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论卢麒元先生的《新社会主义论》之四
贺合林
描黑科学社会主义
卢麒元先生将科学社会主义号为“旧”社会主义，以区别他的新社会主义。而要推出新社会主义，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是请“旧”社会主义挪出位子来让新社会主义上。可是，他心里也清楚，要“旧”社会主义让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不是喊一两声口号就可以办成的事。必须找岔子从理论上描黑批臭“旧”社会主义或者说整死“旧”社会主义。
卢先生在《新社会主义论》中对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严厉的批评。不能否认，他的揭露都符合事实，批评也很中肯，因此，也很能激发起读者的共鸣，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使得很多粗心大意的朋友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卢先生把这笔账都算到了“旧”社会主义身上，成了“旧”社会主义必须退位的大罪过!请大家仔细看看卢先生下面三段话：
1、“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机械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极端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着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游戏。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2、“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五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能力。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行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
3、“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五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距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我们从中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卢先生既没有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没有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他是六十五年一贯制，从头“否”到尾：中国“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如此，前苏联呢?卢先生说：“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找到社会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苏联和中国一样，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大危害是，导至国家的必然解体。中国呢?要想不蹈苏联覆辙，唯一的出路就是搞新社会主义。
扣上一顶“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好像还不能“整死”旧社会主义。于是，卢先生又加强火力：
“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的旧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朝鲜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原来，苏联、中国和其他后进农业国家都是搞的俾斯麦式的党权垄断资本主义，有的甚至是变相的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上世纪初开始的至今已进行了近百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被否定得干干净净。
链接：鹤龄：论卢麒元先生的《新社会主义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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