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论专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专制，是解读资本世界的钥匙。

　　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是实验，资本主义也是实验。

　　这是一个从专制向民主嬗变的实验。

　　1933年，胡适欲为中国开设“民主训练”课。他说：“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再论建国与专制》)。

　　民主，为了专制!

　　胡适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虽然谋得一把金交椅，但终究没有开成这门课。

　　章伯钧、罗隆基挟新生资产阶级朝气，试图在新中国开设这门课，却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验劈头盖脑地打折了脊梁骨。

　　改革开放，“知识精英”们终于开设了这门课，民主启蒙着人民，也同时昭示了民主的指向——资本专制!

　　资本专制是中国社会进程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

　　胡适论专制：“现在人所谓专制，至少有三个方式：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阶级的专政。……国民党的民主集权的口号是第二式，……共产党则是要一阶级专政，而专政者仍是那个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党。”(《再论建国与专制》)

　　胡适已经看破：“国民党的民主集权”其实是“口号”，背后是蒋介石独裁;而共产党“要一阶级专政”，其实是“党专政”。只是他当时未曾识得：“党专政”还得让位于毛泽东独裁。

　　“独裁”，势在必然!无论孙中山独裁、蒋介石独裁抑或毛泽东独裁，无非直面中国农民社会的现实抉择而对历史进程的自觉认同;至于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之谓，分明以“宪政”的明确指向为“领袖独裁”预设了归宿。

　　宪政是中国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政治诉求。

　　何谓“宪政”?

　　——便是胡适所云“一党的专政”。

　　实际上，国民党的“民主集权”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异曲同工，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党专政”，也就是集团专制。

　　何谓“集团专制”?

　　——便是胡适给出的具有民主内涵的开明专制。

　　宪政=集团专制=开明专制。

　　按照胡适的时间表，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训练”，中国20世纪末应该进入“开明专制”。

　　那么，中国进入开明专制了吗?

　　事实上，胡适关于三种专制的界分，应解读为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领袖独裁”——以君主专制形态对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专制的抽象。

　　“一党专政”——以集团专制形态对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专制的抽象。

　　“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专政形态对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专制的抽象。

　　从原始公社解体进入阶级社会，人类便开始了这三种专制的嬗变。其深刻处，就是民主在专制形态下对专制的蚕食，就是人民主权在专制框架内的“量”的积聚与扩张。

　　量变到质变。只有人民主权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人民专制，才可望开始向专制终结的过渡，才有“普世价值”的实现和人类的解放。

　　人民专制的政治形态，即胡适所称“一阶级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专制的承载者。

　　无产阶级因其“无产”而成为解体的阶级。“解体”，意味着阶级的消亡，意味着它“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意味着它“融化”在民众中成为人民整体的构成：无产阶级=人民;它因此具有了“人民专制”的社会基础和内在依据。

　　相应地，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体的专政，它意味着人民主权的确立，意味着专制的消亡，也意味着它不具备逆“天”之“道”而聚成特权集团的条件和理由。

　　无产阶级专政有着严格的自我限定：以“阶级专政”的形态，维护并扩展人民主权，代言人民对特权剥削的专制。它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集团专制水火不容。

　　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又不能不是资本主义集团专制的坚定践行者。

　　君主专制，集团专制，人民专制，三种专制在对立中同一。谁在“同一”中居主导地位，谁便决定了专制的性质，同时意味着与另两种专制的统一战线。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

　　农民寄托于革命的，只能是为民主的专制。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不能不借用封建君主专制的形式。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美国的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都基于自身立足的农民社会而程度不同地利用“领袖独裁”表达资本主义的进步诉求。

　　俄国、中国在落后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为民主的专制作为农民革命的诉求，决定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基于自身立足的农民社会而利用“领袖独裁”表达社会主义的进步诉求。

　　受制于社会条件而为促进历史进步的“君主专制”，创造着人类进步的峰巅，迸发着人类精神的永恒光芒。克伦威尔、拿破仑、华盛顿的“领袖独裁”，表达了资本主义形态下人民专制的抽象;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朝鲜金日成乃至委内瑞拉查韦斯的“领袖独裁”，则是社会主义形态下人民专制的雏形。

　　然而，在现代大工业未全面展开的封建土壤上，“人民专制抽象”只能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之呼，为资本主义形态下的人民民主奠基;而“人民专制雏形”也只能以对人民主权的本质张扬，为社会主义形态下的人民民主指明方向。

　　二者都不足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因为，“人民民主”主要是被代表;人民还不具备自觉参与民主的社会条件和综合素质。

　　那么，在现代资本世界呢?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进步，以及资本关系的确立和人民社会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推动，君主专制被否定，“为民主的专制”转化为集团专制。

　　集团专制是人类社会对个人专制的挣脱，它是民主自觉在整个世界普遍提升的产儿;然而，集团专制同时是表现为民主形态的资本专制，它以资本特权对人民主权的制约，维护大资本家阶级的统治。

　　威•多姆霍夫在《当今谁统治美国》中写道：“制定政策的过程始于法人企业董事会的房间，这个过程终于政府。”(转引自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维•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中写道：美国两大政党“无论是执政期，还是在极有可能再次当选的时候，他们都维持着政治的垄断。”

　　弗•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中揭示：“所有现代工业国家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对利益的界定几乎完全掌握在一群行政和企业精英手里。”

　　郇庆治在《欧洲绿党研究》中揭示：“西方政治存在着日益强化的反民主倾向，越来越多的重大政治决定出自政府成员手中而摆脱人民和议会的控制。”

　　奥•裴徹和池田大作更激愤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爆发过150场战争，而没有一场战争是经民主过程通过的。”(《为时未晚》)

　　政府专制!

　　或者说，集团专制。

　　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形成特权集团联盟，相互利用，相互支撑，取代封建性“领袖独裁”，成为欧美资本主义政治的基本形态。

　　两党轮流执政，说到底，无非是表现为两党竞争的大资本家阶级“一党专政”。

　　集团专制，是宪政的本质写照。

　　宪政，属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没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借用和变通。

　　社会主义没有集团专制。社会主义的主旨是人民专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人民主权颠覆资本特权的担当。

　　然而，“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或者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走完资本运行的全过程，或者经过人民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主导下走完资本运行的全过程。二选一，别无它途。

　　事实上，不论苏联崛起，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都是社会主义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进步。“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一直在完成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并或多或少最终产生了相似的社会后果。”(莫•迈纳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什么社会后果?

　　——对资本主义的认同。

　　社会主义不能不认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能不认同资本主义宪政——集团专制。

　　如果说，在封建土壤上，人民主权只能由“领袖独裁”来行使;那么，在资本主义基地上，人民主权则只能由“集团专制”来代言。

　　马克斯•韦伯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坦率摒弃伪善：“人民主权”在现代社会“仅仅是一种心理上具有感召力的宣传和诱导，不存在任何可能性。”他主张“精英政治”，断定“专断的科层制不可避免”，而且是最有效的统治形式。(见李良栋：《当代西方的民主理论》)

　　精英政治!

　　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如此。集团专制同样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形态。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在资本主导的世界，社会主义不能不具有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

　　然而，社会主义集团专制同时是对资本主义集团专制的变革，是新式的资本主义集团专制，即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在集团专制上的统一战线，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

　　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个意义上，新民主主义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

　　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在对立中同一。

　　从英国宪章运动至今，几百年来，尽管人类社会尚未挣脱资本专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宪政里，不仅积淀下资产阶级革命抗争封建传统的万千辉煌，更结晶着多少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牺牲，绽放着多少绚丽青春为民主挥洒的血花……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宪政就是被资本形态固化的人民冲击资本专制的社会主义成果。

　　向资本主义宪政致敬!向资本主义宪政内涵的社会主义成果致敬!

　　社会主义宪政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分尊重与落实资本主义宪政，建立完善的法制社会;同时，继承前驱者的遗志，扩张人民主权，制约资本特权，完成对资本主义宪政的彻底变革。

　　这是一个艰巨的变革。

　　曾经，苏联崛起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形成相类于欧美资本世界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形态下官僚特权剥削广大人民的资本关系。

　　资本关系的展开，不仅激发底层群体对民主的期待，同时爆响上层社会对民主的呼求。苏联共产党以对历史进程的自觉，开启了从“领袖独裁”向集团专制的转化之门，建立了表现为民主形态的集体领导体制。

　　赫鲁晓夫是这个“转化”的过渡。

　　这是苏联共产党对资本主义集团专制的借用。然而，借用不是单向的。困于私有观念的浓厚和资本的强大向心力，社会主义集团专制同时处于被资本主义集团专制反借用的危机中。

　　因为，专制的独断属性+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劣根性，很容易使专制者在社会主义的自诩中，畸变为背离人民意志的资本利益集团。

　　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明确了精神的反作用，即改造世界。“列宁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论》)

　　苏联共产党“忘记”了这个基本观点。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集团专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顺应历史进程的自觉;“人民专制”则是共产党人对历史进程必然指向的自为，共产党人不能淡忘这个“自为”。

　　苏联共产党虚拟革命，一头扎进集团专制的不归路，被资本驯化，沦为官僚垄断特权集团，将苏联社会主义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路。

　　那么，苏联共产党的自我颠覆，是不是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宿命?中国共产党能够规避这个宿命吗?

　　尽管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拼死抗争，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颠覆;然而这个“宿命”的魔咒，却日益深重地困扰中国共产党。

　　苏共20大后，毛泽东审慎地欢迎赫鲁晓夫变革;刘少奇则敏锐地捕捉到“苏联模式”的转折，将“个人专制”向“集团专制”的升华提上日程，他挑战正在形成的毛泽东专制，试图推进党内民主，树立中共领导集团的集体权威。王景伦引国外研究者的评论：“毛谴责刘的‘罪行’之一，就是他要从毛的手中夺权，将之转交到党的机构手中。”(《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以左倾的前瞻性思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刘少奇则以别样的左倾前瞻性思维——“苏联模式”的教条，试图完成从个人专制向集团专制的转化。

　　刘少奇忽视了：中国落后于苏联，还不具备转化的条件;他挑战毛泽东专制，其实是挑战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社会的现实解读。

　　中国农民社会是毛泽东抵制“集团专制”或曰“党内民主”的强力支撑。正是这种“支撑”促发文化大革命，推动毛泽东专制的登顶之旅;而峰巅上的毛泽东专制，则焦灼而深情地呐喊着对“人民专制”即人民主权的渴求：“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笔记》)

　　毛泽东专制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他以“人民专制”的理想幻觉，强权抵制中国共产党内多数派在社会主义形态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性共识。

　　毛泽东，成败其中。

　　改革开放，邓小平以个人专制的余威，重拾刘少奇的未竟心愿，迈出了向集团专制转化的坚定步伐。

　　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资本崛起，不但造就出一个呼风唤雨的“资本精英集团”，更造就出一个厚重庞大的工人阶级;而资本关系的确立，则将现代民主的课题鲜活地诉诸整个社会。民主的扩张，推动集团专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

　　中国开始具备从“个人专制”向“集团专制”转化的条件。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那河中依稀可辨的石头，就是刘少奇理论。

　　刘少奇理论不同于毛泽东对“人民执政”的理想期待，而是将“执政为民”的理性自觉诉诸于“共产党精英政治”。改革开放，邓小平继承刘少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发展生产，稳定大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对共产党精英政治充满自信，也充满期待。

　　那么，什么是“好的政治局”?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讳言自身的的“专制”特色：社会主义借用和变通资本专制，以“集团专制”的铁肩担起扩张人民主权的重任;以“共产党精英政治”代言人民专制。

　　——社会主义集团专制!

　　中国共产党步入从“个人专制”向“集团专制”转化的进步之路。“政治改革已经瓦解了对毛的崇拜，邓将恢复集体领导当做政治改革的中心议题并恢复了集体领导制。”(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邓小平重展曾经苏联的变革之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权力更加分散，更加具有集团操作的性质。废除了主席制，使党的书记成了党的领导人，从而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像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党的总书记只有召集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的权力，因而，他的权力相对被削弱了。”(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不排除个人专制回潮，但只能昙花一现;因为个人专制的基础已经崩塌了。集团专制日益彰显强大的生命力，不管有意无意，甚至不管是善是恶，凡是弱化、抵制乃至破坏集团专制的人或事，都遭到清除，则是必然的。在曾经的苏联：贝利亚、马林科夫、朱可夫……，在中国：陈希同、陈良宇……

　　那么，步苏联共产党后尘的中国共产党，也将重蹈苏联剧变的覆辙吗?

　　这种可能性严重存在。

　　列宁看得分明：“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伟大的创举》)

　　毋庸置辩，集团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宪政，作为资本世界典型的政治形态，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对人民民主的制约，是资本专制主导的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置身资本世界，不能不充分借鉴资本社会扩展人民民主的宪政成果，也不能没有为发展资本垄断而对人民民主的制约。因而它深蕴着向“人民专制”转化的光明前景，也潜存着践踏人民主权向资本专制异化的巨大风险。

　　但是，毛泽东可以借助封建君主专制形式表达对人民专制的诉求;毛泽东的后来人就不能抵制异化，以资本主义集团专制形式表达对人民专制的诉求吗?

　　不能拒绝集团专制。集团专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保障和中华崛起的先决条件。

　　因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依凭跨国集团的“资本专制”对整个世界的资源、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和“人权”的全面垄断。

　　中华民族和世界所有民族，都在资本垄断的枷锁里挣扎。

　　当资本帝国主义尚在母腹之际，恩格斯已经指出资本垄断的大趋势，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补语：“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在资本帝国主义诞生之初，列宁便对其本质作了揭示，他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写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是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经济本质就在于此。”

　　约•加尔布雷斯指证：“在美国，全部生产的约2/3来自1000—2000个大公司，而且这是所有工业国家的一般情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

　　米•杰里亚金断言：“跨国公司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源泉。”(《后普京时代》)

　　经济的垄断撑硬了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实行全球政治专制的腰杆。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论断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被证实：“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共产党宣言》)

　　从1848年至今，资本主义从单个国家的自由竞争到资本垄断，再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全世界的竞争，一个半世纪的“政治集中”，形成了美国帝国主义体系对世界的霸权。

　　毋庸置辩，美国的民主走在世界前列!

　　然而，“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美国任何当政者在国内必须受制于一整套制衡机制，在国际上却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总绪论》)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展霸主雄姿，高踞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上，以其内外迥异的有限民主，公然着对世界人民的蔑视和对民主的侮辱。

　　美国的民主是不是古希腊民主的现代版?“九万雅典公民，对于三十六万五千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雅典的公民民主，靠对世界各民族及巨大奴隶群敲骨吸髓的榨取来维持。曾经的雅典统治者伯里克利便被称为“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帝国主义”。(见德•加亚尔：《欧洲史》)

　　美国的公民民主，同样靠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的盘剥来支撑。“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其虚拟经济的支撑……美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推动者，而是靠经济规则垄断、靠政治和军事权力垄断、附着于世界实体经济发展上的‘吸血鬼’。”(占豪：《大博弈》)

　　帝国主义霸权以强盗+骗子的斑斑劣迹，演绎着跨国集团撬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杠杆掠夺世界各民族的疯狂，全方位地证实着列宁的精准定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然而，“垂死”不等于丧失生命力。

　　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众多的落后民族和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就有广阔的掠夺空间;只要世界人民没有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民族崛起的自觉全面挤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资本跨国集团的恶性垄断就不会停歇。

　　世界人民，任重道远。

　　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抗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领军。

　　如何领军?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企业已成为现代所有国家社会竞争力的必要基础。他们的技术和商业价值的存在是必需的，它们的成功是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米•杰里亚金：《后普京时代》)

　　换句话说，垄断是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领军的必要条件。

　　没有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的垄断与集中，社会主义就无从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中立足，就没有民族崛起;不在资本全球化中强力取得话语权，社会主义就将沦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更谈不上引领社会主义全球化。

　　尽管垄断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属性，极易使社会主义被资本扩张绑架，发展为官僚资本特权集团，步苏联争霸覆辙。但资本争雄，却是社会主义别无抉择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激情抒怀：“我们若想打倒可恶的帝国主义，决不能以王道来打倒它，却反过来要用帝国主义去打帝国主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际上，非此便无法为中国的文化找到一条出路。”(转引自夏中义：《人与国家》)

　　拒绝资本垄断与集团专制，就不能消灭垄断与专制。

　　甚言之，拒绝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帝国主义。

　　然而，借用帝国主义，则严重滋生社会主义向社会帝国主义异化的危险。

　　两难!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实验。

　　列宁、斯大林的苏联革命与建设是社会主义实验，赫鲁晓夫的苏联变革也是社会主义实验。这个实验失败了。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实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社会主义实验。这个实验处于成功与失败的艰苦博弈中……

　　举目茫茫人海，何处不见资本“魔舞”?社会主义实验焉能不在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中求索!

　　所以毛泽东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所以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清醒启迪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既是“大试验”，就难免大的磕磕绊绊、大的反复、大的回旋，乃至资本主义卷土重来、资本大亨飞扬跋扈，以及贪污腐败泛滥……;包括邓小平理论自身，也难免大的失误，乃至被扬弃、被批判。

　　然而，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实验——

　　改革开放将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崛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能否引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

　　薛 遒

　　(本文摘自《文革在中国历史的定位》，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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