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阶级观在内的人民观，而不是单纯的阶级观，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和最大特色。毛泽东人民观的政治价值取向，只是其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价值与政治智慧合一的人民分析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具体的人民政治，才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活的灵魂。毛泽东的人民观、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是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身上交织的产物，也是上个世纪初国际资本主义矛盾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交织的产物。在毛泽东时代，它的经历了自己的诞生、曲折和发展;在后毛泽东思时代，它遭遇全新的新现实，这是根本的挑战，它需要相应的发展。所谓新常态，也可谓新现实。本文力图纲要性地考察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在新现实中的历史命运与现实挑战。
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与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及解释权，从马克思恩格斯手中脱离，出现修正主义、发展主义和教条主义三种基本解释模式。所谓修正主义，主要是指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价值的基本设定，但对某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做出修改，比如对剩余价值理论、暴力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关系理论、国家理论等修改，从而社会主义目标和价值成为伦理的和道义的。所谓发展主义，是指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但根据具体历史情境创造有所不同的具体理论，主要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所谓教条主义，是指不管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一成不变地坚持马克思思想，将马克思的具体表述全面教条化，无条件执行。
19世纪末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基本成熟的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总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部分是作为边缘的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半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由于这两部分阶级矛盾的形式和强度不同，国际社会主义分裂成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当时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分裂。
处于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被科学社会主义者视为“工人贵族”、被民主社会主义者视为“中产阶级”的特殊人群，他们是中小企业主、白领工人、公职人员、中高级职员等。甚至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来源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随着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纯粹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工人阶级分化出来一批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拥有一定财富的中产阶级。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
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面临阶级缓和的现实，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即通过打碎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暂时已不可能。
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反马克思主义。它批评和否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因素和倾向，这些因素和倾向反对以建设性改良为宗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修正主义还突出和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强调有益的改革原则的部分。修正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比较好的部分作为论据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成问题的那些倾向。”(页43《论民主社会主义》)
他们的根据是：1、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复杂的社会”、“社会的分化”、“危机没有加剧”、“工人处境得到改善”、“有秩序地解决争端(阶级斗争没有加剧)”;2、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逐步建设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他们认为自己走的是“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和平的民主的道路。
在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的分化使社会主义者来源多样化，动机多样化：“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社会党人的观点主要来自人道主义传统、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道德。”(《论民主社会主义》页68)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统合这些被分化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宣传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可以打开眼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理论代替不了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表明政策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它同自由、平等和团结互助的原则的关系。这些原则规定，凡是受到影响的多数人所不赞同的措施，都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确立平等的自由。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以此为方向。”(《论民主社会主义》页52)
他们将这些被分化的无产阶级或自主型中产阶级统合成作为多数人的“人民”概念，将自己的政党定义为人民政党，将来自不同动机的“社会主义”简化为“以团结互助实现平等的自由的过程”。
处于边缘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半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等，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部，无论传统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工人，都越来越被沦为赤贫。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被转移到这些边缘地带的国家。有些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选择“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习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集合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能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渗透，而且能在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承认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便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
这两种社会主义曾经水火不容，都批判对方背叛马克思主义。也有人想把它们整合为“整体社会主义”(鲍威尔)，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分支”(《论民主社会主义》页49)，但无论整合实践和理论论述，都不成功。
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产生，无论时代背景，还是思想背景。时代背景是“相对完整和基本成熟的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总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已经被卷入这个世界体系，而且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思想背景是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争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创造新的具体理论形态。它自称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脉。
但是毛泽东思想也具有某些突出特点。其中之一便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为核心和主导的人民分析方法。相对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观，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观更富有弹性和广泛性，其广泛性堪比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人民观;而相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人民观，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观更有革命性、原则性和组织性。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观所具有的这种辩证性和双重性，既使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也使其具有一定的摇摆性。具体的阶级观和人民观，是政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格局和阶级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表现之一是出现一大批“财产性收入”拥有者，即所谓的中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中国是否把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许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在，可以不转移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也能产生一大批“财产性收入”拥有者。“财产性收入”拥有者，并不同于“财产拥有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现的工人贵族主要是“财产拥有者”。一大批“财产性收入”拥有者的出现，是和普遍金融化密切相关的。这就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者遭遇到20世纪初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遇到的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社会基础挑战。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国际社会主义只是处于空间上的分裂格局，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遭遇到的则是时间上的阶段性断裂或承续格局。邓小平理论及实践也许解决了一大批“财产性收入者”的产生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它们产生之后的社会主义治理问题。经过将近百年发展的民主社会主义，最终也没有使西方国家逐步建设成社会主义，反而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进步随时都可能被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摧毁。
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思考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问题。我们遭遇到当年民主社会主义者所遭遇到的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目前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假如人民进一步被分化，而相应的人民分析方法和组织方法、领导方法没有应时而生，一党执政体制执政党也会无可避免地分化甚至分裂。
人民分析方法是毛泽东政治方法论的核心
远离政治特别是远离革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毛泽东也因此越来越被孤立或直接的研究，而忽视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军事家身份、思想家身份、哲学家身份都离不开这两个身份。凡是绕开政治家身份和革命家身份而孤立或直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的人，都会毫不例外地陷入错乱中。
有人认为他是唯意志主义者。这种人会忽视领导力或领袖力的完整含义，忽视毛泽东的战略谋划、统领群英、创建和优化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等方面的能力和活动，而只看见毛对远大理想的描绘。毛的组织智慧和领导智慧一旦被忽视，对于那些不具有甚至不理解组织智慧和领导智慧的人，毛的任何理想主义行为都会被视为唯意志主义。
有人认为他是唯斗争论者。这种人会忽视毛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卓越创建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毛对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实践，在时空上，在深广上绝不亚于其对阶级斗争的运用和实践。
有人认为文革期间毛是极左分子。这种人会忽视毛对中美建交的开创和推动，更会忽视他为"促生产"所做的努力。很多人意识不到中美建交对于极左分子的毁灭性意义，因此完全忽视其在毛泽东晚年政治光谱中的构成和地位。
有人认为他是唯阶级斗争论者。这种人完全忽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人民分析方法。毛的阶级分析几乎多是用于揭示与时俱变的人民的构成。以阶级分析始，以人民分析终。换言之，毛要解决中共为谁服务、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人民分析方法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首要问题。
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者虽然也常常涉及人民的构成问题，即工农的关系问题，但不构成其核心问题。他们也涉及小资产阶级问题，但认为城市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足以构成革命的主力，而小资产阶级反而成为无产阶级建立和纯化政治自觉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多成为批判和提防的对象。
具体化的人民观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者政治方法论的核心，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二战是欧洲社会主义式人民观的锤炼之源，但并不因此成为其政治方法论的核心。二战之后部分社会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从执政党位置下来，他们重整旗鼓，准备竞选执政党位置，此时几乎都建构了自身的人民分析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竞选的人民分析方法。也可以称之为被动的或迎合的人民分析方法。
面向竞选的人民分析方法，其实践的建构力非常微弱，在竞选政治过程中步步后退。开始在阶级化的工农的基础上做增量。由于经济转型，职员阶层规模急剧扩大，人民分析法首先增加小资产阶级。由于执政党必须直面全国公民，作为民族传统的各种基督徒是占相当比例的选民，亦必须纳入人民分析方法。在经济危机时代，中产阶级有无产化的高风险，往往会寻求社会主义的庇护，需要资金和智力支持的人民分析方法便抓住时机将他们列入人民分析方法。如此等等，然后慢慢地，阶级含义空心化，人民含义道义化，民主社会主义便空心化为伦理社会主义。
新中间阶层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无产化风险来临便寻求社会主义的庇护，有产化机会来临便抛弃社会主义。然而，是“有产化机会”还是“无产化风险”，在欧美，决定于市场经济，无论哪种市场经济。这种被动性或迎合性，一直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困境。
工农关系问题，从一开始便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使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从一开始便具有多成分的复杂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打军阀，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政治预期，但对中国革命阶级的核心成分缺乏充分理解。毛率先抓住中国农民可能的革命性，解决中国革命阶级的核心成分问题，确立以工农联盟为革命阶级核心的阶级分析观。抗日战争时期，再次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曾经寄予政治期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本主义重新纳入中共的政治期望中，确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核心，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分析方法。这种人民分析方法无疑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核心的阶级差序观。毛和中共也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统一战线政治。
如果理解这种阶级差序政治?其首要含义是各阶级在这种政治的地位是不同的，是差等的:工人阶级通过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成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通过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和人民的主力，其他民主阶级是团结对象，等等。其政策含义在革命年代是鲜明的，无庸多说;在建设时期并不那么清晰和一贯，我们不妨以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税收政策对薄一波的批评为例加以理解。薄一波提出公私企业同等纳税主张，毛泽东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私有企业纳税应比国有企业高。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强调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政策均等，显然是薄一波所张的政策原则最终得到全面贯彻。毕竟复出的薄一波是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之一。无法否认的是，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和宪法中的人民概念都是遵循阶级差序原则。
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农立场政治、阶级差序政治、群众路线政治、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政治等共同构成毛与中共的人民政治。这种人民政治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法宝。
1949年以后毛与中共的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遇到根本挑战——当年的革命者变成政府官员和职员。在原有的革命的人民分析方法中是沒有这一环节的。在很短的数年中，革命者群体转变成大规模的官员阶层和职员阶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基本消失。中国社会结构呈现为工农阶级、职员阶层和官员阶层，人民分析方法陷于困局。人民分析者成为人民对立面或异己面。
毛为了解决此问题，只得祭起阶级分析大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官员阶层，改造职员阶层，形成工农阶级主导的革命政治。文革失败，但也因此，阶级政治而非人民政治，成为一些人心目中毛的形象。
事实是：一方面职员和官员阶层化运动从来沒停止，另一方面“促生产”还催生一大批体制内的经营者，经营者阶层化也在加剧。这批经营者阶层化其实从三线建设就开始，可能更早。毛只要不消灭国家，只要“促生产”，无论怎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不断生产和扩大官员阶层、职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毛认为中国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体也是基于对“抓革命、促生产”悖论的洞察。“促生产”必然会产生一大批生产资料和人民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官员、职员和经营者。这些大量官员、职员和经营者便会阶层化、特权化和利益集团化，便会努力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实际控制进行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对已经掌握的特殊利益进行非历史性确权，从而正当化、合法化、权利化。在毛泽东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在特殊利益私有化之前就必须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破除阶层化、特权化和利益集团化。这也是低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成本——在消灭剥削阶级以后继续寻找阶级敌人的防修反修政治。这样就会形成“抓革命-促生产-阶层化、特权化-抓革命-促生产”的毛式社会主义过程。私有化之后再来的革命则必定是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然而“文革”没有获得体制各种精英支持，毛也因此被批为专制、独裁。正如毛批评陈毅在古田会议之前说毛存在七大问题，只是从个人伦理看问题，而不是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换言之，不能把政治原则的冲突看做个人伦理问题;对个人伦理的考察应另有视角。一方面毛年事已高，不能像年青时深入群众考察，也没机会像革命时代时在共同战斗中发现和培育新的领导者团队，另一方面其他高级领导或者因为没有正确领会毛对“抓革命促生产”悖论的洞察，或者基于自身既得利益，缺乏对自己开刀的革命精神，而消极或积极反对文革。其结果是“文革”路线缺乏正确执行，全面失控，既定文革路线自始至终未得到很好贯彻，最终失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因此进入另外一种轨迹：“抓革命-促生产-阶层化、特权化-抓改革-私有化或市场化-促经济-维稳化-非历史性确权后的法治化”。体制內外官员阶层、职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主导中国政治和经济从此常态化、正当化。
改革开放以后，体制內职员阶层、官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开始裂变。首先是相互勾连的体制內外职员阶层、管理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这便是所谓八十年代改革共识的社会基础。然后便是相互冲突也相互勾连的体制內外职员阶层、管理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这便是所谓八十年代未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的社会基础。然后便是利益冲突开始多于政治勾连的体制内外管理者阶层、经营者阶层和职业阶层。这便是所谓九十年末新左新右纷争的社会基础。
从此中国又重新阶级分化。这种阶级分化既是毛时代“促生产”的产物，更是改开时代的产物。比如乡镇企业主的大规模产生，便源自毛时代农村村社组织化能力的反复锻炼及由此而来的农村经营者群体的出现。
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分析方法在新经济现象中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当代经验表明，在当代具体的历史现实中，生产力观与无产阶级观的现实统一并不必然，仰赖实践主体对诸条件的把握和运用，其中牵涉到领导、管理、创新和组织等。在大多数时候，生产力观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某种巨大的张力，甚至给人以鸿沟感。无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者还是中国社会主义者，都发展出自己的人民分析方法，并由此发展出阶级政治的具体形式——人民政治，以包容、调谐、主导和运用这种张力。这也可视为生产力观与无产阶级观巨大张力的政治解决之道。由此一来，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分析方法的实践性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主题之一。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最后选择由于放弃无产阶级立场而人民概念空心化、道义化、伦理化的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介于形式均质化的公民政治与实质差序化的人民政治之间的被市场主导的摇摆性政治行为。在这种体制之中，宪法实施之日，便是人民被遮蔽与公民被凸现之始。人民没有退场，但已被遮蔽。
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立场的欧洲各共产党组织对欧洲社会都几乎没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嘲笑和批判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节节败退时不应忽视欧洲共产党组织几乎无所作为的现实，更不应忽视中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正面临类似的困境。
当代世界已经全面进入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和新工业化不断深化、不断融合的时代(四化融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庞大的看似逆所有制的新经济现象。在中国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新经济现象主要有:个体化雇佣普遍化(主要表现形式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及互联网化生产、城市功能分区等)、创业者主题化、财产性收入群体(理财者)主题化、劳动时空边界消失(主要表现形式是知识经济、互联网化生产和信息化管理等)、经济全球化、生产性劳动与增值性劳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化(主要表现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高附加值经济与低附加值生产的国际分工等)等。一方面剥削和奴役在深化和加重，另一方面个体主体幻象在强化。
在个体主体幻象普遍化和强化的时代，无产阶级概念和立场似乎已经失去基本的社会基础，从而全面缺失现实感。比如在劳动时空边界消失条件下绩效工资制的极端使用，成为当代劳动者生存结构的直接戕害因素，使19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八小时工作制失去呵护劳动者生存结构的基本价值，劳动者陷于上下班无法区分的工作制。然而这种绩效工资制的极端使用在现实中被成功学包装为励志的主要口号之一，也被雇佣者激励劳动者个体成功的机制之一。这种励志和激励的有效性，其实主要来源于使财产性收入成为收入来源之一的金融理财机制的普遍化。“财务自由”似乎可以成为无生产资料者的梦想。这样一来，逆所有制的新经济现象使单纯使用所有制分析方法的效力大大降低。
在新经济现象中，战略性生产资料及其形态已经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经济空间、劳动结构、技术结构、阶级结构、雇佣结构、理财结构、领导结构等也已发生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形式是劳动结构。劳动结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包括技术结构(比如机器人、智能化)、地理空间(比如通勤成本、众包)、时间结构(比如绩效工资制对上下班时间边界的破坏)等，但核心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典型的劳动结构。在马克思时代，社会化大生产主要表现为大工厂生产，工人被雇佣，共同生产，群居生活，呈现为集体化雇佣结构。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主要表现为网络化生产，呈现为个体化雇佣结构，工人团结成本急剧提升。
从劳动结构看，中国改革的本质是渐进式全面雇佣化。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发出全面雇佣化的号召。在新经济现家中，这种雇佣劳动同时表现为个体化。中国当代劳动结构的演变具有全面雇佣化和全面个体化的双重性。
曾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在新经济现象中的地位、趋势和利益都有着相当不一样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城市原有产业工人通过下岗、退休、物业主、理财、死亡、创业等基本消亡。新兴产业工人，以农民工为主体。但由于土改成果尚未彻底消亡，农民工都拥有乡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拥有乡村住宅等，从而成为独特的一种阶层现象和经济现象。此种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农民工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并末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仿照流行语，这是尚未消失的土改红利。随着中部地区的崛起和西部地区的大发展，乡村地区城镇化，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的市场机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尚未消失的土改红利将继续发挥人们难以想像的独特作用，也会使得农民工自始至终难以像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无产阶级化。革命年代的工农联盟含义内化为农民工的独特属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成果的取得，在劳动结构中一直是以两种红利为基础的，一种是以农民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土改红利，一种是以国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红利(社改红利)。但国企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判断的核心标准之一便是劳动结构。国企工人处于雇佣劳动状态，只可能是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中国国企工人经过反复改革，迄今已绝大多数雇佣化。在这一雇佣化过程中，社改红利会否消失，尚待观察;即使不消失，其结构性地位和结构性功能也会被置换。
一方面是作为土改红利的以农民工为主体形式的新兴产业工人，尽管具有无产阶级被雇佣、被剥削和被压榨的基本特点，但不具有无产阶级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属性，另一方面是在新经济现象中，无论何种形态的产业工人都处于转移、消亡、转型和矛盾化的趋势中。西方国家工业空心化，便是在全球金融化过程金融中心地位崛起的结果之一，也是逆所有制现象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可以说是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媒介化(即证券化、基金化、社会化)的结果之一。
但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看，产业工人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实质主体，产业工人主体群落所在地区和国家，最终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凡因产业工人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地区和国家，因资本主义化而多走上全面金融化或福利化的道路。生产性劳动不被尊重，增值性劳动被追捧，社会化大生产被金融和资本完全主导。中国现在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
“无产阶级"概念固然源于“无财产者阶级”意思，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其根本含义是“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生产资料的主体形态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其本质特征是生产性。生产性劳动与管理性劳动融合(在创业过程中尤为明显)、生产性劳动与增值性劳动断裂性分布(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球失衡中尤为明显)、无产(生产资料)化与增值化融合(无产阶级加入财产性收入者即理财队伍，即所谓财务自由)等，使当代劳动结构复杂化，使无产阶级的存在方式矛盾化，让人们难以找到无产阶级现实感。
新经济现象是一种新现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正视。它给我们带来两大问题。一是沒有无产阶级及其立场或没有无产阶级现实感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一是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现实感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可能?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还很遥远，但时下对社会主义构成的严重挑战便是在新经济现象中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现实感的生成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执政者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当代世界处于某种过渡性阶段。雇佣劳动中的奴役和剥削正在深化，既在恶化人们的生存结构和生存状态，也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人们正承担着无产化的深重痛苦。中国內部结构正在四化融合中发生裂变，而世界结构虽有板块移动，但其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位移的基本属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新经济现象的人民政治之道
任何生产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但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趋于矛盾化和未定化，无论现实结构内部还是话语与现实之间。
中国社会主义者既要面对中国的新经济现象，又要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给世界人们带来的危机。这是双重性使命，需要双重性建构——双重性(中国的与世界的)无产阶级立场，双重性(中国的与世界的)人民分析方法。
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基于革命斗争经验，基于对过渡时代的洞察，都高度主张共产党人对政治能动性的掌握和建构。打碎原有国家机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对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等，是马列毛一系政党所具有的高度的政治自觉。
无可置疑的是，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的现实有效性，以往是建立在通过对战略性生产资料的战略性运作建构阶级自觉的基础之上，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革命时期土地制度改革对工农联盟的建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国有企业建设和农村合作化建设对工农联盟的建构。人民政治及阶级差序政治是以此类建构为基础的。
高度的政治自觉与生产资料的战略性把控，使列毛式党国体制的人民政治具有鲜明的建构性特点，而不同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中人民的非建构性。换言之，人民建构的主动性是源于市场还是源于(社会主义)政治，形成两种不同的人民政治。市场主导人民建构的人民政治，只可能是所谓的公民政治，其实质是市场政治和资本政治，是资本在特定社会化条件下呈现出来的政治形式。这给我们提出两个关键性问题:是人民政治主导市场还是市场政治主导人民?是人民政治主导法治还是市场政治主导法治?这是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在新经济现象中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挑战之一。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中，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及人民政治必须强化和扩展，强化中国的无产阶级立场，并扩展到世界的无产阶级立场;强化中国的人民分析方法及人民政治，并扩展到世界的人民分析方法及人民政治。在中国坚守生产性劳动立场，坚决反对"去生产性劳动"过程。明白增值性劳动一旦超过一定的比例，只可能是对世界的生产性劳动的剥削，是帝国主义行径。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是当前中国人民政治的基石之一，否则便会演变成帝国主义，强化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位移行为，中国的“人民”概念也会因此空洞化。
在某种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立场便是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立场。阶级差序的人民政治，从劳动结构上看，便是在当代网络式社会化大生产中处理生产性劳动与增值性劳动的关系。由于当前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是世界性的，因此也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处理生产性劳动与增值性劳动的关系。这种处理必须是在生产资料层面进行，必须进行逆新经济现象的运作，否则便是简单的福利主义，便是对生产性劳动的败坏，是对人民的败坏。
过渡性特征与新经济现象决定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分析方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两者必须相生相存，否则便是同时毀灭。前面述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被动性或迎合性的人民政治。由市场分化和重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只能迎合不断被市场重组的人民。在巨大张力面前，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市场主导人民形成还是政治主导人民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便是雇佣结构与领导结构的关系问题。全面雇佣化必然导致资本家成为人民的雇佣者，而且在具体的雇佣过程中雇佣者努力使自己成为局部的领导者，有些雇佣者甚至产生成为全局领导者的冲动。共产党将自己定义为人民的领导者，但这种领导地位其实源于对革命年代战略性生产资料——土地与人民关系的能动建构，而并非单纯源于暴力、政权和意识形态，或者准确地说源于暴力、政权和意识形态被有效地用于土地与人民关系的能动建构。
一方是人民的雇佣者，无论在事实上和在观念上的僱佣者;一方是人民的领导者，自我定位意义上的领导者。听任人民全面被雇佣化，人民的领导者群体该如何建构或是否可能无疑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附带的问题便是：听任甚至迫使人民全面被雇佣化的政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吗?
面对新经济现象，我们可能必须讨论两种社会主义的可能。一种是创业社会主义，其核心是创业与(生产性)劳动的关系。创业问题将与就业问题并驾其驱，成为政府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在城市经济空间中关于创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亟需研究。它既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运动。全面金融化为创业普遍化提供了可能，但创业的资本属性、社会属性和劳动属性需要全面梳理和建构。在城市经济普遍化的时代，创业成为经济活力源之一，但其对劳动结构及劳动者的生存结构生存状况的关系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者必须提前介入。
一种是金融社会主义，其核心是金融与(生产性)劳动的关系。金融与劳动的关联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则无从说起。一般人认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而从其真正走进政治和社会是在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普遍化的时机来看，其实质是金融自由主义。这种金融自由主义以企业自由和货币数量论为基本支撑点，建立金融与资本的全新关系，即资本全面金融化。金融与资本的关系相对而言是直接的，而金融与劳动的关系则间接得多。这对把握金融社会主义来说是个巨大挑战，但金融对劳动结构从而对劳动者生存结构生存状况之改善关系的建立，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任务之一。
这两种社会主义不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要求在中国与世界两个层面同时不同程度地展开。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来实现这两个层面的同时展开。
无论怎么演变，社会主义概念都不能脱离劳动者的劳动结构与生存结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集中考察劳动的雇佣结构对劳动者生存结构、生存状况的影响。其解决办法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政治关系的能动建构。在这两种社会主义上也需要确立这种政治关系的能动建构，使它们很好地处理经济活力与劳动者生存的关系，使之不相害却相济。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旧有国家机器、阶级自觉、政治能动性、领袖、党的能动性等的论述，本就有通过主导战略性生产资料与人民的关系建构人民的意思。在新经济现象中，面对巨大张力，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底线意义，便是通过适度主导战略性生产资料保持对人民的适度塑造力，不使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政治同时崩盘，必要时可以扩张对人民的塑造力。否则便失去社会主义的意义和政治基础。
在新经济现象中，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分析方法，既有赖于通过主导战略性生产资料塑造人民的现实基础，又有赖于政治建设优先、政治纪律至上的党建。这两者之间互为前提，没有其他选择，尽管阶级差序政治正被当前的形式均质化法治改革吞噬。
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与传统复兴政治
讨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首先要弄明白问题性质。它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思想问题?在我看来，它首先是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其次是学术问题。现代学术是对历史物或现成物的分析，强调证据与逻辑，这由实证规则所决定的;政治问题决定于未来的实践，强调谋划和行动，是对未现成物的规划和创生，这是由行动规则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学问是这两种特征的结合。其次这两者都构成现实实践的基本面和主要面:毛泽东是中国现实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政党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精神等国家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中国传统是中国现实事物的主要由来和直接背景;毛泽东思想与国际共运的实践关系、思想关系，都必须经过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及中国现实这些中介。
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思想，称之为一种思想，一般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它与其他思想的区别，主要在于系统性差异，尽管有时是某些关键因素构成根本性差异。同一个思想元素，置于儒家系统，被认为是儒家的，在儒家系统里无法被剥离出来;置于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它从毛泽东思想里剥离出来，就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的。
考察系统里的东西，需要相应的内部化视角。在外部化视角中，一切系统的都是元素的。在内部化视角中，一切元素的都是系统的。人们常常讨论汉代儒表法里现象，就是典型例子。从儒家系统看，已经内化为儒家元素的某些所谓法家的东西，不再是法家的，而是儒家的，因为在儒家系统里，这些元素的结构性位置和功能性意义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儒家系统里，不会有儒表法里的说法。只有从外部视角考察的人，才会有儒表法里的说法。也可以说这是分析的视角，而不是综合的视角。
任何系统，都存在一些游离性的东西。这些游离性的东西往往以相对独立的形态存在。任何游离的东西都不合适用“表里”、“内外”一类的词汇描述。它们与系统性的东西只有实践的联结关系。这种实践的联结能否纳入系统进行叙述?可能只能以面向实践的开放性来叙述这种联结，即仍然是一种实践的联结，从而显示出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如何将这种面向实践的开放性纳入系统内部?在坚持系统性的基础上保留实践的开放性，也许是可以的。说得简单一点，这是政治，而不是理论。
因此，作为思想体系之思想源头的东西，可能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作为思想源头的，一种是内化于思想体系而独立发挥作用的。从实践中生发并处在实践中的思想体系更加如此，即游离性的东西显得更加丰富。
在观念关系上更多地是分析性工作，而不是综合性工作。综合性工作主要源自实践及对实践的规划，也因此首先面临实践主体问题。
需要处理这两者关系的人和群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坚称毛泽东思想是其指导思想之一。同时他的成员本来就是从中国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他是执政团体，必须面对所有的中国人，面对中国人所有那些来自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习惯，面对那些具有中国传统信念的中国人。根据宪法，毛泽东思想是国家指导思想之一，从而具有宪法性地位。在中国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宪法的行为。宪法性东西允许建设性批评和解释性内容置换，但不允许否定性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这既是捍卫其指导思想及指导思想宪法地位的行为，也是鲜明的护宪行为。除此以外，中国还存在很多“非毛泽东思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和保障“非毛泽东思想”信念者的权利，从而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与这些“非(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在保障权利的基础上处于思想竞合关系。在法律框架內，“非(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权利地位源于其对宪法特别是宪法序言的承认。在宪制逻辑中，不承认宪法的人是不享有公民权利的。
一类是民间具有毛泽东思想信念的中国人。这类中国人一方面用毛泽东思想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意识，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来自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同时还得与以中国传统来描述和表达自己生活和意识的中国人共存共处。一类是具有中国传统信念特别是儒家传统信念的中国人。这类中国人一方面必须正确地面对作为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和包括规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以保持现实政统和法统对秩序的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捍卫和弘扬自己对中国传统的热爱和实践。
因此，毛泽东及其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在当代和未来如何成为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是需要有基本判断的。简言之，他们当前及未来的关系可能是通过中国传统在中国当前国家体制中复兴这一政教行为而成为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我们是为了探讨这两者在未来继续可能的现实关系，而不只是讨论两者的观念关系。未来继续可能的现实关系，首先是作为路经依赖和秩序形式的(毛泽东与其战友共同缔造的)国家体制对传统复兴政治的谋划和展开;其次是传统复兴政治对国家体制的承认、接纳、解释和更化;其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融合或结盟成新的统一叙事、统一话语、统一展开，一种包容差异、丰富的差序式统一。
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看，便是在未来实践中如何发展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处理其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从传统的继承者看，便是在未来的实践中如何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在进一步弘扬传统的过程中处理其与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如果缺乏未来视角，无论作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都没有意义，也无法展开。没有未来视角，就没有超越性的描述范畴和分析工具。一切超越性的都源于内含于实践的未来视角。他们只有在这样的实践结构中才有可能存在真实关系。
这些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是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问题。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选民过程中面临争取基督教教徒选票问题。这一问题在革命时期也是存在的，但激烈的阶级斗争使这种问题已经忽略不计，也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阶级意识遮蔽宗教意识。它有三层遮蔽。一是宗教在革命者那里没有主题化或是作为批判对象存在。二是在教徒那里反抗的愤怒占上风，先为生存而战。这也是革命的初始动机。三是基督教社团部分成为革命者的同盟。这三层意思都值得展开研究。
一旦生存不成为首要问题，别说基督徒的宗教意识会主题化、主体化，欧洲社会主义者自身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也会凸显出来。面向竞选的人民政治使这一问题变得严峻。用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话说，最后他们取“公约数”，既承认人道主义、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道德是自己的理论来源，又与现实的基督教取公约数，把民主社会主义转化为道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主张的社会主义，也是类似的伦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在欧洲的形成、实践和结果是值得专题研究的。但必须注意：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时期有些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有些不是，后来他们几乎都走上这条道路;那些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政党在走“公约数”道路之前，因种种原因已经历成员大替换，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政党。这种党员代际替换及其带来的宗旨变更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可能在中国同样存在。也可谓温水煮青蛙的历程，也可谓和平演变，而代际替换和社会基础转换是关键点。
现在中国已摆脱生存问题，也存在面对中国传统复苏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儒家复兴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会。
首先要明白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民生有成，传统文化意识必定复苏。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与其说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压倒传统文化意识，不如说救亡意识和生存挣扎压倒传统文化意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因为失控而严重偏离原定方针，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防止传统文化直接复苏的意义，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巨大。毛泽东把否定之否定的第一个否定做足做实，不让传统文化直接复苏。经过文革的一代或文革后的一代想复苏传统文化，只能在全新的时代经验基础上想像传统文化。以男尊女卑传统为例，理论上无论如何高明，其传统现实之一就是性别歧视。现在无法直接复苏这种传统现，因此必须从高义处立意。传统文化复苏，毛泽东是有预见的。毛泽东以一种悲剧意识实现辩证法的政治功能。从文化政治的辩证过程来理解文化大革命，也许至少可以具有直面残酷的思考能力，当然在毛那里表现为培养接班人问题。从此，在中国大陆，任何传统文化复苏都是崭新的。辩证法的政治功能、实践功能远远大于其学术方法功能。
其次是中共面对传统文化在理论张力上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巨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中共的基本思想之一，实践与时机是中共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方法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必须在这个方法论中展开。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及其人民政治就蕴含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架构，比如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群众从传统中来，必然有传统与变革相互适应的需求，群众路线必须满足这种需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蕴含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方法论，扬弃本身就包括继承和弘扬的一面。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群众、民主、人民、解放、集体等的论述固然丰富，具有体系的本质性，但关于权威、领袖、集中、主体、交往关系等的论述也是充分的。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主题化和主体化帶来主体地位与领导地位的竞争和争夺，带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和儒家更化的方向的可能冲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儒化;儒家更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化。这双化都是在具体的不断演变的实践结构中完成各自的过程。实践结构是一个方面，实践主体是另一个方面。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从欧洲经验看，信奉传统文化或者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人群将成为主体人群。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这个主体人群将跨越各个阶层。另外，基督教人群、伊斯兰人群、佛教人群也是基数庞大的，有些是新兴的，有些也是作为传统存在的，有些还在快速扩大规模。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显而易见，仅仅从民生切入，中共不足以成为这些不同人群的领导者。
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讨论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其实质依然是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分析方法之间的张力的具体表现。
坚持劳动结构对劳动者生存结构生存状况的优化关系，这是作为运动、过程和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因此坚持对劳动和民生的有效领导，是坚持建构性人民政治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首义。这是其作为人民的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而关于日常生活和文化的领导依然决定于建构性人民政治，即对人民的具体建构。生成与建构的辨证关系及对这种辩证关系的领导，是人民政治的智慧的核心。
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生产性劳动结构和一般劳动者特别是生产性劳动者从形形色色所有制结构中不断解放，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优化生存结构和改善生存状态，是无产阶级立场的要义，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党以此为基础和核心，领导和锻造相应的阶级差序，便是毛的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
在此基础上处理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便是在(生产性)劳动者主体化和经济民生发展过程中，在阶级差序化的人民政治过程中，巩固和优化以亲亲为中心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人伦秩序，以扩大的经学政治和更化的礼治政治为主体表现形式的教化秩序。
无产阶级立场政治、人民政治与人伦秩序、教化秩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在一般的实践结构中它们之间相互蕴含，足以解决。即使土地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激烈时期，亲亲关系内部爆发了大量革命性事件，但在总人口中比例也是相当小的，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人伦还是如常的。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判断，那必是历史想像力的缺乏，从而不能将沉默的大多数与叫嚣尘上的书写者综合起来认知历史。
真正问题在于它们与新经济现象的冲突都是全面的，是根本的。无产阶级立场政治与新经济现象之间的冲突被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视为时代的内在冲突。人伦秩序、教化秩序与新经济现家的冲突被许多学者描述成古今之争或中西之争。总而言之，似乎一般的实践结构不足以解决这种根本冲突，冲突呼唤创新的实践结构。
各自如何领受自己的使命，如何确立自己的具体指向任重道远，但其所处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在实践者所勇于的具体实践中期待。认清结构，认清盟友，认清边界，认清方向，社会主义者与儒家也许尚可大有作为。
欧洲社会主义者走上与基督教传统取公约数，并将这公约数作为党的宗旨的道路。从事后看，这条道路为公共政策层面的社会主义赢得巨大空间，但也缺乏可持续性，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十分有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是十分无力，对世界劳动人民的贡献极其有限。欧洲共产党人虽然没有走“公约数”道路，但也没实现统一战线，其结果是对欧洲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者不能重复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但中国社会主义者有一巨大优势，即其所面临的主要传统，是非宗教的，更非一神式宗教的，而是以世间人伦化为主体内容的儒家。除去其在“与时俱中”之更化过程中伴随的历史化形式，其一般形式一般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不存在根本冲突。始于阶级分析而终于人民分析的人民政治，在根本上具有化解它们的非根本性冲突的能力。当前他们的关系主要处于外部性状态，因此也是关键时期，需要双方的审慎，否则会错失盟友机会，而同时被新经济现实颠覆。
假设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则可与坚持与时俱中的儒家意识形态结成同盟，并坚持对同盟的领导。这种同盟不一定是组织间的关系，也不一定是人物间的关系，而可首先是经典间的关系。这种同盟与领导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解释学上的统一性和实践性。我在《论一党执政体制》中曾有比这更宏大的论述，特附录于此:
一党执政体制要求执政党在理论和主张上保持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根据人类历史经验，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组织保持自身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的主要途径，就是确立组织的经典篇目，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成员对共同的经典篇目的不断阅读和实践，不断生成可扩展的共同的言述形式、共同的历史经验。
解决经典篇目和与时俱进的矛盾，是通过不断解释和实践来完成的。如果没有确立合适的解释原则和做好充分的解释工作，经典篇目的确立就会变成守古不化的笑话。如果只是高扬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而没有不随意变动的经典篇目，改革就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和未来虚无主义，成为不断的折腾。因此确立经典文献及其解释原则，是一党执政体制中执政党所必须的。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性关系，首先必须建立在对毛泽东文献和邓小平文献的解释性统一上，而不是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几条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就万事大吉。因此，非常需要合编和注释《毛泽东邓小平文选》，让全体党员在阅读毛泽东邓小平的经典篇目中领会党的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领会弘扬和变革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解释性与实证性是辩证的统一。实证性是政治科学建设的基本要求，解释性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现代意识形态的科学诉求要求解释性与实证性的辩证统一。解释性与实证性辩证统一的中介是实践性。没有反复的实践做基础，解释与实证要么失去客观性，从而任意妄为;要么失去开放性，从而教条僵化。解释、实证、实践的三者统一，是一党执政体制执政党以经典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科学建设的基本原则。党经的解释原则必然包括实践的原则和实证的原则，但不止于此，但必须通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确立。
因此解释原则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比如统一性、变革性、时代性、科学性等等，也有具体意义上的，比如中国共产党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灵魂。但无论如何，都必须通过基本篇目来体现、展现、领会。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阶级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或阶层性，这在西方也是不讳言的。以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中国共产党更应清醒和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运用这一点。
一党执政体制执政党必须同时是一个民族性政党。在“民族/国家”格局中，在一党执政体制中，执政党如果不同时成为民族性政党，那么其所处的“民族/国家”就会失去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国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化。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主张，并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明确地纳入进来。
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快速深入，一国之内的执政党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合法性，因为一国之内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各国之间流动，其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必须在各国之间具有相应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亦必须有所表现。中国周边国家的主要宗教或文化是儒家、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等，而这些宗教或文化在中国境内都有，而且都有相当的规模。在宗教政策上，一党执政体制执政党应该做到两个“敢于”：一是敢于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是敢于制定规范宗教行为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和规范宗教行为两个政策是必须同步的。敢于规范宗教行为就是要敢于规定这些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规定这些宗教之间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敢于要求这些宗教根据规范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儒家在古代社会不仅是统摄性和主导性的观念，而且是诸多宗教和观念共处的平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政治功能，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建设成为诸多宗教和观念和平共处的平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哲学，中国传统儒家的方法是中庸的方法。上述三个层面是可以实现结合的，也是必须实现结合的。辩证法的政治功能在这上面应大有作为。
总之，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国内历史上的统典文献、世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都要实现解释性的、实证性的、实践性的统一。其中以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的三性统一是核心，是统摄者。三种经典文献在统摄者主导下的统一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是夯实合法性和开放性的厚度广度的必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可以扩大中央编译局的功能，为全体党员提供根据党内解释原则而注释过的、具有可阅读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世界经典文献。可以创建中央古典文献局，为全体党员提供根据党内解释原则而注释过的、具有可阅读性的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在这个基础上整合中央编译局、中央古典文献局和中央文献室，共同完成上述三种经典文献有主导性的解释学统一。在它们之上再成立中央文献工作小组。组长由党的最高领袖(即最新指导思想的提出者确立者)或其被认可的解释者兼任。中央文献工作小组统一领导三种经典文献的解释学统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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