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后殖民气息：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文/阿里夫•德里克

　　“‘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埃拉•肖哈特(Ella Shohat)在最近的⼀一篇讨论后殖民问题的文章里这样问道。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有意识地误读，我在此将给出一个略带戏谑性的回答：第三世界知识分⼦是何时进⼊入第一世界的学术界的。

　　在以下的探讨中我的目标是双重的：在当代全球关系转化的语境中考察后殖民这个术语，以及与之关联的各种思想的和文化的立场;考察全球关系转化所要求的对于统治和霸权问题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批评实践的重新思考。在以"后"字为招牌的当代文化批评中(后现代主义为其佼佼者)，后殖民颇有后来成上之势。

　　与其他的“后”字号不同，后殖民的出处非同一般，它来自我们以往通常叫做“第三世界”的那个地带。所以，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则不外乎以下两种：把中⼼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己的声音。

　　的确，后殖民的宗旨无非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尽管来自第三世界的某一部分(即印度)的知识分子在阐述和传播后殖民理论⽅方⾯面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但后殖民性的诉求似乎是超越国家、地区乃至政治界限的，这至少在表面上证实了它所宣称的全球主义。

　　我对肖哈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所以略带戏谑性，是因为后殖民一词在过去⼏年里之享有盛名，与其说是它作为一个概念的严密性或者它为批评探索开辟了什么新的前景，不如说是由于第三世界出身的学院知识分子日趋显著地扮演了文化批评的排头兵角色。我要指出的是，被后殖民批评视为其源泉的那些批评主题，绝大部分在后殖民一词出现或者至少是开始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产生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是否有某种后殖民意识(在它被如此称谓之前)在起作⽤用，我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而，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频繁地给这些批评主题附加上一个后殖民标签，同时也开始用这个标签来指称第三世界出⾝的学院知识分子。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他们以前所不曾享有的学术地位。对这样一群分散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和取向的描述，到80年代末，转变为对一种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论是在文化批评⽅面还是在学术纲领上都得到一种新正统的地位。

　　肖哈特的上述问题就涉及这个全球状态;然而，鉴于后殖民一词内在的模糊性，我们似乎有理由把她的问题再次指向后殖民知识的出场，以便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这样做的目的同时意在强调后殖民一词的第一世界起源(和形势)。

　　然而，我的回答的戏谑性还别有所指，因为仅仅指出第三世界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宣传作为第一世界学术界内部的批评取向的后殖民方⾯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就会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以及他们所关切的思想问题和取向会被给予如此显赫的地位?我认为，现在被称为后殖民批评的那些主题，无论是它们对过去的否定还是对现在的肯定，都和一些在世界新形势下产生的问题与取向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十年里，后者也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指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灵活⽣产、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世界形势。这些新术语瓦解了以往用来表述全球关系的那些概念，尤其是用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与其他地区”这些二元对立所表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民族国家理所当然地视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单位。问题不在于通过反思后殖民批评家的能力来揭示，他们所代表的批评取向所获得的社会进位依赖于这种世界新形势所造成的各种社会、政治及文化问题对于概念的需要。需要反思的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后殖民批评家在后殖民主义观念与当代资本主义语境的关系问题上保持沉默的那种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由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他们就抑制了考察这种可能的关系的必要性。

　　我首先要证明，后殖民性观念在⽂化批评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同80年代以来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次，后殖民批评的主题与全球关系转化所提出的对于概念的需要密切相关，所有这些关系的转化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我认为，这同时也说明，一个旨在彻底更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概念，何以会如肖哈特所指出的与“霸权的献祭”有着某种共谋关系?

　　如果说后殖民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必然成为批评以往的全球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源泉，它也仍然有助于将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东西聚集在一个术语之下。然而与此同时，后殖民批评对其自身作为殖民主义之后世界新形势的一种可能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地位不置可否。我在下文将要说明用来描述第三世界出自的知识分子的后殖民，应当同用来描述这种世界形势的后殖民有所区别。在其后一种用法中，后殖民这个术语从政治上和方法论上把一种并没有取消⽽只是改头换面的统治形式神秘化了。后殖民与霸权的共谋关系在于——后殖民主义转移了对当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统治形式的关注，并且模糊了它自身与其发生条件，即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论在现象上显得多么⽀离破碎，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依然是全球关系的结构原则。

　　后殖民知识分⼦子与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一词的意义在其各式各样的用法中颇为含混复杂，出于分析的目的，有必要稍作梳理。在我看来，有三种用法是特别突出(和重要)的：(A)如实描述前殖民地社会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B)描述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同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C)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

　　即使在其最具体的用法中，后殖民一词意义也是不透明的，因为它的每⼀一种涵义都是由其他意义多元决定的。后殖民话语的生产者显然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但后殖民知识分子究竟是何话人也?在这里，把“后殖民”一词与其前身“第三世界”一词作一番对⽐比可能会有某种启迪作用。后殖民批评家坚持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过于含混不清，它把形形⾊色异质性的历史境动的社会和人群，如果不是在地理上至少是在结构上，锁定在一些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尽管这种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但社会定位，不论正确与否，的确有助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认同其出身地的具体性。后殖民则不允许这样的认同。

　　我在上文曾对是否存在⼀种后殖民意识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它得到这样的称谓之前，我所指的就是后殖民知识分子奉为其思想标志的那种意识。它可能存在的，但却因为归之于第三世界范畴而隐而不显了。现在，后殖民性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定位的羁绊，后殖民认同也不再是结构性的⽽是话语性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殖民企图把那些没有明确定位的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生产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但正是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才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由此看来，若要界定后殖民知识分子，剖析后殖民话语是⾄关重要的一环。

　　我认为可以把普拉卡什提出的一个简要的问题当作后殖民话语的出发点：第三世界如何撰写“其⾃身的历史?”像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如斯⽪瓦克一样，普拉卡什也是在贱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印度史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写作模式中找到其问题的答案的，这个小组还为后殖民语话提供了某些不是全球基本主题。

　　普拉卡什在最近一篇文章里，雄辩有力地提出了这些主题，就我所知，这篇文章是近来对后殖民主义所做的最简单明扼要的阐述。普拉卡什这篇文章的引⾔，值得全文引证：

　　近年来出现的后殖民批评所产⽣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结果是，它迫使人们全面地重新思考和阐释由殖民主义和西方统治所创造并且权威化的知识形式与社会认同。由于这个缘故，它在知识领域里也创造了一种酵素。这并不是说，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直到今⽇日一直未予置疑：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发起的强有⼒力的挑战。不过，它们都未能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元叙事。

　　民族主义在颠倒东⽅主义思维，将历史和主体地位赋予附庸国的同时，它还肯定了借助殖民主义才得以制度化的理性与进步的秩序;当马克思主义者唾弃殖民主义时，他们的批评构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与此相反，后殖民批评旨在瓦解将西方的特殊历程予以制度化，并且作为历史而占有他者的欧洲中⼼主义。然而，它在这样做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后殖民性并不是在远离历史的全景观照中产生和成长的。

　　后殖民是作为一种灾难的后果而存在的——饱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后果。在这个揭露统治话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批评，占据着一个既不在西方统治的历史之内，亦非其外的空间，而是同它保持着一种切线的关系(tangential relation)。这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实践与协商的中间性和杂交性位置(in-between, hybrid position)，也就是斯皮⽡克所说，误用修辞(catachresis)：“价值代码的颠倒、置换和没收。”

　　为了阐明这些主题，后殖民批评否认一切元叙事，因为那些最有力也最流行的元叙事都是后启蒙欧洲的历史建构的产物，从而全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正是把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当作它的主要任务。在这些元叙事中，首先要彻底批判的是现代化叙事，不论它是资产阶级模式还是马克思主义模式。资产阶级现代化，或者叫做“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代表着“殖民主义现代性......作为经济发展”的自我更新和重新部署。

　　马克思主义，虽然拒斥资产阶级现代化，却把后者的目的论前提永久化了，它把问题限定在⽣产方式叙事的构架之内，从而使得后殖民历史似乎只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或者是一种失败的过渡)我应当补充一句，否认生产方式叙事，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它的一个强大的理论资源。无需讳⾔，东方主义将殖民地建构为欧洲的他者，即没有历史的本质，这是必须予以彻底批评的。但是，民族主义及其表象生产程序也同样必须彻底摈弃，因为它虽然对东方主义提出挑战，却由于肯定了历史中的民族本质而使得东方主义的本质永久化了。

　　如果说摈弃元叙事是不容置疑的，则拒绝一切空间的同质化和时间目的论，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求摈弃基础论历史写作(founda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按照普拉卡什的看法，基础论假定“历史归根结底是以某种同一性——个人、阶级或结构——为基础的，并且是通过同一性表现出来的。这种现一性拒绝进一步分解为异质性。

　　否定基础论史学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拒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础范畴，因为“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印度历史，同时又反抗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显然，按照这种逻辑，此处的印度可以为任何第三世界国家所取代。后基础论史学在否定本质和结构的同时肯定发异质性，它还反对把第三世界主体固定化，从⽽而也就否定了作为⼀个范畴的第三世界：

　　拒绝那些将第三世界塑造为不可还原的本质——如宗教性、⽋发达、贫穷、民族性以及非西⽅性——的思维方式，动摇了那些宁静地盘踞在我们思想中的本质主义范畴——东方与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这种思维模式的瓦解，使我们有可能把第三世界视为一系列变动不居的位置，它们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构。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东方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史纂学，显然只是一些构造其知识客体即第三世界的话语尝试。这样一来，第三世界就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性客体，而是表现为形形⾊色的历史位置。包括那些还有本质主义的位置。

　　第一世界立场的形成，意味着参与⽽不是闭关锁国。我们很难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第三世界的声⾳都是在“西方”所熟悉的话语中，并且是使用这种话语说话的，⽽不是出自某种自主的本质，这并不是说，第三世界史学总是被奴役，而是说精心设置和维持东方—西⽅界限从来不能阻止跨越和反抗这条界限的流动，自我——他者的对⽴，从来不能把所有的差异都纳入到二元对立的秩序之中。

　　第三世界决不局限于指定给它的空间，它在“被第三世界化”的过程中唤醒、激励并联合第一世界内部的从属性他者，已经渗透到第一世界的心腹地带。它跨越重重界限和障碍和第一世界少数者的声音结合起来：社会主义者，激进分⼦，⼥性主义者，少数民族。

　　全文完 陈燕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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