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货币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分析商品和货币开篇，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商品”作为研究起点，货币的出场几乎毫无资本主义特征。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像李嘉图那样从特定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出发考察其货币特征呢?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至今尚未消失，货币谜一般的性质仍然徘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之中，熊彼特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资本论》的薄弱之处，并且认为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处理逊于李嘉图。

　　上述认识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理解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以至于重蹈了亚·斯密和李嘉图的覆辙，将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他们要么认为货币只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具体化的表现，要么将重心放在考察《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历史原因上。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生产形式的具体规定与货币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商品经济是否早于资本主义而出现。出现上述误解的关键在于，从特定生产条件出发考察货币的本质与起源，以至于同李嘉图一样，将货币作为某种特定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标准，从而把重心放在分析价值量上，因此忽视对价值形式的质的规定性的考察。事实上，真正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抽象的价值形式，货币如何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

　　为了拨开萦绕在当代经济学家脑海中的货币迷雾，法国学者苏珊·德·布朗霍夫结合同时代学者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前沿性研究，系统整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问题的分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撰写了《马克思论货币》这本小册子，为后继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

　　首先，布朗霍夫强调，马克思为了研究货币的本质和起源，运用了演绎法。他暂时抽离对货币的具体形式和在资本主义中的具体作用的分析，以扫清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货币特征理解的根本性混乱。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首先抽离了特定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将商品和货币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前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对象进行讨论。通过对货币特征进行抽象研究，马克思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货币金融理论奠定了基础，因而避免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理解价值形式质的规定，及其带来的对货币与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混淆。

　　其次，布朗霍夫探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理论分析的逻辑结构。她吸收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本论》第一卷所构建的货币理论，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对信用以及金融的分析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虽然不尽完整，但充满睿智。只有在全面把握《资本论》三卷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完整理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她看来，《资本论》第一卷所构建的货币理论，是理解货币信用关系的前提和关键，并且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关于货币一般的理论。如果误解了马克思的货币一般理论，人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以及全三卷如何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出现理解的谬误。她甚至提出，对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分裂性理解“可能是希法亭过度强调‘金融资本’具体作用的原因之一”，而这归根结底源自对马克思《资本论》不同部分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存在偏颇。

　　再次，布朗霍夫集中考察了马克思对货币一般理论的论述，以及对此所产生的误解。她认为，货币一般的理论集中探讨了货币的本质及其来源，从而为分析某种特殊货币，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可兑换纸币，抑或是不可兑换纸币，都提供了基本分析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其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货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构件，货币的功能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把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组成部分的分析范式，为理解在金融积累条件下“实体”与“货币”之间的协调与失调奠定了基础。然而这并不足以形成关于特定货币形式的理论。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首先以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研究了商品和货币，并且得出了关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一般性理论。

　　布朗霍夫强调，由于人们不理解货币理论在《资本论》分析中的根本目的，从而容易导致误解，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在，人们不能从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起具体作用的货币出发，而是单纯的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错误的理解为一种“货币关系”，割裂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关联，从而无法构建货币与信用的有机联系。对此，布朗霍夫提出，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对商品和货币的抽象分析，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元素，从而误解这一部分的理论具有非货币性特征。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一篇，马克思考察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一般性理论，产生上述错误的原因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而无法明白货币流通的一般性理论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发挥作用，更无法理解货币与信用的内在关系。第二种情况表现为，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布朗霍夫认为这在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分析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希法亭在《金融资本》重点考察了不可兑换纸币和信用货币，特定货币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而没有对货币一般展开分析，尤其缺乏对货币贮藏手段的考察，从而影响了他对信用的进一步分析。

　　在此基础上，布朗霍夫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典型特征，而这完全由一般社会关系所决定，并且货币从根本上是经济当事人一般交换关系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货币经济，并且只有在明确规定了货币的经济内涵之后，才能够区分物物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对货币交换展开分析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整体性分析的前提。第二，布朗霍夫认为，试图从货币和商品作为资本的本质中得出规定货币作为货币，以及商品作为商品的特殊规定，是错误的。第三，她提出需要从简单流通出发，构建关于货币一般的理论，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的信用作为研究起点。

　　最后，布朗霍夫强调，《资本论》的根本目的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以构建对任何货币经济都适用的货币理论作为出发点——因为这一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不应该引起质疑，相反，其分析结论在《资本论》的整体阐述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由于通过上述方式，货币已经在质上得到了界定，所以并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具体现象的货币理论，货币一般的理论也为马克思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信用与金融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将货币理论整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最关键的步骤在于研究资本主义融资方式。由于货币表现为有其内在规定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对融资的分析需要以货币一般为前提。融资的困难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也就是以合适的数量使用可得到的货币。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特定的金融机制也随之发展，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信用体系”，和“货币体系”相区别。布朗霍夫认为，需要对信用体系展开系统研究，因为马克思不像李嘉图那样区分信用和货币。马克思所构建的是关于信用的货币理论（a monetary theory of credit），而非关于信用货币的理论（not a theory of credit money）。只有在解决了货币的一般性理论问题之后，马克思才开始考察资本主义所遇到的特定的金融问题。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建立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这是货币迷雾的根源，并且是将简单再生产和资本循环以及资本市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枢纽。

　　参考文献：

　　De Brunhoff. (1976). Marx on money. New York: Urize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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