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场思想革命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文化革命作为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观念映照，则古来皆然。
2500年前，柏拉图记载下古希腊的“文化革命”： “教师惧怕、吹捧学生;学生轻视教师。年轻人和老年人平等，而且随时会在言语上或行动上与老人顶撞;老年人俯就年轻人。”(《理想国》)
800年前，陆游记载下中国宋朝理学运动的“文化革命”： “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叙》，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困学纪闻》)
如果说，古希腊“文化革命”是奴隶制形态下的文化冲击，古中华“文化革命”是封建制形态下的文化冲击;那么，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则是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文化冲击。
五四运动分明是一场冲决千古传统罗网的文化革命。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领袖群伦，鲁迅更激进地宣言与旧文化的决裂：“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而早于鲁迅的孙中山则无愧文化革命前驱。他在少年时便以激进作为和同伴大闹庙宇，“亵渎神灵”，将家乡供奉的神像断手指、刮脸皮、砸耳朵，致遭乡民雷霆之怒。
孙中山期待文化革命：“想要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知难行易》)
文化革命——思想革命!
这个使命，他留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担起孙中山的嘱托。——这是中国历史的嘱托，是世界文明史的嘱托。
公元前500年，人类的轴心时代。(亚斯培尔斯)
古希腊，古中华，古印度，古犹太……，各文明古国以不同形态先后经受社会大变革的洗礼。在民族撕裂与整合中，东亚和西亚，东方和西方，被铁与火的锻压，共同迸发出文化革命的强烈呐喊。
苏格拉底以身殉志。他在临刑前向雅典人疾呼：“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申辩篇》)
犹太先知为国破家亡自省自赎，将以色列的民族复兴与崛起诉诸耶和华一神独尊：“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旧约·申命记》)
释迦牟尼以“佛”的名号呼吁众生“觉悟”，将戒、定、慧的自我修养，指向“平等地”的至高境界：“得净利养，与众共之，平等无二。”(《游行经》)
老子“道法自然”，破除夏、殷、周三代尊天尊神的传统观念，已经奏响文化革命的强音;而以“德”遵“道”配“道”，更将循“天之道，利而不害”而灵台翻新的重担，压在了中华子孙的肩上。
孔子清醒地正视社会现实，将老子“道”之崇高变通为“仁”之实用，明确了以“自爱爱人”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打通了文化革命成果向儒学思想体系转化的路径。
“明明德”!从此，儒学思想体系以“忠恕”为最高准则的道德诉求，贯穿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
文化革命的内在指向 ——思想革命!
它不是道德说教，不是“强迫崇高”，也不是宗教呓语，更不是扼杀个性;它是纠正几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影响下人类对个体性的畸重，唤醒人类对自身社会性的自觉认同：人只有在“为他”中，才能实现“自我”。
人类，是个性与社会性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壮大的群体。个体生存，在于整体向心的稳定;整体发展，在于个体创新的推动。
人类，必须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中走出自省之路;而文化革命，便是为着自省的主动作为。
毛泽东承前启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对公元前500年人类轴心时代的呼应，是对人类观念变革之诉求的升华。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开宗明义，宣言了思想革命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
《五一六通知》：“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十六条》：“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然而，毛泽东超越历代先哲，把文化革命从宗教殿堂里解放出来，从抽象的伦理道德、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将其置放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基座上。
毛泽东清醒地正视资本世界的畸化：特权恣肆，金融敲诈，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摒弃脱离社会实践的面壁思过、祈祷忏悔、闭门修养，而将人类观念的变革诉诸最广大民众反抗极少数特权阶层的阶级斗争，诉诸人民主权制约和剥夺官僚垄断的政治革命。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继承、发展和升华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科学与资本社会的政治科学;它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实验，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科学。
社会主义政治科学的确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
(本文为《文革在中国历史的定位·序言》，该书由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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