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鹏(1983- )，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内核和本质，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决定了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政治性”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意在消解其“政治性”，这与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是毫不相容的。这种主张一旦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政治意识，坚决拒斥“去政治化”的倾向，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普世价值”;制度
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别指明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现阶段，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争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任务重心将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践行”上面。但是当前一些人“去政治化”地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致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及其重要政治功能。这种情况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广、教育和践行工作的成效，并最终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问题上，必须秉持政治思维，警惕和摒弃“去政治化”的错误倾向，以清醒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取得实效。
一、“政治性”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
价值观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价值意识，是人们面对社会生活根本问题时采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人们行为的价值导向。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最集中反映其价值取向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是在价值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引领社会思潮和集中体现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规范”[1]。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现该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决定了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1.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主导价值的凝结
现实中人的存在是一种体认自身存在和发展价值的意义性存在，由于个体主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人们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体认往往不尽一致，导致社会生活领域弥散着各式各样的价值体认，造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混乱和迷失。现实生活中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价值体认的差异性，迫切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共识性价值或价值共识。这种共识性价值或价值共识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它经过社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处理后，就成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一定社会存在和发展价值本质的核心理念，体认着人们关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尺度与广泛价值追求，规定着该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2]。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特定社会主导价值的凝结，它统摄、制约、支配着其他价值意识和价值观，从而奠定了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
2.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制度精神的反映
核心价值观看似抽象的话语，却与具体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它的存在必须以具体社会制度为依托，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反映它所依托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并竭力维护该制度的巩固。因此，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相对稳定的根本价值理念。在此意义上，核心价值观也被称作“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3]。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制度精神并维护社会制度巩固，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必然引起核心价值观发生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基本观点。社会形态的更替不仅是社会根本制度的改变，同时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变革。历史已经证明：随着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所取代。同样地，在人类历史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将摒弃“个人至上、私有神圣”的价值观，而代之以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3.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主体利益的体现
人是利益的动物，对利益的持续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由人组成的社会群体，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进行划分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体现，必须切实反映现实社会的利益状况，在社会价值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是对该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核心利益的集中表达。意识形态就是一定社会群体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观念系统。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往往会赋予原本属于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观念以“普遍的形式”甚或“全民的形式”，这使得体现社会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核心价值观获得了社会主体的支持而确证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简言之，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核心价值观则充分体现了这一诉求。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社会主体的利益，而且规范、指导社会主体的行动，以推动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有效实现。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不管是作为社会主导价值的凝结，还是社会制度精神的反映，抑或社会主体利益的体现，核心价值观都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阶级构成和利益关系紧密连接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提供了社会制度的道义保障，构成其合法性的依据;捍卫着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赋予其合理性的来源。因此，政治性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核心价值观问题时必须努力触及到的层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的严重危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建设是党和国家为了抗击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提出的重大命题。然而，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却选择以一种“更为灵活、更为隐蔽、更为复杂而又精炼浓缩的形式”[4]进行，这种形式即是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它是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和渗透的一件思想利器。这股思潮在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流布使一些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要求和主张。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与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性这一本质规定性是毫不相容的。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意欲“去意识形态化”或“非意识形态化”实质上就是试图消解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性，使其“去政治化”。这种主张一旦成为主流观念，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将使中国陷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精心编织的“普世价值”陷阱。西方“普世价值”披着“普世”的外衣，打着“一般性”的旗号，从而大大地淡化了其意识形态性，增强了其迷惑性和“杀伤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大力推广“普世价值”，根本目的在于促使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放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将其他国家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强行导向现今的欧美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普世价值”肩负经由“价值同一”力促世界社会制度趋同，借此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分化目的“当代使命”。如此一来，表面上“非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思潮，而是一种具有深刻意识形态考量和明确政治意图的政治性极强的政治思潮。如果社会主义中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去政治化”地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放弃与西方核心价值观存有内在异质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就将动摇自己的根本原则，终结对人类发展极具探索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当成自己的价值追求，就是对自身制度的本质和利益的实际价值关系的背离”[5]。切勿陷入西方“普世价值”陷阱，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政治考验。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将大大降低党的吸引力和民众的认同度。意识形态是政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和控制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为政党本质上是社会部分利益群体的代表者，如政党想取得国家政权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使自己由社会部分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转化成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而这种转化的实现靠的正是意识形态[6](P8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炼浓缩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表征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和本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将使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应有的导向、辩护、凝聚、动员和约束功能，使中国共产党性质模糊进而导致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和忠诚感大幅度下降，甚至使党走向分裂并逐渐衰亡。倡导公开性、搞“非意识形态化”的苏共最终亡党亡国亡制的前车之鉴警示我们决不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选择“去政治化”的做法。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将严重削弱我国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即“用以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7](P6)。这一概念在描述、阐释、塑造现实国际关系上有一定适用性，近年来日益引起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中国语境中的软实力概念一般是指“文化软实力”。按照奈的说法，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构成了该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加大、加重，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首当其冲。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巩固自身硬实力优势的同时，开始更多地使用文化的力量、软实力的手段贯彻其全球战略。亨廷顿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并认为“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8](P5～12)。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推行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外交，其中“普世价值”在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实现其全球战略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了美国的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与西方“普世价值”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接”“同一”，将严重冲击我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对共产主义最高价值目标的终极追求，将极大地削弱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三、以清醒的政治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9]，构建出一套能够发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尤为紧要。鉴于当今世界仍旧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客观情势，自觉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务必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务必深刻体认和切实尊重政治性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务必坚决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的倾向和做法，唯有如此，才能顺利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1.站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立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已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仍在遵循马克思早已揭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前进;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更加剧烈和深刻。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观之间以及为不同核心价值观所表征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主体性，捍卫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具有极端重要性。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遭遇来自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其中“以‘普世价值’为当代出场形态的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4]。西方国家以“价值中立”之名，行消解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之实，对我们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无形压力。由于“普世价值”天生自带的国际道义优势，使美国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加上“普世价值”对普通民众直观上的吸引力，使我们陷入了既不好全盘否定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两难境地。笔者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价值关系、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必须遵循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它确保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势话语地位，因而成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思想文化工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内核，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必须及时揭露并坚决抵制“普世价值”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把握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站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立场。
2.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夯实中国制度价值基础
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众多人口、发展不平衡的超大规模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靠什么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汇集人们的共识，凝聚人们的力量，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牢固的精神纽带，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靠的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成功构建具有广泛号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关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并最终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历史已经证明：缺乏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无法奠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最终必然动摇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基础。“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停滞不前、死板、枯燥、僵化，与现实相脱节”[10](P153)，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基本结论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和本质体现，因此，为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我们亟须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力、凝聚力、感召力，才能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力量都能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获得思想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宽广的包容性和持续的生命力，才能避免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党立国的我们变成自身意识形态的囚徒。通过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拓展了意识形态发展空间，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从而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我们必须秉持清醒的政治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摒弃“去政治化”的倾向，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主体，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观在没有成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和践行的价值观的时候，还不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只有将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意识并转化成个体行动，核心价值观才确证了其现实意义和价值，才不是仅仅作为悬置于人民头上的华丽美好的词汇。“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着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认同”[11](P5)，而认同尤其是价值认同往往受实际利益的驱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体现，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价值反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环节必然最终落实到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上。只有切实体察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倾听他们的真实声音，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简单文本式的‘论立经典’，也不是少数精英的‘先进誓词’，而应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12]。只有明确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主体的地位，才能以一种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自觉践行之。
综上所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面临的时代性重大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摒弃“去政治化”的错误倾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现实质性进展，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基提供坚强有力的价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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