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我说文革是与非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来，有关文革的是与非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文革派”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将光照史册。而“非毛派”则说文革糟得很，是一场浩劫。

　　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革既然是一场革命，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对同一事件因利益所系而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实属正常，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管是“文革派”还是“非毛派”，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文革是“史无前例”的，都认为文革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予以认真地总结，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要总结文革并给予准确的评价似乎为时太早。一方面有关文革的历史档案现在还没有解密，当时高层的很多史实至今尚未公布，有的还是一个谜。另一方面，文革争斗的双方虽然一些人已经逝去，活着的大部分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很多人还健在，他们的子女们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坚。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都会为着本身的利益或赞颂、或贬损文革。因此，现在要做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个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曾为文革鼓与呼，也曾为文革蒙受了诸多委屈和磨难，以致断送了自己可能的美好前途。但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我还是想就三十几年来围绕文革进行争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

　　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民间对文革的起始和结束的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革应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算起，有人说文革应从中央的《5.16通知》算起，有人说应从中央公布《十六条》算起，更有人说应从中央提出反修防修、中苏论战的《九评》算起。至于文革结束的时间，有人说文革结束于“九大”闭幕的那一天，有人说应是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有人说应是华国锋揪出“四人帮”的那一天，也有人说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宣布辞去总书记那一天。

　　由于对文革的起始和结束时间的看法不同，得出文革到底进行了多少年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有人说文革进行了十年，有人说是十二年，更有人说文革进行了十四年或更长。

　　官方最终的界定是文革进行了十年，即1966年——1976年。理由是毛主席一直坚持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到他去世。这种界定现被普遍接受。为了叙说的的方便，我的这个回忆录也只能按这个界定时间来写了。

　　文革到底进行了几年?我认为文革应从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算起，到1968年8月止，共两年。

　　作为亿万民众积极参与的文革，其实只进行了两年，即66年8月——68年8月。而68年8月——69年4月(九大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的八个月应属文革收尾或“善后”期。我相信多数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当年的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五届的学生们都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文革时间的界定应以《十六条》规定的文革的目标任务及形式来界定。

　　《十六条》规定的文革的目标任务是“斗、批、改”，“向走资派夺权”。

　　《十六条》规定文革的形式是“群众运动”。即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倡“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同时，支持群众成立自己的组织，认为“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我之所以认为文革只进行了两年，是因为文革从66年8月全面发动起，到68年8月止，全国各地都按《十六条》规定的内容和形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文革的任务，达到了既定目标。

　　1、到68年8月，全国各省市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除台湾外，实现了“全国上下一片红”。党的组织及国家机器都已恢复并已正常运转。文革前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已“解放”并回到了领导岗位。此时，虽还有很多干部仍在“五.七干校”中，但他们都是在进行正常的学习和一般的体力劳动。这种学习和劳动是非常必要的，是干部参加劳动，接触群众，防止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在“五.七干校”，他们虽不在原岗位上班了，但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人把“五.七干校”说成是“牛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2、到68年8月，作为文革典型特征的群众组织都已解散，“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虽未正式被撤消，但它已不再“发号司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王、关、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3、到68年8月，作为文革主力军的青年学生已完全退出了文革。中学生下了乡，66-68届毕业的大学生实行了分配，他们或分配到了工厂或去了部队农场。尚未分配的69、70届的大学生虽还在学校，但此时已是“工(军)宣队”管理学校，进入院、系一级革委会的学生代表们也都回到了各自的教学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作为文革的另一主力军的工人群众，此时也都回到了工厂，他们都在驻厂军代表的组织领导下正常的上班和工作。社会上再也看不到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大游行，更看不到武斗了，社会秩序已回归正常和稳定。

　　4、到68年8月，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已趋于正常。68年8、9月间我们曾在湖南作社会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去了长沙、湘潭、衡阳、株洲等四个城市和宁乡、湘乡、双峰三个县的农村，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动乱”，文革的“余波”虽还隐约可见，但人们都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作为见证，我们在乘车或徒步考查的两个月中，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危险和安全问题存在。70年我分配到云南后，也没有看到有任何文革的迹象。

　　这一切都说明有亿万民众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在68年8月前后就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民主运动。其最显著、最本质、也是标志性的特征：一是“大民主”，即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二是“群众运动”，即亿万普通民众自觉、主动参与;三是“群众组织”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只有66年8月至68年8月的运动具有上述特征。没有上述特征的运动我认为是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

　　68年8月以后又发生了多次政治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批林批孔”、“批右倾翻案风”等。现在很多人把这些都归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些运动既不是“十六条”规定的文革任务，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它们和文革前传统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运动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区别，与文革的“群众运动”，与文革的“大民主”毫不相干。

　　现在有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学习解放军”、“5.7指示，赤脚医生”等都划归为文革时期的负面现象加以鞭笞，更是无稽和荒谬。

　　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文革也可以把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作为文革的结束日。如这样计算，也可以说文革先后共进行了两年零八个月，这和毛主席文革初提出的文革预计搞三年基本吻合。

　　二、关于“走资派”

　　毛主席一生中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却把它归结为两件事。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他是为了“争权”、“整人”。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长期思考和准备的，为的是给进京赶考前就“周期率”考卷交出一份“答卷”。

　　“苏共二十大”及以后苏共所发生的巨变和56年匈牙利共产党惨败的教训，使毛主席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时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将导致政权“异化”。因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和判断，毛主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派”认为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而“非毛派”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周总理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伟人，即使是“非毛派”也极力推崇。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盘手周总理是怎样诠释毛主席的有关论点及文化大革命的。

　　1967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接见亚非作家协会的代表时曾就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目的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见附录七：《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

　　周总理说：“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进入了城市。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义道路的问题上，矛盾尖锐了起来，成了主要矛盾。确实，我们进了北京城，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整整十八年。十八年来，我们和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在社会上的斗争都在继续和发展。”“当然，这十八年中，指导的主要方面是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条红线。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条黑线，即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黑线不仅只有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我们现在说的一帮，那就是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谈到毛主席为什么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问题时，周总理说：“问题在于十八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刘少奇个人，而是一股思潮。党内有一些干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中国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是不断地揭发，不断地暴露，就不可能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了。同时，我们又从苏联党的发展中得到了教训。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曾经长期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尖锐斗争。如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可夫等，但这一斗争只限于在苏联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在党员群众中进行，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引起广大争论和讨论了。斯大林一死，就出现了新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呀、米高扬呀，更不用说贝利亚了，他们公然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苏联党内，社会上，不是没有反对，也存在一些不满，但沉默得很，没有行动。所以，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斗争诉之于群众，不仅党内的群众，而且诉之于社会上的群众，还要诉之于世界。”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时，周总理说：“因此，文化大革命就名称、形式来看是思想革命，而从实际上看却不只是思想革命。从今年初又进行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了思想发动以后，就开始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不是政治革命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不是政治革命吗?群众一觉悟起来，群众就用自己的力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去掉了，代替他们的是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的三结合在中国实行起来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驻军(或民兵)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另一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年的领导干部和年轻的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的三结合把老年的、中年的革命干部选拔到新的领导机构中来，他们有经验，宝贵的革命经验，有了错误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而新的领导机构中的年青的积极分子，他们来自群众，联系群众，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这样的三结合会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意识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相信在中国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更不知道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当时之所以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响应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同时也因为不满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少数派”的压制甚至镇压。我们当时反对“工作组”，炮轰省委，都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初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是否存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所说的“走资派”?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呢?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毛主席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党内就是存在“走资派”，他们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证实了周总理说的：“这条黑线不仅只有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

　　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也许不再是毛主席当年的论点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中国到底是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记得大学一年级上政治经济学时，我们曾讨论过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我们讨论的焦点是：我国是否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一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正方认为完全可以。并以苏联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到社会主义和我国西藏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例子予以证明。而反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规律，跨越当然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充分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充分壮大，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正方胜，反方认输。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实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此期间，一小批人成了超级亿万富翁，一大批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这些人理直气壮地认为搞资本主义好，认为中国本来就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改开”后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贫富差距无限扩大、官僚们严重的贪腐、以及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们精神、信仰缺失等，现仍然有很多人怀念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好。

　　在中国，到底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许还要争论三十年，即等到建国100周年后人们通过比较、总结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

　　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家们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首的“改开派”搞了三十年的“特色主义”。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开始了，人们满怀希望。习主席提出了“中国梦”，强调不能以“改开”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改开” 的后三十年。强调要“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我认为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汲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走“中庸之道”不仅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符合中国今天的实际。

　　三、关于红卫兵

　　三十几年来，由于当局对红卫兵的打压及主流媒体的错误引导，更由于不良文人昧着良心，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文学艺术作品对红卫兵肆无忌惮的恶意歪曲和负面渲染，他们把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描绘成粗俗无知、只会“打、砸、抡”的痞子无赖，以致在今天的一些年青人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到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共产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青年。在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雷锋精神的教育和熏陶下，他们信仰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正确的党，光荣的党”。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甚至都还很幼稚，但无可否认，他们是最富于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一代人。

　　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老红卫兵”始于1966年7月，终于当年10月，前后约4个月。

　　造反派红卫兵始于1966年9月，终于1968年8月，前后约两年。

　　北京的“老红卫兵”组织最早见于66年5月下旬。

　　66年8月，北京各院校的老红卫兵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其骨干成员主要是高干、军干子女(当时中央及国家军政主要领导人的在校子女几乎都在其中)。他们在其父母和北京市委所派工作组的支持下很快成为各大、中学文革运动的负责人。如刘少奇之女刘涛(“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负责人)，邓小平之子邓朴芳(北大校文革筹负责人)、贺龙之子贺鹏飞(清华校文革筹负责人)等。其中，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北京工业学院的谭立夫和北京14中的宋彬彬(宋要武)。

　　谭立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

　　宋彬彬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她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而且由毛主席给她改名为宋要武;二是她于66年9月跑到武汉，公开支持以张体学为首的原湖北省委，大骂其他北京南下师生，被张省长称为“党的好女儿”。

　　各省、市的“老红卫兵”组织成立于66年7、8月间，都是由各省、市党委直接组建和领导的。就武汉来说，当时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红卫兵师”，由省委统一领导，其主要负责人也都是由“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指定的。我院当时文革小组“大会主席团”成员基本上都是原院学生会和团委的负责人。

　　“红卫兵师”的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中的党员和团员中的骨干(当时入选红卫兵比入团还难，大多数团员都未能被接纳)，不久后，各校红卫兵师联合组建了“武汉红卫兵司令部”(即武汉市红卫兵第一司令部)。

　　“老红卫兵”们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他们或因自己的父辈是打天下的功臣，或因自己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团干部，自认为是“根正苗红”，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老红卫兵”们在工作组的支持和默认下做了很多后来被人们诟病的事。如他们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黑帮”，迫害了很多当时的文化名人;在“反四旧”的口号下，他们毫无顾忌地破坏了大量文物古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学校大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抓“反革命”、搞“红色风暴”。

　　在这场“红色风暴”中又以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最为凸出，因而很快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注意，江青首先发表讲话，称他们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接着陈伯达就高(军)干子女问题发表了专门讲话，指出了高干子女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向工农兵子女学习，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

　　随着“工作组”的撤出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到66年10月，北京一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先后被审查，更多的“老红卫兵”反戈一击，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因而被瓦解。因各省、市委在文革初都执行了刘、邓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各地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就失去了依靠和根基，所以都在66年11月前后解体，其成员中的大多数转而加入了本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为“造反派红卫兵”。

　　说到“造反派红卫兵”，那就必须说到文革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造反派”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没有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矛头向上整党内走资派呢?还是矛头向下整基层组织的干部甚至普通群众。

　　两条路线都有其代表人物和领袖，也都有各自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文革初，刘、邓确定文革的重点是“整顿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他们沿用“四清”和“反右”时的方式和策略，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以保目标不致出现偏差”。

　　而毛主席文革的目标和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式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倡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揭露“走资派”。

　　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大辩论都是围绕着“资反路线”而发生、发展的。当时全国所有大、中学生也都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去的。

　　如果没有关于“资反路线”的大字报、大辩论，文革中的亿万民众根本不可能那样迅速地被发动起来。

　　如果当时没有亿万民众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并最终取得胜利，刘、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必定是又一次“反右斗争”，其后果将比当年的“反右”严重千万倍。

　　在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到67年1月，“造反派”已不仅仅是学生，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最多，工人的造反派组织已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

　　“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随着68年各级革委会的先后成立，群众组织被撤销及中学生上山下乡和66—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在文革中曾风云一时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文革主体之一的造反派红卫兵这时虽然退出了文化大革命，但作为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即以群众组织代表身份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们，如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武汉的“钢”、“新”两派的主要头头，他们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却发起了“内战”，就像我在十九章《钢新之争重起》所记述的那样。

　　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多数在“改开”后得到重用，他们都先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却没有老红卫兵们的幸运。

　　69年下半年后，没完没了的“学习班”和后来的“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不仅使这些头头们的“左倾思潮”被彻底清算，其“造反精神”也大打了折扣。

　　邓小平复出后，造反派头头们的厄运开始了。

　　凡进入到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们几乎全部被内定为“三种人”入了“另册”。他们的职务不但被撤销，而且统统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多的被判了14年，少的也判了8年。因工职被开除，出狱后的他们只得“自谋出路”。

　　我们华中工学院被结合到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张立国(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郭保安和聂年生(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出狱后，张立国成了长江大桥下摆摊的小贩，郭保安回到了河南，成了某企业不能露面，有职无权的“总工”，而聂年生的结局最惨，他出狱后到处找工作，但无人敢收留，只得靠列车上的一个朋友去长沙贩卖甲鱼。但他本不是做买卖的料，最后终因穷困潦倒，于89年病故。

　　被结合到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红卫兵代表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人虽没有被投入监狱，而是分配到了基层工矿企业当了工人，或去部队农场当了兵，但他们却被戴上了“紧箍咒”(即所谓的“记录档案”)，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被横蛮地剥夺，而且成了此后本单位的“老运动员”。

　　根据邓小平和陈云的讲话要求，凡结合到了大专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红卫兵代表，不管他们的品德如何，能力如何，也不管其是否犯了错误，都不能出任县处及以上党、政的领导职务，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也要一律撤下。从而制造了文革中最大而又被人们忽视了的“冤、假、错案”。之所以说是“最大”，是因为该案牵涉的人何止上万!而说它是被“忽视”，是因为建国以来几乎所有“冤、假、错案”后来都被“平反”了，惟有被长期冤屈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们的错案无人过问，成了历史积案。有关情况我将在下一编《改革编》中还要说到。

　　我认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文革时的红卫兵是应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的。因为红卫兵开创和践行了“大民主”。而“大民主”使得大小官僚们原形毕露，无处遁身。同时，红卫兵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唯上唯大”的封建意识，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官怕民”而不是“民畏官”的景象，让人们品尝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快乐。同时为后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四、关于“人整人”和“冤假错案”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中的“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多有怨言。

　　网上有文章称：文革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挨过整。此说虽未免太夸张，但文革中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人整人”的情况，也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非毛派将文革中的“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归罪于造反派，归罪于毛泽东。

　　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制造了“人整人”(文革时称“群众斗群众”)和“冤假错案”的不是造反派，更不是毛泽东，而是刘、邓的反动路线，是旧的体制。造反派才是“人整人”和“冤假错案”的真正受害者。

　　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弄清事情的真相，我认为首先要明确什么叫“人整人”?

　　所谓“人整人”，就是一些人以“组织”的名义，通过跟踪盯梢、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想当然”等非正常的手段取得一个人的“材料”，然后将其无限上纲，罗列罪名，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定你一个什么“反革命”、“右派”、“×种人”，并将“材料”塞入到你的档案中，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环境下让你难以翻身。

　　“人整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或说是两个关键要素，即“组织”和“帽子”。这里的“组织”指的是“党组织”，“帽子”指的是所谓“反革命”、“坏分子”之类的政治标签。在我国只有“党组织”才有权给一个人确定“标签”，也只有“党组织”才有可能将“材料”装入一个人的人事组织档案中。

　　根据上述“人整人”的两要素，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认为“人整人”和“冤假错案”是造反派所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群众组织都不是“党组织”，都无权，也不可能给一个人定“标签(成分)”，更不可能给人设立人事组织档案。

　　文革中“人整人”的情况发生在两个时间段，即文革初刘邓推行“资反路线”时期和后来的军人治理时期。

　　文革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文革工作。他们通过派工作组掌控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用“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 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策略，以“党组织”的名义收集、整理了大量敢于给党的领导干部提意见的人的“黑材料”，并给扣上“反党”、“反革命”、“野心家”等帽子，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文革期间的“抓黑帮”、“批斗学术权威”、“迫害文化名人”、批“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学生批斗老师”、“扫四旧”、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一小撮”、“游鱼”等“冤假错案”几乎都是在刘、邓主持文革工作期间(66年6月-12月)发生的。

　　网上有文章统计了文革中自杀和冤死的文化名人有×万人，并笼统地将其归罪于文革。但我们只要看看文章中列出的这些人自杀或冤死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些人都是冤死于刘、邓领导文革的期间。凡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亲历者，我想都会承认这是历史事实。

　　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硬把“人整人”和“冤假错案”归罪于造反派和毛泽东。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十年浩劫》一书的作者马文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马文革在他的书中虽然也承认：文革前，他被派下去农村搞“四清”，按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农村大抓“走资派”，一般生产大队干部都成了他们打击的对象。但他在极力控诉造反派红卫兵的同时，却只字不提他是在文革刚开始，刘、邓主持文革工作期间被原四川省委抛出来并被打成“黑帮”的。他被刘、邓打成“黑帮”，却嫁祸于造反派红卫兵，我真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刘邓的“资反路线”被批倒后，各省、市革委会相继成立，我国除北京、上海外，各地进入到军人治理时期(各级“革委会”的第一、二把手都是军人，是名副其实的军人治理地方的时期)，直到1974年。在此时期，那些大权在握而又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敌视的“诸侯”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期间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人被整，以至冤死。其中又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领导的江苏省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领导的湖北省尤甚。

　　这一时期被整的都是普通群众和造反派的骨干及其领袖人物。

　　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原造反派头头就文革中“人整人”问题发表的文章，他们也把自己挨整归结于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首先，我们得承认，造反派的头头们确实有错，“挨整”事出有因。

　　67年8月-68年8月间，造反派头头们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大搞派性并发展到武斗，这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且造成了无辜群众的重大伤亡，教训是十分惨痛的。这些错虽然与军队“支左”有关，但头头们的责任也是应该承担的。

　　我认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造反派头头们的严重错误的态度应该说是宽容的，并始终对造反派头头寄予了希望。

　　毛主席认为造反派头头们的错误是“小将犯错误”，是可以通过整风和“斗私批修”(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周总理67年10月10日对武汉造反派头头的讲话和68年8月15日毛主席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中得到印证。

　　武汉“新派”头头吴焱金在《我亲历的周恩来总理与武汉文革》一文中，在谈到67年10月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来武汉顺便解决武汉“钢、新”两派的大联合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10日，总理临行前给我们讲党的历史，讲了山头主义和派性的危害性，告诫青年人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头脑发热，不要膨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始终要做有利于大团结、大联合的工作等等。期间还点名问朱鸿霞：‘把湖北省交给你管行不行?’朱鸿霞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总理说:‘好嘛, 有自知之明, 年轻人还要经受锻炼成长’。点名对我说:‘把武汉市交给你管行不行?’ 我也连忙说：‘不行不行!’总理说:‘现在不行, 不等于将来不行。革命时期, 很多同志很年轻就当了团长. 师长, 照样打胜仗, 关键看你为谁打仗, 执行什么路线……’”。

　　68年8月，北京天、地两派的“内斗”愈演愈烈，武斗不断升级，以致清华大学蒯大富领导的一派学生打死打伤了毛主席派去制止武斗的几个工人宣传队队员。

　　8月15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等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在五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主席对五大学生领袖的错误并没有作任何指责，而是以长者慈爱的态度，以商量的口吻和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见附录八《毛主席接见五大学生领袖》)

　　现在有人说毛主席、周总理在文革中、后期如何如何“整治”造反派头头，我认为用“整治”二字似有不当。

　　为了帮助造反派头头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毛主席、周总理采取的办法是搞整风，办学习班。结合到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不仅集中在北京办，也在所属的省市办。而结合到院校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则在本校办，而且是一个学习班接着一个学习班地办。

　　在学习班期间，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搞“斗私批修”。

　　现在一些人把办学习班也说成是“人整人”，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作为华工院革委会委员，也曾参加过几个学习班，如“贯彻5.27指示学习班”、“贯彻9.27指示学习班”等。每次学习班都在一个月以上。我并不认为在学习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挨整”。当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斗私批修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试想：如果没有当时一个接一个的“学习班”，造反派头头思想中的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能轻易消除吗?如果这些错误不能即时消除，“大联合”能实现吗?各级革委会能顺利成立吗?

　　我认为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办学习班决没有要否定造反派头头的意思。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毛主席在世时，这些头头们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是副主任，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还是副主任。当一些地方的军政府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借机对造反派头头进行无情打击时，毛主席还一再告诫这些人对“小将”们“要手下留情”，“要宽大为怀”，甚至还说“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他们犯错误，你们就不犯吗?”

　　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发生在毛主席逝世后。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没有想到的。

　　现在有人把办“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说成是“整人”，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五、关于文革经济

　　历史学家经常用“发展了生产力还是约束了生产力，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来评价一次更朝换代或革命，并以此来评价其领袖人物。认为凡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更朝换代或革命是正确的，进步的。反之则是倒退的，反动的。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包括思想理论界，流传着一个被许多人接受，而且很少怀疑的说法，即：“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的结论。

　　实际上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对文革期间的经济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叶剑英在1979年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1.2%。”

　　上述《决议》和“讲话”都是在否定文革、非毛化盛行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对文革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然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我国经济不是“有所发展”，也不是“很大发展”，而是有着迅猛的发展。而且这些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绝没有现在的所谓“虚拟经济”的成分。

　　我们先来看看“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文革时期(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铁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526.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十年间增长了5倍还多。

　　如果我们不看这些数据，只看事实，那么我想凡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你当时是工人、农民、士兵、干部、青年学生、下乡知识青年都见证了以下事实并为此兴奋过，激动过：

　　1)文革中“两弹”爆炸，“一星”上天，“导弹核潜艇”下水，“大飞机”试飞，“万吨水压机”诞生，……。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国之大器”，我们的国家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它不但奠定了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强国的基础，而且向全世界彰示了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

　　邓小平也承认：“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江泽民也曾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2)文革中的“援越抗美”、“三个世界划分”，“乒乓外交”

　　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周总理独立、正确、灵活的外交，才有了我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才有了“世界霸主”美国的基辛格借道访华和尼克松与毛主席在书房的握手。才有了一大批国家的元首、领导人纷纷来北京觐见。从而解除了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长达几十年来的封锁，为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3)文革中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我国亿万民众都参与了的，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是难以抹杀的。

　　正是文革期间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在大庆油田后就又有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吉林扶余油田等。我国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的年产量已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从而使我国从一个“贫油大国”变成了世界第七产油大国。

　　正是由于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全国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才取得了“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线建设”不但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工业布局状况，为我国后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三线建设”还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

　　在交通运输方面，文革期间我国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了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了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线建设”中，我国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机械企业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能源企业如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峡西秦岭火电站等。原材料工业如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纲管厂及成都钢铁基地。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更是影响深远。

　　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5亿亩;

　　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800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79%和137%;

　　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 11条大河道，建成30多座大水库、2000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5大河系，修堤4300公里，疏浚270条河道，建成80座大中型水库、1500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271处，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5倍;

　　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220座，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 70000万亩，比1965年增长41%，平均年增长2.9%;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千瓦，分别比1965年增长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长11.15%和16.8%。 1975年我国机井数达181.75万眼，比1965年增长935.89%，平均每年增长25%。

　　在水利建设中，到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被称为“人造天河”的林县红旗渠于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工机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

　　文革中的农业发展与58年大跃进时不同，它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70年代初开始，我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就取得了世界闻名的成绩。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1975年10月20日正式通过了国家鉴定，其成果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治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前的条件上，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和改革，是分田到户还是联产承包，农业产量要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从此可以看出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文革中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些说文革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崩溃论”者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公然诋毁，也是对曾经亲历了那段历史并为我国经济发展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座座丰碑的亿万人民的蔑视和侮辱!

　　我毕业分配后参加了“三线建设”。我见证了修建云南中谊村铁路支线和田坝煤矿支线的全过程。见证了我们“铁路指挥部”三千多建设者住油毛毡、草席搭建的工棚，用较原始的工具(当时大型施工设备很少)，凭着“建设四化”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云南两条铁路支线的修建工程。这两个工程如放到今天，会花多少钱不说，即使用现代的大型施工设备来修建同样长度的两条高等级的公路，要在五年的时间内完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些相信“崩溃论”的年轻人，你们可以回家问问你们的祖、父母，他们当时可能是一个石油战线或“三线建设”的一个普通工人或干部，也可能是一个企业的普通职工或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可能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听听他们是怎么评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的。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当时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甚至受了很多委屈。但他们肯定会告诉你那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奉献的年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但生活必须品及住房、医疗、教育都有基本保证的时代;是一个贫富悬殊很小，社会稳定和谐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贪污腐败、更没有“黄赌毒”，极少刑事犯罪的年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都认为“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水不忘挖井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正确的。人们也认可今天那些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今天一些人却对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曾经经历的奋斗和苦痛不以为然，他们享受着前人奋斗的成果，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报怨前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罪过，确实是太令人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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