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田野与“越界”实践
——“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发起人赵月枝教授专访
2015年3月26日至30日，“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在浙江省缙云县召开。学术周设“浙江省缙云县河阳村民间非遗文化节”观摩、以“建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以及“2015 批判传播学年会”等环节。
学术周归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张志华老师与已回加拿大的学术周发起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就学术周感受进行了越洋笔谈。赵教授指出，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突破点和对世界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的切入点之一，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前沿与世界社会科学前沿交相辉映的结合点。她还指出，跳出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偏颇去研究传统知识的继承，村社共同体中价值体系和意义的解体与重建，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乡土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中如何坚持公共性和民主性，是事关当下农村文化领导权重建和农民主体性重建的重大问题。
张： 赵老师，这个学术周活动地点设在浙江省缙云县是出于什么考虑?是因为您是缙云人吗?
赵：是也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走出学院，走出大城市，到生活的第一线去“接地气”。由于这个学术周是关于城乡关系以及农村文化和传播，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县城去开会，并让与会者看到村庄。选缙云，首先因为我是缙云人;其次因为我参与成立了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在那里既有田野研究基础，也有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第三，我认为缙云与这个学术周的主题有非同一般的切合意义。作为一个富裕省份相对偏僻的山区县，从横向看，缙云在中国农村有点代表性;从纵向看，缙云自称有“黄、红、绿”三种文化元素，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未来发展指向。“黄”是“黄帝文化”，引申开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农耕文化。缙云这两个字本身是轩辕黄帝的封号，我们开会所在的仙都，传说中是轩辕黄帝炼丹升天的地方;我们会场的隔壁，是南宋理学家朱熹讲过学的“独峰书院”。“红”指缙云是革命老区。“绿”是指向绿色发展的未来。所有这些，都使缙云成了学术周的不二举办地。
张：很多时候，传播学者/学子潜意识里觉得传播研究跟农村、城乡结构没什么关系。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赵：是的，传播研究——不管是美国的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研究——都有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主义偏向。就像我今年初发表在《新闻大学》上的“重构中国传播学”访谈文章中提到的，这又与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有关系。你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城市吞噬农村、工人替代农民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是在美国这个大学生比农民多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意义上的小农在美国非常少，美国农业由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主导。可是，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现代革命最终以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胜。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三农”问题依然非常核心。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情”。可是，我们的传播学，由于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甚至研究议程，对这样的国情视而不见。
当然，与媒体的商业化相关的城市中产阶级视角，以及媒体研究者自己的城市人身份，更强化了这一偏颇。因此，我非常高兴能与长期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吕新雨教授合作，推进有中国主体性的批判传播学研究，并在学术周上推出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丛书”;2014年春天，我与1990年代初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去过缙云做传播研究的卜卫教授，在缙云开始做田野研究，并直接促使了她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把自己的国情调研基地设在了缙云。更令我鼓舞的是，我的学术取向得到了缙云许多领导和群众支持与鼓励。2014年底，我参与成立了非盈利机构——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作为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草根平台。当然，我也感谢母校在科研资金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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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在学术周“批判传播学丛书”首发式上。摄影：吴文康)
张：为什么研究传播需要有城乡关系视野或者乡村视野?
赵：中国传播研究如果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问题意识，而不是西方传播学的附庸和浅薄的“本土化”版本，就必须有城乡关系视野或乡村视野，因为这是中国的“国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反思，我早在受聘学校的长江学者职位之时，就把“文化、传播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当作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我不是把长江学者职位定位于从西方引进什么新理论，而是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为基于中国国情的学术纠偏和重构中国传播学的一种努力。当然，在某些因不喜欢我的学术立场而拿文革中的“身份论”说事的人眼里，我做这个题目，想必是因为我在海外过腻了资产阶级生活，通过回家乡做研究以慰籍自己的“乡愁”。对此，我除了无奈，最多只能说，我不至于那么狭隘，也还没有在西方被边缘和老化到要“落叶归根”的时候。比如，我还忙着办SFU-CUC硕士双学位项目，试图以行动改革资产阶级“主流”呢。
对我来说，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是中国国情所要求的，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突破点和对世界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的切入点之一，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前沿与世界社会科学前沿“接轨”和交相辉映的结合点。不过，请不要“自然地”把我这里所指的“世界社会科学前沿”想像成是英美白人男性学者的理论。我不会像前面所说的“身份论”者那样，一概排斥西方白人男性学者的激进社会理论，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南方理论”，包括西方反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北美原住民理论家的学术思想。这些理论在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资关系的前提下，突出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从而把分析的重心在欧洲城市语境下的劳资关系外，加上全球语境下的殖民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在这次学术周上演讲题目定为“不只是乡愁，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学术研究城乡关系视野的世界历史和生态学意义。”我希望以自己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为框架，打通全球和村庄、国内(乡村—城市)和国际(边缘—中心国家)两个层面的分析，从而尝试做出一个海外华人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张：也有一些传播学者关注乡村，也有人在做对农传播研究。您认为传播学乡村研究是否存在问题?
赵：没错。实际上，当年美国的主流传播学者像施拉姆不仅关注农村，而且“第三世界落后的农民”是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传播与发展”范式中的经典研究对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基于美国的冷战战略考虑。部分由于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的胜利，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主流把如何防止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其它国家的农民不再被贫穷所“赤化”，作为问题意识和学术政治指向。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媒体和传播技术扩散所起的“发展”作用，也即把第三世界农业社会最终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唯有这样，激进社会革命的根源才能被“消解”。总之，传播研究的城市中心和西方中心倾向的深层表现，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完全忽视农村和农民，而在于他们的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与学术政治取向。
对当下国内的涉农传播研究，要具体分析。如果仅仅是现代化理论的应用，或者把当年有关电视的扩散能如何带来农村现代化的论点平移到今天的新媒体和农村，或者最多试图把基于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经验的“参与式发展传播”范式在中国本土化，那么，这种研究不仅没有多少理论创新的价值，还有可能强化现有理论范式的缺陷——不管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对其有一定批判和超越的“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
张：从传播的角度切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该如何着手?
赵：传播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切入“三农”问题有其它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这次参会的许多学者已经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传播与现代化范式影响下的“新媒体与乡村发展”研究进行批判与反思;实证层面，我们可以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分析现有媒体和信息基础设施在表征、资源分配方面的偏向;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这个角度分析媒体体制和新闻传播政策的偏向，然后提出构建更平衡的城乡文化和传播关系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可以深入田野，研究农村活生生的传播生态——从日常的传播现象到农民春晚;另外，我们不妨从广义的传播学和文化研究角度，跳出媒体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偏颇去研究传统知识的继承，村社共同体中价值体系和意义解体与重建，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乡土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和产业化发展中如何坚持公共性和民主性，以及在城市中心主义媒体氛围中乡村中的代际、性别传播等等问题。再有，我们往往倾向于从传播角度研究农民工在城市如何，但很少研究农民工回乡后又如何，更缺少对外出经商的农民企业家是如何与家乡维系文化与传播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特有的，而且是事关当下农村文化领导权重建和农民主体性重建的根本问题。
张：这次学术周活动有不同层次的交流，既有城乡/乡村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传播学领域像您和吕新雨老师、卜卫老师这样标杆性的学者，也有其他中青年学者，还有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
赵：这样做是为了整个学术周活动有交响曲的效果。首先，“序曲”部分，包括观摩河阳民间非遗文化节和缙云烧饼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的发布会。其次，学术周主体部分以从宏观的经济、社会、文化视野分析“三农”问题的“河阳论坛”高调开场。“河阳论坛”的发言者和点评者由特邀学者组成，他们为整个活动确立高远和前沿理论视野的同时，也为参加活动的传播学者建立了去媒体中心化的切入点。如果“河阳论坛”是“起”，那么，我本人和吕新雨、卜卫三人的“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主题发言环节就是“承”——在把论题转到传播与文化领域的同时，承接了“河阳论坛”的宏观视野，而且分别从世界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当下层面用城乡关系视野总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讨论。此后，在三天的时间里，由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学者参加的论坛和圆桌讨论依次有序展开，交相辉映。为了表达对所有参会者的尊重和营造平等参与的学术平台，我们没有设“并行论坛”，从而保证了所有发言者都有机会被所有参会者“听到”。同时，我们并不以狭隘的学术政治“正确性”选取投稿论文。我们相信，不同观点的交锋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令人难忘的还有学术周最后三个晚上，一些学者、记者、基层文化研究者与管理者自愿聚在一起，畅谈生态社会主义的场景。当然，整个学术周以“越界”——跨越了传播学与其它社会学科，学者、记者、和乡村建设实践者，批判研究者和行政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学府学者和基层独立学者等的界限，而使人耳目一新。
张：我参与了学术周的会务工作，了解到与会者普遍感觉收获颇多。这次为期五天的学术周活动，您觉得对于国内的传播研究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由于我们立意高远、选稿严格，并精心组织整个活动的各个环节，与会者对学术周“高大上”的理论视野、“接地气”的问题意识、以及“越界”的实践精神，评价颇高;同时，由于我们及时用微信发布学术报告的综述，并吸引了一些记者参会，整个活动也有一定的会场外传播效果。但是，这仅仅是一次以农村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活动，我不敢奢谈它对国内传播研究会有什么影响。毕竟，中国传播研究的浮躁、功利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且现有的学术体制——不管是访学计划、社科基金还是“横向”项目——并不鼓励学者长期深入农村做研究。我只是用我长江学者的特殊条件，尽力而为而已。最使我感动的是，有这么多人支持这个学术周，中国传媒大学袁军副校长、丁俊杰教授、雷跃捷教授和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等也在百忙中到缙云参加相关活动。也许，正如前来旁听的一位在武汉大学访学的台湾学者所言，这个学术周会是让中国传播学术更接地气和更具批判精神的星星之火。
(原载：中国传媒大学校报438期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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