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还是作为方法的台湾？——与刘纪蕙女士商榷

作为方法的中国，还是作为方法的台湾？

——与刘纪蕙女士商榷

【编者按：在刘纪蕙女士那里，“作为方法的中国”与“作为方法的台湾”之间的差别，是过去与现在的差别。然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早提醒我们，一场真正富有成效的左翼运动，必须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二者的差别毋宁是视野上的差别。中国革命、革命政权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斗争等等，这样的经验和教训，远不是文化批判的个人主义立场可以涵盖的。】

2014年3月18日，台湾学生爆发了“反服贸抗争”事件（“太阳花运动”）。毫不令人怀疑，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在这场运动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不令人怀疑的是，一旦民进党上台，推动此等“便宜买卖”的动作，大抵不会比国民党逊色。一年多过去了，已不再是舆论焦点的“太阳花运动”因为台湾统派学者赵刚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台派“乌托邦”》，以及破土网的一篇题为《关于赵刚清华演讲<台派“乌托邦”>的一些思考》（以下简称《思考》）而再次受到一些学者的热议。按照赵先生讲法，《岛屿天光》和《黑暗骑士》是两首太阳花学运中广为传唱的歌曲。赵先生通过对歌曲的分析指出，整个运动中，台派青年始终是在扮演普世价值指引下的主体，如同扮演英雄电影情节一般。这使得参与运动的学生无不透露出精神上的分裂，既有自由主义程序正义的特点，又有无政府主义的想象，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法西斯的味道。这种分裂使得整个学运不可能承载起任何新政治的可能，相反，却始终鼓荡着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激动。台派青年们只是在盲目地渲染着一种中台之间的对立，去制造一种对中国大陆的恐怖幻觉。他们强化大陆与台湾对立，并通过政治谣言把大陆彻底污名化的同时，又在神化美国价值观。在赵刚看来，这种人为预设中台对立和中美对立的做法，不啻于找错了敌人，使整个运动迷失了方向。

对此，《思考》一文指出，赵刚先生对于太阳花运动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作者举出自己两次“现场经历”。赵刚的说法，大体符合第一次现场经历。然而，十天以后，当作者第二次达到现场时，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场景。

然而，十天以后，当我再次到达立法院现场时，我看到的却是一番全新的景象。状况并没有如我预期般越发混乱，相反，却更为井然有序。医疗站、物资站等相关设施都建立起来了，有志工（志愿者）负责回收垃圾、维持现场秩序等等。人们静坐在立法院前的街道上，没有喧闹，只是听不同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与台湾的故事。到了下午，陆续有各个大学的老师到场演讲，主题主要是关于经济贸易、全球化、台湾主体性等等。有抗争数日的学生躺在立法院前睡觉，坐在地上读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人们安静地坐在地上，透过倾听别人的观点和各种街头民主课程，重新认识他们的社会、认识世界，他们希望透过抵抗国家机器，决定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当运动进行到这个阶段时，已经与赵刚所概括的太阳花运动有了出入……

需知，赵刚先生意在指出，整个太阳花运动的民粹主义反华特性。作者却在说运动本身井然有序，恐难以形成真正回应。可问题是，井然有序的排华主义运动，就不是排华主义运动了吗？反之，即便真如作者所言，整个运动因为“井然有序”而变得不再民粹了，这是否意味着学运本身已经被体制收编，彻底沦为一场“民主秀”呢？

事实上，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此。如其所言：

事实上，在赵刚批评台派青年的二元对立逻辑时，我们不难看到，二元对立逻辑同样渗透于赵刚的思维。不同的是，台派青年由于对“中国”全面否定而转向西方／美国，而赵刚则由于抗拒西方／美国对台湾社会的过分渗透而转向了对中国／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憧憬。赵刚严厉地批评了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要么上，要么下”的僵化逻辑，台派青年普遍认为，接近美国，台湾社会便会向上发展，而若接近中国，则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向下的。赵刚对这种逻辑的过度反感反而让他陷入了对中国盲目期待，事实上，不管是赵刚或是台派青年都过分强调了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冷战已结束近30年，中美之间的发展路径是否依旧水火不容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其实已经无须论证。而赵刚们和台派青年依旧执着于这种中美的路径之争，表面看来实在太不进步了，究其背后，我们也许不难发现，他们所共享的是台湾的历史，那么或许，重新面对和反思历史对台湾社会而言也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了。事实上，今日的中美，还有根本上的发展路径之别吗？不管拥抱中国或是美国，归根结底还是在拥抱资本。

无疑，这个观点的效力，远不止于如何评价太阳花运动这么简单，触及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赵刚先生一直强调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用于分析当今台湾“左翼”运动，仍然有效吗？

几天后，刘纪蕙女士便撰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以下简称刘文），以支持《思考》一文。刘文大体延续和发展了《思考》对于赵刚“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商榷。本文正是为回应上述争论而作。

一、历史还是想象？

针对赵刚对新时期台湾学运的批判，刘纪蕙女士指出：“这种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否认与拒斥，也同样地反映出了赵刚对于持续变化与多重决定而不断生成之历史本质的无感。‘一百年历史视野’并不是内在决定的演进过程，也不是回到某一个时间点便可以抹除任何阶段由无数内外因素构成而歧出并且累积沉淀的历史经验”（参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第三节）。于是乎，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以往毛泽东年代的中国，今天的台湾甚至都不是“1987年解严前后”的台湾，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再看待两岸问题了。这段文字颇为晦涩，实是要表达与《思考》一文同样的意思：我们不用再去管以前的大陆和台湾是何种定位，既然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彻底“变修”，所谓“统一”不过是在拥抱“资本主义祖国”。似乎凭借这样的逻辑就足以宣布统一与否的问题，再也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如刘女士指出，“无论是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或是依靠以中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都无法解决台湾的问题”（参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第三节）。那么，对于台湾社运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就可以不用再去考虑中国、美国或中美关系了。无疑，在刘纪蕙女士看来，不同于二十年前，今天绝大多数台湾人的观念中已经不存在独统问题了，我们又为什么要抱着独统之争不放呢？

可是，纵观全文，“对历史本质无感”却像是刘纪蕙女士的问题。这些费解的论述是要我们抛弃“历史的包袱”，去设想一种新的可能。在这样的叙述下，似乎我们仅凭“国家=资本”之类的教条，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可以不用再去追问何以短短二十年时间“不统不独”，就成为了大家默认的现状；就可以不用再去思考造成这种现状的权力根基是什么，造成太阳花运动反华民粹主义情绪的根基又是什么；就可以不用再回顾资本逻辑“去政治化”是怎么塑造“不统不独”的海峡局势。

究其所本，以一个固定逻辑去解释一切具体问题的方式，实质不外乎隔断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联，而沦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方法论的拜物教”。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嘲笑道，“所谓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幸的是，格尔兹的嘲讽早成事实——许多左派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千篇一律的批判，本身不就是意识形态吗？

因此，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仍要保有现实性的话，就必须扬弃以往的教条，回到历史本身。毋庸置疑，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再像马克思本人那样鼓吹中国应该大范围种植鸦片，似乎只要中国一种鸦片，英国的无产阶级就会起义。同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去代替对事物的历史性分析，不可能忽略无论是“台独”还是“独台”，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去政治化的直接产物。正如汪晖所言：

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第一节）

刘纪蕙女士尽管在文章“引言”提及了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一文与赵刚演讲的关联，却丝毫没有对汪文做任何层面上的回应，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进而言之，亦如卢荻先生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局面的产生，正在于美国挟其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膂力，逼迫中国实质上屈从于其意志的结果。大陆尚且如此，台湾能不外乎是？在《风雨台湾的未来》一文中，赵先生更指出：

目前并没有证据说美国操纵了这个学运的出现——如同美国在很多“颜色革命”中的位置与角色，但我们的确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具有决定性的表态，决定性地影响了很多支持“反服贸”的有力人士的适时表态喊停，从而决定了太阳花的退场。

当太阳花运动的结果触及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制定的“维持现状，不统不独”的既定政策时，美当局便轻而易举地“叫停”了这场运动，不正说明了仅凭岛内“独立”呼声，就想触及资本主义统治，不啻于痴人说梦吗？可是，刘女士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唯一可以称得上“回应”的，是前引“无论是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或是依靠以中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都无法解决台湾的问题”一语。可事实又哪里是“以美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与“以中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之间的单项选择呢？

事实恰恰是，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操纵下，中（大陆）台被迫与之合谋，默许了“维持现状，不独不统”的“独台”策略。毫无疑问，资本没有祖国，更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对于它而言，只要取消贸易壁垒，统不统一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凭中美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中美二者均质化、一体化，而无视一方主动强加与一方被迫接受的问题，岂非太过轻率？

倘若我们却把“独台”意识形态当作理所当然的结局加以接受和肯定，甚至把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任意切割，岂不恰巧坐实了自己要反对的东西吗？在本文看来，独统作为政治问题，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去政治化”的超克。换言之，在今天的国际力量对比中，“祖国统一”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式的解答。这意味着，“统一”不仅是与美国国家利益对立的，更是与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对立的。我们不可能仅凭“抛弃历史包袱”或“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了”之类轻飘飘的话，就无视这样的现实。

二、“作为方法的中国”还是“作为方法的台湾”？

回到第一节，刘纪蕙女士首先试图让我们感受到，持有不同立场的多元群体共同吹响了太阳花运动的集结号，而不只是简单的“反中”、“恐中”。继而，她将太阳花学运与台湾社会“不同脉络组成的社会运动”勾连起来，认为这是“在地社会经营家园的运动”，并赋予了太阳花运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内涵。借助对太阳花运动“社会性”的恢复，“统独”这个十足的政治议题显得狭隘且陈旧。

问题是，赵刚从来没有否认过运动的多维性。在《风雨台湾的未来：反思“太阳花运动”》一文中，赵刚指出：“这不是说‘服贸’或是‘核四’的问题可以完全化约到统独这一议题上，而是说，如果没有统独这一议题这根硕大燃料棒，无论是‘反服贸’或‘反核四’，都不会以今日的形式与强度出现。”赵先生所关注的，不在于错综复杂的“地貌”，而在于“地貌”之下的“地基”，在于诸多矛盾之中的主要矛盾。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读解出社会运动的性质、动力、运转机制，开启运动本应有的政治空间与政治能量。

对于太阳花运动的不同叙述，直接反映出了二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赵刚力图把运动置入台海关系，或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它深层结构；而刘纪蕙女士只是把运动的诸多现象做了个平面式的铺陈。究其实质，是将包括太阳花运动在内的台湾社运，剜出中美关系的格局，并隔断它与一切外部现象之间的联系。无疑，如果把赵刚先生强调的“中国”理念，仅仅作为“祖国统一”这一政治立场的表述，那就太小看赵先生了。“中国”作为方法，意味着只有把台湾置于中国这样一个大格局中，才能认清台湾左翼运动的现状，并合理地设想台湾左翼运动的未来。其相较于刘文的优势，不言而喻。

应当承认，刘文在对未来的设想上仍是十分审慎的，文章并没有彻底否认中国的可能，而只是在结尾处小心翼翼地提出：“是否可以放弃（中国）这个框架，而重新思考一个可以促成此解放动力的共同理念，以便达到和平共处并且多向交流的自由人联盟或是小社会联邦？”然而，不管“自由人联盟或是小社会联邦”到底是什么，割裂台湾社运与两岸历史，把台湾社运挖出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并片面强调台湾社运特殊性，对未来的设想就难免失去现实性。

与之相应，《思考》一文在篇尾也富有洞见地指出，“这场持续23天以‘反国家机器’为诉求的，具有明显的左翼性质的运动，为何最终却落入了右翼的框架中，成为一道掩盖在‘中西路线之争’之下的单选题？”颇为可惜，作者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答，却太孱弱了：

为何左翼从未真正介入运动当中，争夺运动的话语权？所谓“介入”，我觉得至少可以是以下两个层面的介入：第一，在运动过程中，可以抢夺运动的话语权，给行动本身提供论述的合法性；第二，右翼非常擅长吸纳左翼的话语，使左翼的话语纳入右翼的框架，最终运动又将诉诸资本或国家机器。所以，运动中的左翼的介入，则要求必须及时根据运动的变化作出左翼立场的回应，进行“理论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防止运动滑向右翼的框架当中。那么我想，与其放弃西方左翼话语，倒不如期待下一场危机中，左翼的声音不再缺席。

可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和国际关系框架中，去调动一切有利因素，谋求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仅凭嫁接西方左翼话语，又怎能真正介入运动呢？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整天捧着柄谷行人，不也没能改变整个运动的排华主义基调吗？如果我们不去重审组织力量和现实的政治力量，仅凭“理论的阶级斗争”就想掌控未来学运的方向，岂不就是马克思讥讽的“以为否定了重力思想，掉到水里就可以不被溺死的德国革命哲学家”呢？这样的未来设想，不也同样是镜中花、水中月么？

左翼力量的孱弱，使我们往往存在一种思维惯性，仿佛只要是群众上街“对抗”资本主义，就是天然合理的，而不问是什么思维主导了运动，是什么力量组织了运动。岂能大而化之地把一切台湾“社运”都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呢？进而言之，隔断必要的外部关联，仅就“台湾社运”谈“台湾社运”做法，不在方法论上坐实了民粹主义么？几年前为全世界左翼欣喜若狂的“阿拉伯之春”，却最终生出了伊斯兰极端民粹主义势力和ISIS，这件事情仍需值得我们反省。

三、左翼社运，还是极右民粹？

如前文所述，刘女士勾连起太阳花学运和其它台湾社会运动，并将其视作“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对于这样的尝试，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欢欣鼓舞的。可问题是，太阳花运动能否与其它社运等量齐观呢？这令我记起，二十六年前那场所谓的“政治风波”，学生和工人一道走上了街头，高呼“民主”。然而二者对于“民主”的理解却是大异其趣的。“民主”对于学生而言，只是“美国之音”里宣扬的那一套；对于工人而言，则是切切实实“鞍钢宪法”——1988年，带有浓厚资本主义化的“价格闯关”失败，引发抢购风潮，各个工厂的厂长经理却运用手中权柄大发横财。然而，在今天的“民运”叙事中，工人的声音完全被压抑和掩盖了。在对太阳花运动的叙事中，是否也出现了这样的掩盖呢？刘纪蕙女士称：

社会运动便是透过各种管道，从社会出发，使老百姓能够与身旁受到剥夺的人一起发声，或是彼此代为发声，以便让声音能够被听到，进而促使政府纳入考量，改变法规与制度。……这种回归在地社会并且经营家园的运动，是持续进行的运动，其实也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经验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有经验，而不必被任何抽象概念所代表。

然而，刘女士是否可想过，劳工的声音正被太阳花代表了呢？“精英”学生的光芒似乎掩盖了其余的社会群体，服贸协定直接牵涉到的劳工群体得到的关注较少。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劳工群体对服贸协定的态度，则可以看到：

3月26日，部分劳工团体或理事长前往经济部呼吁“尽快结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实服贸协议”

4月5日，部分工会及工运团体发表“反服贸、反自由贸易”共同声明。

何以与学运“铁板一块”不同，工会、劳动团体会出现这样的分裂？无疑，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台湾得到了天价优惠。竟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政治让利”根本就不是简单的资本逻辑可以概括的。可事实上呢？

李娜在《虱目鱼与反服贸——太阳花运动一周年》一文中，曾引用《破周报》的报道：

国关厂工人联机和TIWA(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女将们（俗称肖婆）天天拉着音箱用哑掉的声音跟每个来的人讨论：为什么反服贸也要反自由贸易协议？为什么解除管制加速资本流动的结果是劳工受害？

这样的拷问是非常有力的，如果太阳花运动属于社会运动，如果社会运动内在地继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经验，那么为何普通劳动者在这样的抗议运动中被撕裂，政党和大资本家反倒可以借此作为与对岸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大陆以十几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收购的台湾廉价农贸产物，并没有让普通农民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喂饱了岛内收购商和中间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真正的阶级矛盾并不出现在《服贸协定》上，而落实于这些具体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上。可太阳花学运的方向却被极不成器的民粹精神主导，甚至于把岛内的阶级压迫转嫁为台湾对大陆的文化歧视，为民进党政客埋单。亦如香港“占中”把金融资本对人民的压榨，成功地转嫁为“蝗虫”之类赤裸裸的歧视。这样的运动是左翼运动，还是极右运动？倘使纳粹党徒上街捣毁犹太资本家店铺的事情（“水晶之夜”）发生在今天，是否真有一群左翼为之鼓与呼呢？

何以岛内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如此高涨，竟可以绑架一切社会运动？强调运动除了排华以外还有别的维度，就可以取消这一重要问题？我们不能仅凭“‘资本—国家—民族’扣连的结构”之类的教条，就架空了一切现实矛盾。本文所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排斥两岸关系大背景的台湾视角，很可能沦为民粹主义方法论。以这种视角思考问题，“两岸劳工联合”之类的理想，岂非天方夜谭？

无疑，所谓的“‘资本—国家—民族’扣连的结构”得自于柄谷行人的教诲。柄谷行人认为，资本、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相互补充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对抗资本主义不能依靠国家，而是要创造出一套不依赖国家和资本的体系，所谓“小区域个体团结与对抗之道”。与刘纪蕙女士一样，太阳花学运也正以柄谷行人为理论指针。

然而，柄谷行人所谓的“跨越式批判”，直接嫁接了马克思的国家批判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样的嫁接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烙印。公允的说，柄谷行人所在的日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在美国的军事掌控下，日本国家难有国际金融资本的能力。柄谷鼓吹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毋宁是对这一现象的无力反映。

究其思想实质，仍然抽象地把国家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工具”。然而，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从葛兰西、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布迪厄的理论总结，都明白指陈：国家不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工具论（Bourgeois instrumentalism）”），更是阶级斗争的场所（“阶级斗争还原论（class-struggle reductionism）”）。无论柄谷行人多么高妙，这一事实难以否认：富士康血汗工厂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左翼缺乏组织力量，致使国家屈从于国际资本效益，而放弃自身的监管权力。无数历史教训应当使我们警觉，无政府的废墟正是滋养纳粹的土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类似的西方左翼思想能否适用于中国，而在于无论在哪里，类似的历史虚无主义学说，都将把国家权力让给权贵，把群众让给极右，自己则彻底沦为西方政治标榜“民主优越性”的宠物，成为对华尔街最无害的东西。

四、结语：作为方法的中国

西方左翼理论家大多耽于“未来想象”，因为他们的革命从未成功，自然无从反思和守护革命成果。很多直接受中国革命启发的西方左翼思想“出口转内销”到中国之后，被热烈追捧。殊不知对我们而言，中国自身的革命经验和教训是最为宝贵的财富。这里所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并不只是几个“人民文艺”或“鞍钢宪法”的样本，而在于一个革命政权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抗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大视野恰恰是当下西方新左翼缺乏的。

再造一个更为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不可能只从特殊化乃至唯一化的台湾视角出发。当我们自认为摆脱了历史重负去地拥抱未来时，谁能保证不是倒退呢？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是世界性的宝贵财富，如何从中发现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与阶级的关系，才是本文关注的根本问题。

出于文风和写作状态，文章表述或有过激之处。必须申明，尽管笔者与刘纪蕙女士在评价太阳花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刘女士仍是笔者非常敬重的学者，无论是风度还是学养。个别问题上的差异，远不足以掩盖基本立场的一致。笔者亦曾受教于刘纪蕙女士，得益颇多。在此，仍谨表对刘纪蕙女士的敬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傅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李静

罗岗教授点评：

围绕赵刚“台派乌托邦”演讲所展开的争论，如果不纠缠于细节，抓住其关键问题，正如本文所揭示得那样，涉及到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所谓理论，指的是左翼如何在理论上理解国家，这又涉及到两点，一是反思流行的左翼国家理论，譬如建立在东南亚殖民国家历史和经验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论述，是否放之四海皆准？由此推论，各种各样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理论都应该重新放回到各自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从而确定其理论的适用度；这样就涉及到第二点，基于不同历史和语境的国家历史和经验，是否可以并且需要进一步理论化？从而改变那种将来自西方的理论简单直接地套用到各种历史与现实的状况。譬如前殖民地反抗西方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建国经验如何转化为理论论述？再譬如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中建立的国家如何因继承帝国的遗产而形成了特殊的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究竟是“民族国家”或者是其它“国家”（如“文明国家”）？如果非西方左翼既不能在理论上反思西方左翼的种种论述，又不能对自身的建国经验和国家状况加以理论上的把握和展开，自然只能死抱教条，无论质疑民族国家，还是批判全球资本，只是从某种先定的概念出发，难免不接地气，只唱高调；所谓现实，指的是如何认识现实的而不想象的中国，这也涉及到两点，一是中国与历史的关系，给现实的中国贴各种标签是很容易的，譬如官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都似乎可以在现实中国找到某种印证，但问题在于，“现实中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个历史不仅文明悠长，而且革命激烈，绝非“通三统”就能均质地加以把握，因为内在地包含了各种冲突、矛盾和斗争，但最终还是维系了一个稳固的共同体。如何在矛盾统一中理解现实中国，而不是将现实中国当作既定的、已经完成的客体来把握，这不仅是方法论的分野，也由此不同出发，可以在左翼内部形成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分歧。

在这儿谈中国和历史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不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决断，就像汪晖指出的，就政治结构而言，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换言之，革命、共和与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历史与现实延续性的前提，离开了这种延续性，譬如孤立地谈论儒学的复兴或者传统的复活，都将变得失去依凭，毫无意义；而要理解现实中国，则需要将革命与改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人民与国家、群众与党乃至党和国家看成是矛盾的统一体，彼此冲突但也相互依存，这种关系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矛盾统一，也是历史作为现实的前提所决定的，只有面对这种复杂的矛盾状态，才能找到言说“中国”的话语与能力。因此，当我们要重新理解“中国”时，根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是否能够面对这种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状况。如果说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决定了现实中国的状况，那么如何在世界史意义上理解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以及相关相关话语，自然涉及的是第二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对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西方左翼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将之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进而纳入到新自由主义的脉络中；由此相应，21世纪后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崛起的话语逐渐引人瞩目，把中国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并将中美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霸权更迭的一种症候，而且因为中国特有的党国体制，因此视为“权贵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等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有差别且更劣质、危害也更大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激进左翼和保守右翼中竟然奇妙地达成某种共识。正是把崛起的中国看作是一种与美国类似其实更差的霸权，所以在亚洲（也包括非洲，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再论）特别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就更直接地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或正在形成中的“中华帝国主义”，无论是亚投行的倡议还是一带一路的构想，都可能被当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和霸权的确立。由于有了上述两层“新自由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认知作为潜在的语境，所以台港“反中”同时似乎就具有了“反资”和“反帝”的特质，从而完全不顾原来运动中特有的“亲美反共”或者“亲英反共”的冷战遗留发挥作用，试图用左翼话语来为诸如“太阳花运动”、“雨伞运动”命名加背书，漠视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

陈越教授:

中国革命，尤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不是西方或台港左派可以充分理解的。这种经验属于几代中国人民大众，而没有来得及充分理论化，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膜。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值得对中国社会主义遗产的生命力抱有更多一点乐观：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及私有化，往往比世界上其它地方要遭遇来自民众的更大的抵抗，都会经历更残酷的较量。这可能也正是某些“自由派”人士竭力渲染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恐怖的原因，他们感觉到真正的对手来自何方；而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把曾经一盘散沙的人民结合成了一个民族统一的集体意志。也正因如此，不是对于一个可能的资本主义中国及其鼓吹者，而是对于一个需要保卫的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国家统一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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