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的话语生态却令人忧虑。“民主富强论”就是西方国家在推销民主的过程中常常使用的一种理论。这种看法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西方富强乃是拜民主所赐。有了民主，经济就能发展;有了民主，就会有西方式的物质富足。一些人泛化和抽象化地将民主说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美国人也早就相信，他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民主，而他们之所以民主是因为他们繁荣。”诚然，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西式民主政治，国家的富强与民主制度似乎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试问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就真的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够实现现代化发展，即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西方文明才能带动现代化发展，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直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然而60年过去了，这些首先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取得国家富强了吗?恐怕没有。自菲律宾确定了资本主义总统制以来，国家在多数时间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战持续多年，国内政局动荡，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居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网站于2013年4月发布的各国生产总值预测数据显示，菲律宾2013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918美元，远远低于“威权”国家新加坡的52179美元。再比如，从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之后，实行美国模式的民主政治，经过30年的发展，曾经的“四小龙之首”变成了“四小龙之末”，社会纷扰不安，曾经的“民主灯塔”也日趋昏暗。
经济拜民主所赐，还是民主拜经济所赐?“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就连亨廷顿也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民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前提，而不是相反。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认为，政体决定论和政体思维是没有根据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一直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和政客都喜欢将印度与中国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一个是所谓最大的威权国家，一个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比如，爱德华·卢斯认为：“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的‘龟’最终将超越中国的‘兔’。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它所拥有的‘软’优势，诸如独立司法权和民主自由媒体等，将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印度的迈勒·纳特说：“我们是一个经济欠发达但民主政治过度发达的国家，对此我们感到自豪。”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看来，有了“民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局动荡、社会分裂都是暂时的。阿什认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中国。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印度民主摇旗呐喊，“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他们无不认为，印度凭借所谓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发展后劲会更足，将会赶超中国。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实践最有说服力，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威。罔顾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现状，而是一味地把论据“寄希望于未来”，这样的论证到底有多少说服力呢?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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