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

　　延安文艺座谈会

　　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主体艺术观，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社会功利性。此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引下，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以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经典。新时期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多年来总有攻击、诋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杂音，特别是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更是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甚至受到非议和指责。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也被某些论者偏激地全面加以否定，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理论清算”，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作用。那么，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这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应当结合毛泽东文学价值观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学理上给予正面的回答。

　　一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首先要回答文学是否具有社会功利性的问题。

　　文学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其本性是审美的、超功利的，但文学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尤其是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又决定其审美属性不能脱离社会功利属性。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语境中，文学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功利属性可能会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讳言文学的功利性，他们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强调文学艺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热情地扶持和呼唤无产阶级的艺术，期盼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恩格斯要求革命文学要担负起“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的战斗任务，他主张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2]。 20世纪初，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功能、服务方向等重大问题，要求“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提出了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命题。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又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著名观点，明确要求艺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也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他们在主张用“美学观点”对文艺的审美属性做出审美评价时，也倡导用“史学观点”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属性做出历史评价，认为文学是审美属性与社会功利属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文学放在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大视野中考察，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属于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一般文化不同，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范畴，不仅具有社会功利性与超实用功利性的双重性质，而且其具有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又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一方面，文学与社会文化系统中各种构成因素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特别是文学与其它精神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得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传播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大系统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文学与社会文化系统其它构成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

　　只有把文学放到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宏观视野中来考察，才能揭示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才能发现文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而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对人类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社会功利价值。从这种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克服“艺术自律说”的局限，把文学的内部规律和文学的外部规律统一起来，从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来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它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承载和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是以作家独创性的精神产品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外因决定论”的失误，在强调文学社会功利性的同时，也重视文学生产的审美特性，遵循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从文学生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考察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二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应当结合毛泽东文学价值观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

　　从毛泽东文学价值观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蕴含的社会功利性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是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五四”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主张的文章“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韩愈倡导的“文以载道”，直到梁启超的“新民说”，都强调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肩负的兴国大业之重任，表现出强烈的“为社会而艺术”的特色。“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文学革命”倡导者提出的诸多文艺问题，如“为人生而艺术”的问题、“人的文学”问题、艺术社会作用的问题，都凸显出社会功利主义倾向，直接引导了中国现代艺术功利论的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之所以重视文学艺术，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学养或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改造中国社会、改造国民灵魂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看到了文学艺术具有影响人、改造人甚至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还是新文学家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其注意力都聚集在以救亡图存为基本诉求的文学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上。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革命文学”，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确立的文学社会价值观和20世纪30年代蓬勃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经过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理论建构，以艺术功利论为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终在文艺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新文学艺术功利论主导地位的确立，固然有某些政治家的努力促成和某些作家的个人意愿，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近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大众苦难深重的社会生活，迫使中国作家运用文艺的武器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成为必然的选择。正惟如此，他们把文艺作为改造社会、宣传革命，激励人民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并公开宣布“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具有阶级性、功利性、革命性的新文学。

　　中国左翼作家倡导的艺术功利论，特别是鲁迅关于文艺功用所提出的审美的社会价值观，对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形成富有启示意义。鲁迅的文学创作属于“为人生而艺术”派，他是抱着以文艺来改造国民性的功利目的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把文艺视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灯光，是毁坏“铁屋子”的希望、唤醒沉睡者的呐喊。但鲁迅在创作实践中也清醒地认识到审美情感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审美创造和艺术独创的途径，来表现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情感体验。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鲁迅把艺术的审美价值作为艺术的目的，其致用的功利目的“乃不期之成果”，认为不能忽视艺术“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的功利目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在论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时，特别强调文艺的审美性与功利性的辩证统一。1928年，他在《文艺与革命》的信中指出：“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3]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文艺现象，对梁实秋的人性论文艺观、“第三种人”的超功利文艺观，进行了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1930年3月2日，他在左联成立大会的演讲中提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4]的观点。鲁迅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对文艺功能作用的认识不断得到提升，最终确立了美善辨证统一的文艺价值观。其特点在于，既充分肯定功利因素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又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在确保文艺审美特性的前提下，主张文艺为社会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毛泽东与鲁迅虽然未曾谋面，但他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5]。毛泽东到延安后阅读了《鲁迅全集》，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既然毛泽东与鲁迅有“神交”，那么鲁迅的文学思想对毛泽东文学价值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观点，制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的实践，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科学总结，同时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不是单纯从文艺理论的知识范畴内来阐述他的文艺思想的，他所谈的也不是有关文学基本常识和原理的“教科书”，而是从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视界，从革命的政治战略家的高度，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和改造社会、肩负崇高的社会使命的有力武器来加以审视并提出要求的。由此决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突出的社会功利性特色。

　　三

　　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

　　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是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进程中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需要而提出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都把建构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来阐述，竖立起一面引领中国先进文化走向的光辉旗帜。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方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定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纲领，开始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革命领导权。毛泽东高度评价革命文化的作用，他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6]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强调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特性是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有机统一，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就是明确要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并强调无产阶级文艺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讲话》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对当时困扰中国文艺界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体现着一种理论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牢固地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权，以新的理论拓展和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阐述的人民主体艺术观，是贯穿《讲话》的核心思想，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在《讲话》中围绕着“文艺为大众”和“如何为大众”这两个中心问题，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批评、文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问题，从理论上做出深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第一次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毛泽东面对文艺现实，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勇于理论创新的精神。这种理论创新以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的创造性，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目标的一致而提出的，既区别于排斥和否定文艺社会功利性的“超功利”文艺观，也不同于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文艺功利观。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只是反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而主张阶级的功利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7]毛泽东坚决反对梁实秋等人提出的文学“与抗战无关”的主张，明确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大力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要求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倡导文学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如何利用文艺教育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保家卫国是文艺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8]。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他把文艺当作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要求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文学作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血与火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毫无疑问，文艺是涉及社会功利性的。毛泽东并不否认文艺的功利性，他是从革命的功利主义出发，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9]毛泽东认为“现在世界上”没有超政治的文学存在，也不存在和政治并行或独立的文学，所以他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观点。当然，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整体的政治方向、政治路线，而不是某项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也不是某个具体的方针、政策。正如他所说“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

　　在审美与功利的问题上，毛泽东所倡导的并非单纯追求文艺功利目的的唯功利主义，他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偏废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审美创造规律。他在论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不仅提出了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运用文学创作的典型化，通过文学的审美功能，文学作品能够发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的作用。针对30年代左翼文艺曾经存在的“标语口号式”创作倾向，毛泽东反复强调：“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0]文学作品如果失去审美功能，仅以枯燥乏味的说教来宣传某种道理，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显然，作为一代卓越诗人的毛泽东，是深谙文学的审美特质和审美功能的。正如他在论述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时所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11]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2]

　　应当肯定，毛泽东在当年战争环境中提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文艺功利性的内涵是广泛的和多层次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维度的，如果偏重于文艺的政治功利性，仅仅用“从属”论来定位和评价，就会因过分强调 “文艺服从于政治” 而忽略了文艺社会功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在理论上表现出局限性。所以，既要反对排斥和否定文艺社会功利性的错误主张，也要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文艺观。

　　四

　　如何正确处理审美与功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与合理倾斜度?这是党领导文艺事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

　　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证明，在战争时期曾起过积极作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原有的合理因素已发生变化，并在文学实践中逐渐显示出理论上的偏颇与明显的局限性。如果不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及时更换和改变，就会使文学失去丰富多彩的社会功能而陷入单纯为某种政治任务服务的狭隘境地，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在文艺领域中“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扭曲，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被不适当地强调，使文艺成为简单的阶级斗争工具，甚至屡屡产生政治对文艺粗暴干涉的现象。

　　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着自身的历史选择：一方面，它要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优良传统，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指导，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要以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过去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方针、政策，摆脱各种陈腐观念的束缚，根据新的时代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理论，制定新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历史选择，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1979年初，我国文艺界突破理论禁区，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理论反思，重新审视长期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和命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及时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正式宣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3]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14]邓小平纠正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某些偏向，果断地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他又明确表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是邓小平根据时代的变化，从发展文艺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而做出的文艺政策重大调整。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前一阶段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作了总结，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在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中“为文艺正名”，恢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理解，恢复文艺的特性，有力促进了新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而且实现了文艺理论的重大突破，使文学摆脱了“从属论”和“服务论”的束缚，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讨论中也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观点，如宣扬文艺与政治无关，主张“淡化政治”、“远离政治”、“消解政治”，因此，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正确处理审美与功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匡正文学“去政治化”的偏颇。

　　20世纪80年代末，受西方形式主义审美理论的影响，有人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就是坚执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记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因此，文艺只有“独立于政治”，不再充当“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种部队”，才能获得“它在美学王国的独特席位”[15]。时至今日，仍有人刻意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讲话》主要内容是文艺从属政治”，而“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16]。这种从“超功利”、“纯审美”的观点出发，针对《讲话》而提出的文艺与政治“离婚”、“把文艺从政治的战车上卸下来”的主张，其用意是借否定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釜底抽薪。因为否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体艺术观，否定了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功利性，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其实，文艺界某些人士提出“文艺不做政治的奴婢”，倡导文艺要远离政治、消解政治，只不过是要千方百计地来消解主流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某些人鼓吹“超功利”、“纯审美”的文艺观，主张文艺摆脱一切社会功利，远离现实生活，钻进艺术的象牙塔，躲在“私人化”写作的狭小天地，表现“个人本位主义”。实际上，这种讳言或否认文艺的社会功利性，使文艺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的“艺术本体”论，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乌托邦。因为他们并没有“远离政治”，也不是不要政治，而只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远离社会主义政治。从文艺的整体上看，文学并不能远离政治、脱离时代和社会，文学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总是息息相关、互渗互动的关系，“离婚”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把文学的社会功用仅仅限于为政治服务这一维度，而忽视或排斥文学社会功用的其他方面，甚至把某些在特定环境中提出的文艺策略当作僵死的教条来推行，那么，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就会表现出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简单化、庸俗化倾向，不仅造成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会形成运用政治权威和政权的力量来控制文艺运行的局面，对文艺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当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如何按照文艺的特征和艺术规律办事，如何处理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政治功利属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文艺横加干涉、发号施令，不是让文艺配合当前的政治运动，甚至服务于某项具体的路线、政策，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需要深层次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3]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4]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5] 余广人 ：《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百年潮》2001年第9期。

　　[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56页。

　　[15] 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16] 韶 华：《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过来人对话录》，《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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