垄断资产阶级政府,所以他在这四个变量之间的选择,经费、行政、福利和税收方面,他肯定是采取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方针,所以他是背离了劳动人民,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政府他不是人民政府,他和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区别实质性的关键就在这儿。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党的十八大文件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包括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为什么小平同志在晚年,在整个90年代多次提调,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有5句话、36个字,有的学者只强调3句话,把中间2句话给省略了。比如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研究员,过去就建议中央只要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中间的两句话,叫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的知名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不要公有制的,他说你看社会主义本质里面5句话、36个字里面并没有公有制啊,这个观点出来遭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是断章取义。因为邓小平在别的地方反复讲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公有制占主体;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说不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似乎是没有公有制,其实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的这个知识结构里面,他的原则里面消灭剥削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一样的,只不过初级阶段我们还不是一下子消灭私有制,还是要适当保留私有制,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是让他起补充、起辅助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到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再重要也不能成为主体、成为主导,否则社会经济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所以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消灭剥削,剥削就是私有制带来的,公有制是没有剥削的,公有制内部如果分配有不适当,按劳分配等等做的不好,那也不叫剥削,剥削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各类私有制带来剥削,公有制即使有些分配政策不当,那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一个所有制决定的必然如此分配。

  就像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就通过了国有企业的一个薪水的办法,总书记马上就来抓这个事,这个事实际上从广大干部群众中间已经反映了十几年了,我过去在中央领导中南海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也说过,为什么广大干部群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批评质疑了十年了,为什么有关部门还不动,还是批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拿非常高的薪水。而他们主办的一些报刊又说,你看国有经济税交的那么少,自己多分,总经理、高管的收入这么高,国有经济职工的收益也普遍的比非国有经济的职工收入要高,然后就说这是国有经济必然带来的,这个说明他已经背离了国有经济趋势,这样的企业最好通通私有化。这就很奇怪了,即使你批准他拿高薪,你办的报纸又认为这是必然的,事实上经济学原理证明,这根本不是必然的,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收入也比一般职工就是高出几倍,你高出十多倍的或者高出二十多倍的都是有关部门批准的,所以这个意见反映了很多,现在总书记亲自来抓财经工作,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党的第一把手不仅是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方面的第一把手,也是财经工作领导的第一把手,现在看来很多工作总书记亲自来抓是非常必要的,才能真正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十几年来议论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很多问题是一些不良政策导致的,甚至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来产生的某些措施,所以我们要贯彻小平同志曾经也多次讲过的,有错赶快改、错了就改这样一个精神,而不能把人民群众质疑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叫做反改革,这不对?总书记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改革来采取措施,我认为这个改革的思路、方法非常正确。事实上我们总书记亲自抓了,比如说粮食的自给率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抓了信息安全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抓了科技创新驱动的战略,等等。所以在分配方面,我相信新一届的党中央会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缓解贫富过分悬殊,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在十八大起草小组里面就有争议,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现在是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就提出十八大应该突出写一下“共同富裕”,当时有的起草小组成员是不赞成的,认为时机未到。而我们重温一下邓小平的讲话就很清楚,邓小平在9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都讲过,说总有一天我们在本世纪末,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来抓。在另一次讲话又说,在本世纪末我们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说、来做,而邓小平说的本世纪末是20世纪末、是上一世纪末,所以现在都21世纪了,又过了十几年了,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来缓解矛盾,推进共同富裕的话,那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纪念邓小平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真正搞懂真实的邓小平理论、他的战略思维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共同富裕,一个是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发展的两次飞跃论,这个在各界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科学阐释邓小平理论,习近平很多讲话是完全符合和积极推进落实邓小平思想的。

  实际我们说,从经济学上说,多种分配方式本质上说到底也就是两类基本分配方式,除了个体户这个分配是自食其力,他既不属于按劳分配,又不属于按资分配,其他的企业,公有制的企业,非公经济的企业,他只要不是个体户性质的,本质上把多种分配方式都可以,说到底分解完了都可以,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比如说有人问,按技术分配属于什么分配啊?我们要问,假定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企业奖励我50万或者100万,这个奖励什么呢?我认为是属于按劳分配范围。如果你把这50万或者100万没有拿回去,而是折合成技术股放在这个企业里面,以后企业盈利了你又按股分配,那么这个技术股就是按资分配了,实际上是按私人的技术股份来分配,所以属于按资分配。按经营才能也是这样,如果你是担任副总经理或者担任一定的经营部门经理的职务,你有经营才能,这个分配属于按劳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权的,你这个股权的分配还是属于按资分配。

  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就是要继续完善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样一个按资分配为辅体,或者我们说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基本分配制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他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就是认为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是反向替代关系,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写了《平等与效率》这本书,国内有两个中文版,我都看过,他在这个书里面把四个定义,内涵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完全等同,比如说他的书是《平等与效率》,第一,把平等等于公平,这个倒也算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接着他又说,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家讲的均等,他是用收入的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第一个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2,比较平均,0.3他们认为还是可以,合理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容忍的,0.4就比较高了,就超过了这个合理的界限,应当加以调整了,如果0.5、0.6那就更厉害了。

  第二个指标,就是家庭收入分成五个等分,拿20%最穷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数,就看几倍,如果你是十倍一下就比较合理,如果十倍以上相对就不合理,不合理的程度也是越来越大。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要指出,这两个收入的指标实际上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为什么要选五等分呢,不选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为里面就受到他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局限性了,因为他知道发达国家因为城乡差距较小,所以当他取五等分的时候,他的倍数关系比较小。比如说美国大体上是十三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是二元经济,甚至于三元经济,城乡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五等分大概要十七八倍,就超过了美国,基尼系数我们现在也是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忽悠他们本国的学生和公民了,他就可以说你看他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改革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我们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把前三个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我们都超过了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我们的两极分化比他们严重,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共产党执政,没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其实我在96年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就写文章指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是偷换了概念。假定说平等是大体上等于公平的话,公平决不等于你们所说的收入的两个指标,而且也不等于平均。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来没有说过按劳分配是平均主义,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但是西方学者、政治家歪曲马克思主义,有时候把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说成是平均主义。我们传统体制只能说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也不能说传统体制我们就是在搞平均主义。因为众所周知,当时工人中间是有八级工资制,当时我父亲拿的就是八级工资,工人中间最高级工资,后来当干部当然又拿干部工资,干部当时是有二十几个等级的,当时的教师也是二十几个等级,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大体上也就是十个等级或者到二十几个等级这个之间,每个行业不一样,所以批评传统体制也不能闭着眼睛瞎批,也要科学,如果否定计件工资,老是搞文革中间的36块、32块,这样是平均主义。但是从改革前将近30年的实践,总体上他还是一个按劳分配,当然他是计划型的按劳分配,他是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这个按劳分配在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转化成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既是按劳分配,这是说的实质,但是又是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比如分配方式有区别,比如说我们可以招收职工双向选择,在双向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工资和收入的福利谈判,他是采取了企业有自主分配的权利,政府要制定一个指导线等等,这样一种做法都是市场型按劳分配,而且是货币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这和计划经济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公平和效率他是同方向变动,是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越公平越有效率,除非你把公平理解为是平均主义,所以我在中国最高级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都有详细进行理论论证的文章。

  从党的文件来看有变化,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面又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以后到十六大之前,已经有著名经济学家,我们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贫富分化已经较大,应该放弃这个说法。当时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多数人没有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仍然写了小优先。但是十六大以后的一年,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就再也不提效率优先了,以后十七大报告,包括十八大报告,包括三中全会文件,包括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强调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公平要效率的关系,在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又通过否定之否定,又采取了十四大报告的一个总的来说、兼顾说,而且在初次分配是兼顾,到再分配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了,实际上就带有公平优先的这样一个精神在内了,所以这里面是否定之否定认识更加深入,所以这个提法对我们下一步对财产和收入体制进一步的改革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

  我们想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经济学常识,既然分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所以你要根本解决财产和收入这两个问题上一个分配不公或者差距过大,首先就是要在产权上面做文章,这里面又恢复到我们第一个大问题讲的,你还是要坚持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他不是在8月18日的讲话里面提出了嘛,说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就是指薪水改革。这里面提到,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所以国有企业不仅是要做优、做强,而且要做大。特别是中央企业,但是各个省市也要掌握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关键部门、战略部门的国有经济,这是在江泽民文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就是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所以最近的几任总书记都是强调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各级干部必须以党的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作为我们实际工作最终的依据,至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基本精神,这个还要和大家判断,并且实事求是来进行推进改革,不能单纯的为上,还要为实,就是从实际出发。我认为不管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总书记,他们关于国有企业、关于公有经济的思路是一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有激烈争论的,大家也听到过很多糙音和杂音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不要对负面影响所绑架。

  现在我讲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调节理论,就是经济调节理论。

  我们知道,过去有个说法,叫市场与计划这个关系,现在我们是提计划与政府的关系,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经济调节,也就是调节资源、调节供求、调节利益关系,这个调节在任何社会里面都存在。在自然经济中间,我们知道他是靠自给自足的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当时也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来调节他,比如说私有制的小商品经济、私人经济,或者发展到私营经济,或者发展到机械和资本主义生产大经济,发展到现在是社会主义大企业,不管是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发展到跨国公司这种形式,实际上资源供求利益都需要调节,这个调节是让市场机制去调节,还是由政府来调节,这里面就显示出不同的经济格局。

  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调节商品和资源的供求,引导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流动,使其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相应的分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这里面最主要的有三大机制,一个就是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来调节,第二就是,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有竞争,优胜劣汰,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当时工厂里面有都一句口号,叫“比、学、赶、帮、超”,那个叫劳动竞赛。市场经济我们在一定方面仍然可以保留一种,特别在公有制内部可以保留“比、学、赶、帮、超”这样一个精神。但是从基本面、主要面来说,他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是优胜企业重点不是帮助落后企业,他重点是他来占领市场,来排挤一些落后的企业,来消灭一些落后的企业,所以这个就带有一定的竞争性或者残酷性也好,当然这里面也不妨碍有合作博弈,就是互利的合作博弈、双赢这种合作也是存在的,但总的来说他是优胜劣汰的。

  供求机制,也就是他通过,如果经营这个资源能赚钱、赚的更多,那么生产要素,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就流向了那个领域,那个产品的生产,那个产业部门。如果这个产品卖得好,大家都去生产他、经营他。所以这三大,当然还有货币供给机制,货币发行的流动的机制等等。所以这些机制他加起来发生合力,共同作用于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行为。这样一种经济他是由市场调节经济,他是有一定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主要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把他概括成市场调节的功能强点或者说经济效益有五点:

  第一,微观经济均衡功能。就是说市场引导自主决策的个体这样一个生产经营行为紧根现实需求的变化,从而能调节微观层面共同关系极其平衡,我们知道市场上经常这样东西买不到了,很快就有生产者进入这个领域来生产、来销售,这个就调节他供不应求。这个东西多了,很快他就卖不掉,价格就下跌,价格下跌利润就下跌,甚至于没有利润,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都不生产经营这个产品,就是这样来调节的。

  第二,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因为这个供不应求就发出信号,或者供大与求发出信号,资源迅速的流出这个部门或者迅速的撤出这个部门,从短期来说他的市场信号很有作用,可以调节资源的短期配置。

  第三,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刚才讲了,价格的传递、质量的传递、经营人才的传递、竞争强弱的传递、科技状况的传递、经营管理能力的传递,各类企业大家互相摸情况,了解行情,特别是同行业和整个宏观经济信息,他来做出决策。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功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引导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资料,提高科技水平和商品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

  第五,局部利益驱动功能。我们知道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考虑他局部利益,考虑局部利益来组织生产经营,这样他就有一个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在一定情况下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改进生产经营管理,这样来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市场经济这五大功能强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从经济学原理看,市场调节他也有功能弱点或者说有消极的一面。比如说他也有五点,我们把东西放经济学的观点概括起来,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缺点,容易偏离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比如说失业人数我们要控制,个体的企业不可能管社会的失业率过高,他是需要多少他就录用多少员工,他不可能看面上的失业率多大,我来为他做贡献,失业率过高我多雇一点职工,那不可能,因为他要追求本企业的局部利益。

  同样,比如说国家这个产品东西多了,你希望不要马上再生产这个产品,但是企业可能觉得我这个设备要转产别的很难,我还是继续生产,我可以通过竞争搞好,实际上整个社会太多了,现有的一百家都在那里生产,都认为我能比别人搞的更好,客观上最后就可能有比如说十家、二十家甚至于三十家的产品卖不掉,这样就导致库存大量增加,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困难,等等,这里面容易偏离宏观经济这个目标,总需求、总供给、就业等等。

  第二个缺点,他调节的领域还是受限制的。他不可能一切所有的产业部门、经济部门完全都靠市场能够调节好,比如说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这些水、电、煤领域,如果你完全采用市场调节,这个效果就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某些领域,比如说教育这个重要领域,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等,你完全靠市场去调节,那么就会出问题。

  第三个缺点,容易导致贫富分化。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财富和收入分配,特别是由非公经济来处理这个分配问题,往往就导致贫富分化,马太效应。

  第四个缺点,产业协调的难度增大。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国家如果政府不发挥产业政策这个重要的作用,调节的时间就长,你要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化这个就有难度,尤其对那些资本投入周期回收长、具有战略性的产业、一切基础性的产业,往往产能就很容易过剩。

  第五个缺点,现实交易成本有时候会较大。因为你完全交给市场,有时候他收集信息,市场的信息有时候是透明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半透明,有的是黑色的,不透明,你并不能完全知道同行的外企企和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信息准确的及时的知道,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搜寻成本、决策成本、最后决策的效果也会花费较大的代价。

  所以亚当斯密讲,要用市场来调节经济这个无形的手,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亚当斯密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他提有积极意义,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也证明不完全适用,尤其是1842年、1845年开始的英国第一次的全国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世界主要国家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直到上一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的大危机,包括08年以来的又一次上一世纪最大的危机之一,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危机都表明单纯靠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难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所以从30年代大危机,在经济学上就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主张要进行国家调节,或者他们用的国家干预,出现了30年代大危机应对的著名的总统罗斯福采取新政,这个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是吻合的,都是要加强对国家整个经济的干预。干预的结果,是战后实行了几十年的凯恩斯注意和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适当的发展国有经济,因为私人不投资国家来投资,国家投资就是要办国有企业。

  另外,私人不消费,因为超级富豪受到生理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消费那么多,东西卖不掉,那怎么办呢?凯恩斯主义,适当要增加穷人的收入,因为同样是比如说有1万块钱,你分给了超级富豪,超级富豪是不用的,或者他使用其中的1千块,9千块都存到银行去了,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了1万块钱给穷人,穷人可能用掉9千块,把1千块存到银行,9千块就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消费推动生产发展,所以凯恩斯主义,贫富差距不能过大,以及某些地方需要增强一定的计划性,或者我们今天讲的规划性,这样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包括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中左翼政党,就是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瑞典社民党,简称社会党,这样一个采用凯恩斯主义,使得战后尽管也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但是没有出现30年代的大危机。

  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加上私有经济结合起来,经过几十年的相当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繁荣的时期,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其实和社会主义国家比他都是慢的,只是相对他以前来说相对较快时期,但是由于他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到70年代,74年左右又爆发了一次滞胀,叫做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各取一个字叫“滞胀”,是一个专用名词,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注意部分破产。因为按照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之一,就是通过大体上2%左右的通货膨胀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他认为问题不会太严重,利大于弊,但是刺激了几十年以后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刺激不起来了,经济停止了,又发生经济危机了,同时通货膨胀倒不是2%了,而是7%、9%,甚至于更高,这样出现滞胀,这样凯恩斯主义破产。

  凯恩斯主义破产,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由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看中了新凯恩斯主义,就是要恢复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党中央重点批判的可以说批判第一对象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这个新自由主义他就是主张国家管的最好、政府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主张经济完全市场化,叫唯市场化或者叫非调控化,认为政府就像守夜人,只要管管穷人的吃饭、管管国家安全就可以了,别的通通交给市场,就是经济基本上不要干预,不要去调节他,出现危机也不要紧,总有一天会走出危机的。第二个化,私有化。认为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化的越厉害越好。第三个化,经济完全自由化。要维护美国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样一个旧秩序,要维持金融霸权发达国家控制的经济霸权等等,反对发展中国家主张改变某些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更加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四个化,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福利措施,就是要个人拿出更多的钱,自己来解决福利问题。

  本来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承担福利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他是倒过来的,你想现在英国就是减少教育费用,要提高上大学的个人所交的费用,像英国中学老师都罢工,因为他们不加中学老师的工资,长期不加等等,不加工资那你中学怎么进行呢?那你只能多收学费,医疗费用也是这样。所以新自由主义是主张唯市场化、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这样四化。所以党从2000年开始,党中央不断的发文件,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近中央文件又再次强调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包括新自由主义,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这是市场的功能强点和功能弱点,现在我们再转过头来讲第二小点,政府调节的功能强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广义的政府调节是包括整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调节,也就是包括了各级政府和各级人大的调节,所以广义的政府调节等于国家调节,如果是狭义的政府调节就不包括人大系统的调节了。我们这里讲的政府都是指广义的政府调节,所谓政府调节就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目标。所以这里面,这个词最近不太提,但是从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来说大家还是提的,就是政府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没有内在规律可循的,他内含着按比例关系、内含着有计划发展这样一个内容、这样一个规律。比如说各个产业部门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产业政策当然我们这个计划不是指令性计划,我们现在叫规划,规划也就是计划,不过换一个词就是了。规划产业的发展,规划产业的发展首先就是哪些产业要有重点,哪些产业属于淘汰产业,各类产业的地位不同,在某一时期五年计划中间、五年规划中间,或者当年的规划中间,采取指导性调节或者是完全交给市场调节,或者个别的可能还有约束性的调节。

  这里面所谓政府调节,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宏观层面,就是政府调节。首先一个变量就是就业,我们大体上现在政府每年控制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当然如果更低一点最好,还有物价的稳定,物价上涨,比如说我们希望不要超过在4%,也是在4左右,当然也可以更低一点,比如说社会总供给、总需求要均衡,比如说国际收支要平衡,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不要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说我们企业要走出去,走出去政府部门要配套的跟上,出去某些政策,包括财税政策,包括外汇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跟上了,他这个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宏观层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干,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也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系统。

  第二,中观层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区域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中心意思,他们一个是要平衡,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是在动态平衡,平衡发展也要有非均衡发展,但是差距也不能过大,我们开发西部、扶植中部、振兴东北等等,实际上都是有个区域政策。当前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改革以来,我们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东北部等区域经济,包括最近两年总书记非常强调的叫带路经济,长江带,路上、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些规划和较快发展,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来进行积极的调控。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也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关注的一个密切的调节的内容。

  第三,微观层面,政府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呢?也不是,微观方面,用经济学角度就叫规制,叫国家规制、政府规制。这是日本方面引进的,规制也就是在微观领域制定一些条例、制定一些法规来加以调节,所以规制也可以叫监管、也可以叫管理等等,这个翻译的词不同,有的叫规制经济学,有的叫监管经济学,这个都是指各级政府的一种管理。

  现在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完全建立在市场主体的自觉和自律的基础上,政府调节因为有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能够更好的规制经济主体的合法和诚信经营。比如说通过准入制度、惩罚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这些经济和管理手段,来维护市场秩序。其中,事先、事中、事后的监管视情况不同而各司其则、缺一不可。我到四川大学讲学,四川大学的校长是工程院院士,他在吃饭中间主动跟我说起,说如果只提事中和事后监管,事先不监管,可能以后事中、事后监管的成本就比较大,我说你这个说法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是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事先、什么样的事情是事中、什么样的事情是事后,这个要视情况来分类。例如,最低工资制度,劳动者的各项权益,环境保护的评估等等,利用政策法规来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有些方面是市场调节所做不好的。

  所以,政府调节在中观、宏观、微观上是有一些功能强点的,但是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一样也存在失灵现象,比如说政府调节可能偏好不当,就是政府调节因为要靠官员来调节的,而官员各级干部可能他有偏好,如果他没有经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话,他就可能偏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比如说GDP的过分偏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忽视民生、忽视生态建设等等。第二,政府调节程序不妥。这个决策程序往往是非民主化,或者是措施延迟化,这样就容易导致代价增大化。所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而科学决策实际上是这两种决策的一个结果,尽管他有独立的内容,所以我们更加要强调依法决策、强调民主决策,这样就容易导致形成一种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比如说在实际操作中间、我们在应用中间,习近平总书记从去年以来的讲话也提醒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立法的就先立法后改革。过去我们改革中间有一种口号,当时的发改委有一个口号,叫做先发展、后规范,或者叫先改革、后规范,这个我是一贯反对的,我认为什么事你就是做好事,该立法的、该立出规章制度的也要先通过民主讨论,定下一个框框,定下一个制度,然后再试点,再试行,再改革,改革中间如果需要调整,反过来再调整,所以不能进行盲目的试点,这个总书记讲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经常发布课题,但是这个课题应当是发布给两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持不同政策主张的课题组来研究,比如说当时上海发展F1汽车赛,当时我在上海市人大当咨询专家的时候也就提出,我说这个不能说政府想搞了你就搞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肯定是同意你的观点,你搞了,然后给有关领导看,然后党政部门就来决策。如果我们需要长期的财政投资的话,应该是由同意的、不同意的、折中的三个课题组,各出短期、中期、长期的财务预算和各项综合评估,然后重大项目再交给各级人大去投票,而不是由党政部门自己来决定,这个是将来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性的、操作性的措施。

  第三个缺点,政府调节的配套性有时候不足。还有第四个,政府调节的某些动力不足。所以政府调节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这些缺陷就需要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如说机构过于臃肿、过度的审批,这个都是不行的,所以将来改革的大趋势,中央部门以及下属各个地方都要实行大部制,现在有些审批减少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总书记也强调,上面要辩证的处理,就是既不能错位、越位,当然也不能缺位,这个就是说政府调节要科学、民主、依法,这样才能做到高效。

  第三个小问题,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和互补作用。大家可以看,总书记在讲话中间一向是强调“两个更”,更好的尊重市场规律,或者说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有的舆论、有的干部、有的学者讲话一向是只讲一个更,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这个是不符合党的文件和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因为经济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这两者,首先第一点,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市场力量之间的简单对立或者是较力,不能看是对立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实际上他们搞得好完全是互补的关系。第二个,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说他的基础如果结合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样就容易搞好,如果你是市场化加私有化,那政府的作用也很难发挥,这个市场也不容易搞好。

  第三,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做了阐述,其中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这个道路,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国家治理可以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其中经济方面的治理是基础。经济治理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要发挥好一定的决定性关系,那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好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作用,所以双重调节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新自由主义基本上强调单纯调节,他们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日本的市场化程度一样,所以关键现在不是要大幅度的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场化已有程度的质量和效益,否则有时候给外界来看,甚至于认为市场化政府的作用还太小。比如说斯蒂格里茨,他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克林顿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也担任过世界银行第一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他4月份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候就说,他说现在中国政府作用太小、市场作用太大,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对私人资本有些收入也不收税,他说这是不对的,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刚才提到的,90几岁的萨米尔森也曾经写文章提醒中国,说中国应当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偏向哪一方面,应该走中间路线,应该把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好。不仅习近平总书记各类党的文件,而且国外凯恩斯主义、各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目前问题的评论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关键现在是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不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但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要各就各位,就是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并存的。比如说我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药品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即使最近一两年也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根本的扭转,这就说明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发挥更有作为、更有效果作为的作用,所以不是简单的政府的作用无限制缩小的问题,也不是西方讲的一般所说的好像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职能是不同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特别是在他的短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只有让政府在保护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监督市场经济中间放的更开,必然要求管的更好,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的提升。

  再讲第四个大问题,就是经济开放。

  我们说经济开放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的,适度型和过度型的,可以分成这样两种类型,有正效益,开放也不完全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开放有适度开放,适合这个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也有如果你是过度开放或者过度的不开放,那都是有问题的。

  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开放之前或者开放之时这个过程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立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以及开放的国民福利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现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就是要贯彻党的文件提出的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自主开放,把力量放在自己本国身上的或者叫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制度,这种新的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国的资本、智力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要处理好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一种国内外的经济交往关系,来促进引进,过去在相当长程度上是追求引进的数量这种粗放型的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的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工业的加工业大国向真正的工业大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样一个高端的经济转化。问题是,我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要开放创新模式,十八大报告提的这个方针我认为非常重要。

  如果从冷静的面对当前国内外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要特别注意面对中资大量过剩的问题,你要适当控制对外资的依存度,就是一般的以招商引资数量论英雄的不行,这个做法要是选商选资,强调引资的质量,来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否则就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讲的引进外国资本的一种挤出效应,就是挤出本国资本的效应,当然技术上也可以有挤出效应,比如外资影响中资和中国技术的发展,一个叫益处,益处就是有好处的,一个是挤出,挤出就是盲目的排挤、不适当的排挤。

  第二个,就是要构建创新性国家,应逐步降低、适当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日本和美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他们95%都是自主创新的,中国原来是50%,另外一半50%往往是高新技术是依赖的,依赖进口的,现在我们要逐步的降低,国家也有降低的目标,来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总部都到中部来了,那好了,好像我们自主创新的任务就减轻了,不是这样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总部到中国来,他主要是廉价来运用中国的科技人才,然后进行科技创新,特别是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高科技的产品,然后高价以垄断技术的价格来卖给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产品。所以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尤其是想换高新技术、高端技术,这个战略实际上是不成功的,结果市场丧失了一大片,但是高新技术实际上人家也不卖给你。

  像高铁,当时就做的比较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出国去卖高铁呢?就是当时铁道部他通过这个战略和策略巧妙的打破了西方对高铁的技术垄断,就是你要是单纯卖给我产品、不卖给我尖端技术,我就不引进你,这样打破了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垄断,再加上我们自主创新,所以现在我们的高铁不仅发展快,而且可以大规模的出口。像轿车工业,这个就是失败的案例,我们到现在关键技术还没有掌握,像大飞机,过去我们也有经验,改革开放有个失败的案例就是大飞机,大飞机我们当时已经能制造了,但是麦道说跟我们合作,于是我们就相信了,就停止生产国产的打飞机,结果人家给你拖了20年,直到前几年还是三位院士写信给领导人,然后现在在上海搞了上飞公司制造大飞机,足足延迟了20年,所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尤其像造船,我们为什么能够比较强,这个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还提到造船、买船和租船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用在军事方面也是得心应手。但是我们像飞机的发动机,这些我们长期没有及时的投入,想依赖外国,这个也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所以技术方面这是很清楚的。

  第三点,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也要适当降低对外国资源、能源的依存度,来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总体效率,像过去我们青菜、萝卜价格,各个企业、各个地方政府完全自主,把稀土卖给西方国家,现在要不卖给西方国家了,人家还联合起来在世贸组织打官司,结果中国败诉。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本土的稀土不开发,他买了我们十几年,一二十年,结果我们现在想适当减少进口,他还说我们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连邓小平都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是有关部门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稀土包括煤炭,都是过去完全交给市场去决定,结果在资源配置上面吃了大亏。日本把中国,从中国进口的煤炭都埋在近海里、倒在近海里不用,做战略储备等等。

  第四点,对出口导向经济的某些弊端我们也要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来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外贸主要还是强调他的质量、他的档次、他的高科技含量。

  第五点,面对美国滥用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要适当降低外汇储备度。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最近政府方面也感觉到储备太多也是一个难题,来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所以在对外开放方面也要有一个经济新常态,也要有一个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开放模式,这里面总的来说,要在巩固和完善一种自主开放、双向开放的体系上面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开放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四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但是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体系很庞大的学科,他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共产党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我本人创新政治经济学已经编出一整套完整的初级、中级、高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三套一共三百万字,由上海财大出版社出版,越南也翻译了我其中的一部分教材作为他们的教师参考书,所以,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这些教科书。大家也可以阅读一批马克思经济学家所写的专著或者论文,我想通过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一定能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中国国民经济和民生搞的更好。

  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作者: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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