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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理解列宁革命理论的几个问题

季正矩 · 2014-09-16 · 来源: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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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苏联的解体不能归咎于十月革命,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列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列宁革命理论研究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需要认真斟酌和澄清。例如,有的观点认为,列宁没有“一国胜利论”思想,即使有,也谈不上什么创新;列宁是暴力革命狂,过分崇尚暴力革命,片面夸大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的破产。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文本解读和现实考量相结合的方法,认真全面研究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革命思想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没有“一国胜利论”,即使有,也谈不上什么创新。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一是19世纪下半叶杜林和福尔马尔曾提出过“一国胜利论”,因此,“一国胜利论”不是列宁的创造。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法国特别是德国首先爆发革命,而德国显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因此德国属于落后国家,马克思提出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进行革命的思想。三是“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创新。

  笔者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同样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坚持把俄国革命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落后的俄国无论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有一个发展和完善过程,而且带有明显的俄国性和实践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至于斯大林后来把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演绎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第一阶段,列宁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列宁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否是在俄国首先发生革命仍不明确,仍坚持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阶段,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引发西方革命。1917年2月,列宁从国外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喊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并在《四月提纲》中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虽然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同时认为没有欧洲革命,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围绕《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中,列宁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920年11月6日,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观点看问题的,要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1921年列宁又强调: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到1923年春,列宁把这一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尽管是个“痛苦的真理”。

  第三阶段,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俄国一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够生存下去,并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1920年11月21日的《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来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共和国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最好地最确切地证实了我们的一切估计和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的“一国胜利论”。杜林在1876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二版中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一个公社如果先于其他公社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它不仅要拿起武器保卫这个新制度免遭其余世界的侵犯,更确切地说,清除别的地方与自己相敌对的制度,而且还必须采取经济上的预防措施保证自己经济生活的机制免遭外界的进攻,比如要使对外的交往适应内部的制度。从杜林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杜林讲的是一个公社而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率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187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在《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其经济计划,是否必须在整个文明世界,或者说在所有经济上比较发达的民族那里同时取得政治呢?或者说一个单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是否可能,并且具有生命力呢?”福尔马尔认为:“不仅从历史角度说,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更加可能的,而且也丝毫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繁荣。”“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无论在口头宣传上(就我所知)或是在报刊上几乎只不过是进行过一些十分肤浅的讨论,尽管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从福尔马尔的论述看出,当时的报刊关于“一国胜利论”问题的讨论是“肤浅的讨论”,但是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讨论,年轻的福尔马尔不可能也会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称之为“肤浅的讨论”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地参加当时福尔马尔所称的“一国胜利论”的讨论,因此不能把“一国胜利论”算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同时,既然是“肤浅的讨论”,自然也不能和后来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进行简单等同,二者提出的条件、具体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列宁对“一国胜利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付之于伟大的革命行动。1926年,季诺维也夫在同斯大林争论时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国有可能先于英国胜利的论断,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也可以先夺取政权,取得胜利,因此“一国胜利论”不是列宁的创造。这样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在经济上是比英国落后,但它们就整体而言,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已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法国的落后同东方的落后是不在一个档次的。而俄国同英、法相比却有质的不同。到20世纪初,俄国虽然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是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和专制色彩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面临的革命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土地革命这一任务仍未完成。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在这短短的八个月里,俄国的生产力不可能质变式大飞跃,在这种缺乏充分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下敢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和执掌政权,这正是列宁作为伟大革命战略家气魄的具体表现,也是列宁善于把革命辩证法具体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生动证明。因此,列宁走了一条史无前例的革命道路,这也正是苏汉诺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用教条主义或者迂腐的眼光无法理解的革命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总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强调与资本的国际性相对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否定“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更加关注和强调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列宁更加关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共同胜利论”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强调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国际性质,强调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并没有否定一国取得革命政权的胜利,并没有机械地强调同时同地发生革命。“一国胜利论”是在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俄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能动性,率先夺取政权后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等必需条件的道路,是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行的选择,这当然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列宁没有片面继承并一味夸大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改良思想,片面继承并一味夸大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当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对于革命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2]

  在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十分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能够达到革命目的的其他手段。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都是达到革命目的的重要手段。“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3]19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恩格斯更多地提到了和平道路,但未完全放弃暴力革命思想。1892年恩格斯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中说:“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4]“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5]因此,恩格斯既能透彻的阐述革命理论,也能深刻地洞察现实和形势的新变化,强调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良都是手段,都要服从于革命的目的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一度较长时间中,列宁曾经辗转于欧洲,因此对西欧发达国家与落后的俄国的革命形式和条件的异同自然有深刻的把握。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危机所孕育的革命形势,列宁的认识十分透彻。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和国情,明确地将俄国革命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进行得愈迅速、愈有保证。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6]

  1905年1月,彼得堡20万工人举行和平请愿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列宁认为,和平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以往对依赖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幻想已经破灭,应该寻找新的变革途径和道路。血腥镇压使人民群众“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个月、几年都受不到的”[7]。面对“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如果“没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有胜利的革命。”[8]在1917年9月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系统论述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当然,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不搞个人英雄主义,不搞恐怖活动。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多样性,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9]

  列宁认为,二月革命之后落后的俄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主观条件。列宁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没有革命的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能引起革命;就是说,要发动成功的革命,除了具备客观的革命形势之外,还必须有主观条件的成熟。“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10]显然,俄国具备了发生革命的形势。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现象。列宁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因为“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证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11]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用武力镇压了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并迫害布尔什维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列宁号召人民群众放弃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幻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1917年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军事叛乱被平息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布尔什维克不仅在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信,而且地方城市的苏维埃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布尔什维克方面掌握了大批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列宁及时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力争和平夺取政权。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顽固派拒绝了列宁的建议,临时政府也妄图消灭布尔什维克。据此,列宁认为,武装起义势在必行。而且,在起义军攻打冬宫过程中,基本上没发生枪战,用平和的办法占领了冬宫。因此,十月革命过程中也有和平的手段和方法。

  20世纪初,俄国革命风起云涌,参加革命的有成千上万人,革命者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一厢情愿地炮制出来的,也不是“一小撮狂热的恐怖分子”强加给人民群众的。革命已经酝酿成熟,是形势使然。当时俄国的变革已经成为阻挡不了的发展趋势,成为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谁有能力解决当时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迫切问题,谁就得民心、顺民意、掌天下。虽然当时资产阶级也曾经试图实行改良,但却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广大人民群众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希望能够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

  三、不能用苏联剧变来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在俄国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争论。苏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大肆散布俄国不具备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儿。苏联东欧剧变后,一些人把历史原罪归罪于十月革命和列宁。有人提出,十月革命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

  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一贯强调,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是,他们确实从来没有指出过社会生产力究竟达到怎样的具体程度,甚至达到怎样的绝对数字,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可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在谈到某些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分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两大类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不平衡的,既有英国这样的最发达国家,也有小农大量存在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必须等待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全国居民的大多数,或者说农民随着阶级分化已不存在时,无产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种变革。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批判苏汉诺夫的观点时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无可争辩的观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俄国的特殊形势,使它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首先,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俄国人民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历史抉择。“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12]其次,俄国可以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来造就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前提,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3]“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其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4]再次,俄国社会发展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5]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列宁回答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在列宁看来,单从生产力方面去寻找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无视俄国特殊的革命形势,只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视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是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机械的片面的理解。这些人都是“套中人”,“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6]

  对于其他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7]在讨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问题时,列宁一再告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既不要从书本里寻找答案,也不要完全照搬俄国革命的做法,“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18]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差,“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19]因此,各国的具体革命道路,“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20]列宁反对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发号施令”,指出这样会造成各国革命中的“俄国味道”。

  苏联剧变后,一些人错误地宣称社会主义遭到了“大失败”,十月革命开创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符合历史“规律”,因此中国搞社会主义行不通。我们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现象,社会主义理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难道是像列宁早就批判的考茨基等人鼓吹的那样———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完全做到了。也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1]

  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创造过惊人的历史奇迹,但是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这种结构和体制未能随着国内外的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创新,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加深。即使这样,苏联也没有到了病入膏肓、气数已尽的绝症地步。只要励精图治、上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仍然可以革故鼎新、妙手回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没有把握住改革的方向,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导致一些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纠结,有时相互“交叉感染”,衍生并发更难治的“疑难杂症”。在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把旧体制的缺陷、改革受挫的原因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结果“改革”变成了“改名换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总之,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逝世90周年。纵观列宁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不仅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而且其不朽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革命品格、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为了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仰,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弘扬。

  【注释】:

  [1]格·福尔马尔:《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5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8、185页。

  [8]《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8、349页。

  [9]《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10]《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12]《论我国革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359页。

  [13][15][16][17][18]《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7、776、775、778、275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2页。

  [19]《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

  [20]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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