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

　　——文革反思录

　　薛遒

　　山城重庆。

　　嘉陵江环抱中，有一座中国唯一的红卫兵公墓。那里埋葬着500多位红卫兵的尸骨。

　　当年，文化大革命惊心动魄。为了保卫毛泽东，为了共产主义的召唤，红卫兵们用坦克、迫击炮、登陆艇、机关枪……，浴血搏杀，死伤惨重。然而，他们“一律英雄般地豪迈，一律像革命先烈那样，为了一个理想而去抛头颅，洒热血”。(郭栋：《中国唯一的红卫兵公墓》，见《老相册》)

　　这是对立两派红卫兵共同唱响的时代壮歌。

　　为着崇高，一群鲜活的血肉之躯以无所畏惧的生命奉献，与别一群同样为着崇高同样无所畏惧的血肉之躯，刀锋印红!

　　他们被“精英”唾弃。季羡林痛斥：文革中“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牛棚杂忆》)

　　然而，他们更与历史同辉。这对立的血肉之躯共同燃起人类理想的火炬，给予21世纪直至千秋万代以久远的灵魂震撼。

　　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土耳其问题在下院》，转引自朱寿桐：《孤绝的旗帜》)

　　红卫兵是悲剧性的。他们的“革命”并不庇荫于政权之伞而失去刚烈，他们豪迈地放飞了“革命”之魂——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英雄的红卫兵!

　　谁鼓舞了红卫兵?

　　毛泽东。

　　毛泽东高擎“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毛泽东下发“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56年共产党整风，毛泽东欢呼大民主：“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开放大民主。红卫兵们“主办了数以千万计的铅印油印小报、杂志，建立了遍及全国的群众组织信息交流网络。……得到了相当程度自主成立政治性团体、办报、集会、游行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大民主’，调动了青年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激情，驱使他们为‘文化大革命’赴汤蹈火。”(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

　　民主激发民魂。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文化大革命民魂高扬，奏响“中国真进步”的主旋律，伴“大浩劫”之和声，唱彻广袤神州。

　　当“人民主权”得到尊重，人民就以主人的责任感治理社会。文化大革命触发全国“大动乱”，但人民主权的自觉却将“大动乱”控制在革命秩序内。

　　当“民主”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属于人民，人民就爆发出移山倒海的冲天气概。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经济建设，但人民主权激发人民的使命感，“抓革命，促生产”，又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叶永烈：《“文化大革命”简史》)

　　——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11.9个百分点，增长率为99.1%(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悉》)

　　文化大革命以对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求索，成为历史进步的航灯。“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大民主的节日。

　　然而，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瞩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而是实验，或者叫“演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转引自潘相陈：《毛泽东家书钩沉》)

　　当“绝大多数居民”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时候，不会有“无产阶级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小资产阶级大民主。

　　虽然执着于“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中国却并未根本变革农民社会的属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不管身着学生服，还是工人装，大体沿袭农民的思维和农民的习惯。

　　这是农民式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所以打砸抢，所以唯我独左、无限上纲，所以争权夺利、打击报复、诬告陷害……

　　印红标说得对：“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思潮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就其主体而言，都没有走出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樊篱。”(《红卫兵运动述评》)

　　文革伊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正统红卫兵自命政权的嫡长子，他们祭起封建的“血统论“，将阶级斗争的暴力大棒挥向手无寸铁的地富反坏右、教师校长、寺庙古迹、文物书画……，捆绑吊打，游街抄家，私设公堂，滥施酷刑，复制了父辈遗传基因中农民革命的传统模式。40多天的时间，“仅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

　　继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同样轮回着农民革命的劣根性——

　　文斗少“文”：“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人们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季羡林：《牛棚杂忆》)

　　武斗唯“武”：毛泽东批评：“无战争经验已经10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主席重要指示》)

　　沉迷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热，阶级斗争在你死我活中畸化，以至草菅人命。“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群众组织被打死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刘烨园：《托付》转引自夏中义主编：《人与国家》)

　　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写道：文革10年，“全国上下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

　　——分明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乱象。

　　民主，在激进与保守两股趋向的撞击中遍体鳞伤。它昂扬着新生力量为社会进步的崇高诉求而扫荡旧势力的真诚，也演绎着旧势力遗传给新生力量的腐朽在社会动荡里狂热爆发的丑陋。“崇高与卑污，相差只有一步。”(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

　　“公”与“私”，“善”与“恶”，在对立中同一。

　　焕发文化大革命“公有”光辉的，是形形色色个体私欲的冲动;或者说，从个体私欲迸发出对革命的焦渴：在“解放全人类”的辉光里，合同工为转成固定工造反，临时工为转成正式工造反，下乡知青为返城造反……

　　清华附中那批红卫兵创始者，虽一度迸发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激情，但“既得利益集团”享有者的根性，使他们很快向革命的对立面堕落，成了保守派。

　　出身下层家庭激烈反保守的后继红卫兵，同样在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崇高情操里，隐伏着为私欲的卑污。1967年夺权风暴后，“红卫兵头头越来越多地把为个人、小团体攫取和巩固权力作为头等问题。”(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

　　利益，哪怕在潜意识里，也是强劲的动力。它界分着“革命”与“保守”。

　　广东2200名学生抽样调查，“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绝大多数(73%)参加了保守组织，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61%)和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40%)则参加了造反组织”。(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红卫兵，曾点燃毛泽东的期许之焰。毛泽东期待像大革命烈火锻炼出一批中共卓越领袖一样，文化大革命能够挺起一批继续革命的后来人。他“倾向于把现有的全部党组织打碎，然后从下到上地重建——无疑在此过程中要把红卫兵和其他人中涌现的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大量革命干部和斗士收进来。”(斯•施拉姆：《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失望了。

　　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担不起革命重担。蒯大富、聂元梓们担不起，林彪、江青们担不起，陈永贵、王洪文们也担不起。

　　红卫兵们没有实现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升华;“解放全人类”的夸张下膨胀着对权力的贪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无法拧成一股绳，老干部、军队、造反派为不同利益取向的明争暗斗，以至于你死我活。“批林批孔”、“评《水浒》”……以派别之争的断章取义，将毛泽东颠覆旧势力旧观念的诉求化为儿戏。

　　列宁在遗嘱中，瞩望工人农民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变革官僚恶习;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践履了列宁的期待，一大批工人农民“一朝跻身卿相之间”，主政中华。

　　然而，毛泽东被“形式”愚弄。掌权后的工农兵和造反领袖们迅速官僚化、专制化，即如左派的杰出代表江青、张春桥们，也摇身而骄横恣肆，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红色贵族”。列宁、毛泽东理想的虚幻被无情嘲讽。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文化大革命深刻启迪：同为私有制中人，沿袭同样的私有观念;对于世界观的变革，被剥削者并不比剥削者有多少优越之处。

　　文化大革命砸碎共产党官僚体制，开放民主，给予各色人等充分展现与追求自我的机会，于是，“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飘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鲁迅：《二心集•沉滓的浮起》)

　　上层社会的“神圣”被撕破，暴露出特权集团惊人的丑陋：腐败堕落，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假公济私……

　　下层社会被压抑的私欲得到解放，千百万人的私欲汇成愤怒狂潮，冲决社会不公;而私欲与私欲也在激烈碰撞中，为“民主”写真：

　　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一片谩骂和围攻。”(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林彪之子林立果看得真切：一批批高官垮台，不在于他们有什么严重问题，而是林彪这样“说话算数的人想不想打倒他。要想打倒他，就不愁抓他的辫子。”(见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

　　毛泽东叹息：“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见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中的毛泽东》)

　　左派领袖江青“对毛泽东后期深化文革的部署表面上是‘紧跟’，实际上是拿它做棍子去打人。……把矛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周恩来，除了野心还有什么!” (梅俏：《毛泽东的“珠峰”》)

　　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吗?

　　这是小资产阶级大民主——以自我为轴心，排斥一切，否定一切。

　　那么，谁开放了小资产阶级大民主?

　　毛泽东。

　　毛泽东何以开放小资产阶级大民主?

　　毛泽东专制。

　　民主与专制，在对立中同一。

　　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依托毛泽东专制，是专制的外在形态。它执行专制，本身也是专制的。红卫兵们“远不像国外某些‘文革’研究者所说的是什么民主组织，而是某种集体的或大众的具有专制性因素和特征的组织。”(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毛泽东专制的强力构成。

　　毛泽东专制，其来也久。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毛泽东专制：建国后，“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毛泽东为什么专制?

　　肖铁肩做另类解读：“共产党中的一些人不再代表人民了，他自己必须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替人民做主。因此，他就是‘中介’。这样，他的政治行为就有了两个走向：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需要对他有‘一点个人崇拜’，实行一言堂，个人专断;在下层群众，最大限度地诉诸‘民主’，发动群众造‘走资派’的反。”(《领袖心中的上帝——毛泽东的人民观》)

　　红色专制!

　　天安门下千万红卫兵热泪盈眶的狂热，以及红书、红领章、红臂章、红像章“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红海洋涌浪，写意了红色专制与人民民主的血肉情深。

　　毛泽东推崇“红色专制”。他“在1958年‘大跃进’中曾提出党委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见叶永烈：《“文化大革命”简史》)

　　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

　　人民支持毛泽东专制。

　　“伏尔泰说过，即便没有上帝，人类也要造一个上帝。中国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开始和实现它的新的革命。”(斯诺：《漫长的革命》)

　　这与现代民主相悖。

　　1919年，五•运动已经举起民主之旗;1945年，毛泽东更在延安推行以“三三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建设，他针对黄炎培“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的担忧，明确了“民主新路”的指向。(见黄炎培：《八十年来》)

　　历史提出了民主课题。

　　然而，历史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

　　中国是农民社会。农民渴望平等，但不是自己争取，而是“好皇帝”的赐予。从来的农民革命，都为着赶跑“坏皇帝”，换来“好皇帝”。这一期待在试图从封建社会蹒跚走出的中国人民中，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谁反抗这一力量，谁就被砸成齑粉。

　　谁拥有这一力量，谁就成为历史的代言。

　　袁世凯曾拥有这一力量，所以称帝;蒋介石曾拥有这一力量，所以专制。然而袁世凯、蒋介石不是“好皇帝”，他们被人民抛弃。

　　人民选择了毛泽东。

　　在“东方红，太阳升”的欢呼声里，农民的宽厚身板，支撑起毛泽东专制。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农民心声的确认。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奠定了毛泽东专制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统治基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一确立斯大林专制的思想武器，成为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它揭示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专制的渴求。

　　专制+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革命对苏联革命的继承。

　　专制+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红色专制在中国革命的翻版，也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专制，不能没有中国封建专制的劣根性;然而，毛泽东专制，又是对中国封建专制的颠覆。

　　毛泽东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消灭枪杆子。

　　毛泽东应该还说，只有实行专制，才能消灭专制。

　　毛泽东代言人民专制，他以封建专制的手段开放大民主，明确专制的人民属性;而人民地位的颠覆性提升，则宣告专制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专制唤醒人民对自身主权的认知。千百万人“扬眉剑出鞘”，飞起千百万把寒气冲斗牛的“干将”、“莫邪”，悬在一切特权专制和资本专制的头上，成为永恒威慑。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人民的“好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人民的“好皇帝”。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毛泽东专制雄光如炬，虎视千秋，展尽“始皇”豪气，直逼“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历史风云。

　　一粒沙具三千大千世界。毛泽东专制意境幽远;它绝非一党一派一集团一阶级之短浅目光，而是深蕴整个人类观念变革之宏大气象——“普世价值”。

　　像耶稣自命“世界新王”，像释迦牟尼自命“法轮王”，像柏拉图自命“哲学王”，毛泽东绍承先哲，自膺大任，以势吞今古之长风，鸣天地交响，谱历史新章，展开彻底颠覆剥削阶级文化和私有观念的人类精神之光。

　　三湾整编、古田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甲申三百年祭》，延安整风，西柏坡诫语、进京“赶考”……涓涓春流汇成文化大革命涌涛。毛泽东的生涯，贯穿一条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小资产阶级基本构成的党和军队和人民的主线。

　　青年毛泽东对思想变革满怀憧憬：“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张昆弟日记》，转引自肖铁肩：《领袖心中的上帝——毛泽东的人民观》)

　　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意气风发：“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以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呼，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中年毛泽东方始喘息于黄土高原，便以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吹响新文化颠覆旧文化的进攻号角。

　　“延安发生的，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标志着“两千年来文学的主流观念被大大突破了。”(李洁非：《“老赵”的进城与离城》)

　　非主流观念闪亮登场。赵树理作为工农兵的文化符号，承载起毛泽东掀翻几千年旧文化“满汉全席”的沉重使命，引领了被压迫人民夺取意识形态阵地的第一次冲锋。

　　新中国建立后，激情毛泽东马不停蹄鞭击文化领域的进军，“运动”迭起。拘泥于工农兵原型的赵树理落伍，浩然亮相。

　　浩然引领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第二次冲锋。他以工农兵形象对自身阶级地位和政治使命高度自觉的艺术提炼，努力实践老年毛泽东倾力打造的文艺观：“工农兵人物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赵树理形象化了延安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表层颠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雅之堂”被“土包子”强行占据;浩然则形象化了文化大革命颠覆旧文化的深层诉求：“土包子”向具有“三突出”示范意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升华。

　　缘于此，文化大革命中，《子夜》、《茶馆》、《雷雨》……，同百宋千元、金人玉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并列被打倒之列，便势所必然。因为这些经典尽管深刻揭露、批判旧世界，但毕竟不是工农兵文化，更不是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升华。

　　完成这个“升华”的是江青。

　　江青以“过河卒子”的奋勇，肩起毛泽东对观念变革的焦虑与急迫，为着冲破帝王将相旧文化压制工农兵新文化的层层罗网，杀上文艺第一线。

　　1963年，毛泽东指示江青：“你去搞一两个样板戏出来，先抓剧本，真正歌颂工农兵的，先从京剧开始。”(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京剧革命开始了。

　　文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赵树理的人民现实被样板戏的人民抽象所取代——颠覆一切旧观念。

　　这是纵贯古今的伟大颠覆!

　　2500年前，苏格拉底为着这个颠覆，张开双臂向雅典人疾呼：“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申辩篇》)

　　在《毛泽东传》中，R•特里尔浓缩时空，将毛泽东近乎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耶稣近乎屈辱的博爱相勾连。他说：文化大革命“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反相成，共同指向人类精神的崇高。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箴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

　　思想革命，是毛泽东专制的深远诉求和崇高意境。

　　这一“诉求”绷紧了江青们激进的神经：在思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的公安部……(见谭宗级：《评“五一六通知”》)

　　思想革命畸变为思想专制!

　　然而，江青们的激进何尝不是对毛泽东激进的契合?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说：“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先生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

　　那么，建国后毛泽东高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又担心什么“来不及”?

　　——那是日暮途远之未酬壮志与人寿几何之现实忧思的激情碰撞。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果仅仅革刘少奇的命，革命不难完成;如果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革命也不难完成。

　　毛泽东不止步于此。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中国儒学伦理与毛泽东革命难解难分。“毛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R•特里尔：《毛泽东传》)

　　什么样的“新型公民”?

　　一如追随佛陀虔诚向善奔往西天乐土的僧伽团体，也似追随耶稣博爱世人升向千年王国的基督社团。斗私批修!“既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革自己的命。”(《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斗私批修”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张春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十六条》)

　　毛泽东情满寰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见王年一：《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释迦牟尼、耶稣及其忠实门徒历2000年没有完成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毛泽东可以完成。他放言：“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立意亲手开创新天地，造就从此大公无私的一代代共产主义新人。他急于改造国民性，竟连“先公后私”都不能容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将革命指向人民。

　　文化大革命批判：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土壤。于是，限制集市贸易，限制经商，限制自留地，用强制手段进行思想革命，结果适得其反。

　　列宁说：“不要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已经过时的东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急迫地推进革命，是不是淡忘了列宁的警告?他以一己之力，反抗民族惰性，便置身于“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如此，能不吞咽下他倾全部心血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苦果?

　　在毛泽东一阵接一阵吹响的冲锋号声里，被强制革命的人民发起一波连一波近乎疯狂的冲锋：“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人民不堪“革命”之重，终于以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激烈抗争，给予老年毛泽东侵入骨髓的寒冷和致命的打击。毛泽东一声哀叹：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专制走向反面，他的激进被人民抛弃。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重新感受毛泽东;毛泽东的激进在人民觉醒的心海里重展雄风。

　　人类史上，哪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是激进的?

　　释迦牟尼“不蓄财产”的激进遗嘱，留败绩到而今;老子高诵《道德经》激进宣言，也只身鞭牛出关;还有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激进是什么?至于苏格拉底，不是被他的雅典同胞抛弃，饮毒酒而殒身?耶稣，不是被他的犹太同胞抛弃，血浸十字架?

　　然而，他们却是人类史上长辉的太阳。他们那超越现实的激进革命，辉耀历史进程。

　　同样，马克思如是，列宁如是，毛泽东如是。

　　也同样，俄国革命如是，中国革命如是。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激进的革命：革命的条件成熟了;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尽管高举社会主义之旗，但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强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革命终究不过是农民革命的激进形态。

　　这是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斯大林神经质般的疑心，所谓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过高估计，恰恰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处于被资本主义吞噬之险境的深刻洞见：革命如履薄冰，失败如影随形。

　　——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激进。

　　新生社会主义冲破资本阵营一隅，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依托几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厚重堆积，在经济、文化、道德、习惯、传统……占有几乎全部时空。

　　这是资本世界，而且是资本世纪。社会主义被全方位挤压，没有“激进”抗争，没有“左倾”革命，就没有它的生存与发展;什么时候“右倾”退让，什么时候“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便一定生机衰竭，身不由己地融入资本世界。

　　苏东解体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证明。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激进。

　　中国社会主义生发于广大而深厚的封建土壤中，它引领社会进步，也在小生产者的包围中被扭曲，被蚕食。

　　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同时被资本主义强力挑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置身世界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而社会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中国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它们为农民革命规定指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章罗同盟”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毛泽东的“反右”斗争，便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新兴无产阶级两种不同代言为着两条不同道路的尖锐斗争。

　　歧途相搏，农民和农民革命党路向何方?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亲和力，使农民与资本主义惺惺相惜。农民趋向资本主义;农民革命党也趋向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以立国之威，却处于960万平方公里封建遗存和资本主义趋向的全面剥蚀中。坚持社会主义则将新生弱躯“毕其功于一役”，既抗争强大的封建传统，又抗争强大的资本主义向心力，左倾激进，其势使然;非此，一定在封建土壤中消融自我，在资本主义攻击下让出阵地。

　　这是毛泽东“反右”的道理，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毛泽东深刻透视：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民革命党日益生发的“消解革命”的诉求，已经形成其自我否定的内在危机。

　　这是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危机：当五•四运动表征革命处于发动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马当先，以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当革命进入艰苦卓绝的深入阶段，农民主力军脱颖，农民领袖挑起重担;而新中国建立，则宣告农民革命的终结，也宣告农民领袖历史使命的终结。

　　中国呼唤新人，呼唤工人和资本家，呼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领军人。

　　中国革命的胜利者面临抉择：提升自己为资产阶级领袖，或者为无产阶级领袖;还有一条路，就是让位。

　　如果固执于农民式思维，既不肯提升自我，又不肯让位，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只能是绊脚石。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们的宏筹大略，就是要搬开农民领袖这块“绊脚石”，全面释放新兴资产阶级的蓬勃生机，引领农民，建设资本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与“章罗同盟”针锋相对：从整风运动的和风细雨到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他炽燃心头之火，热诚教育他的党敞开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提升农民领袖为无产阶级领袖，将农民革命导入社会主义。

　　思想革命!

　　毛泽东求索中国共产党走出危机之路。他倾力打造全新观念：共产党人钱不能多拿，利不能多得，手不能多伸，权不能为己。打下江山的人民英雄们被要求继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不断革命!

　　毛泽东激进地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他向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宣战。

　　跟着毛泽东打江山，“脑袋掖在裤带上”九死一生，最终不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以特权资格享受胜利果实，却纡尊降贵当人民“公仆”。如此，毛泽东何以安抚他的老部下，何以凝聚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心?

　　然而，毛泽东心底却别蕴挚情深广的“安抚”和“凝聚”!一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放眼党派林立之天下，啸傲江湖，引领农民革命升华。他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太阳——那是鲁迅未竟之使命，从封建旧营垒杀出，反戈一击，电花石火，照亮人类观念变革的自省之路。

　　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共产党重光千古人类精神：苏格拉底历百世而不衰的警言在天地间回响——“认识你自己”!

　　马克思的心血之作《资本论》让资本主义“认识你自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共产党“认识你自己”，让社会主义“认识你自己”。

　　这是怎样的认识?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立中同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对立中同一。中国共产党及其每个成员便是这“对立同一”的物质载体。毛泽东不容分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没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存在一天，资产阶级意识就在无产阶级中存在一天。无产阶级从来没有挣脱小资产阶级的桎梏;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基本构成。中国共产党如此，苏联共产党如此，便是已经工人化的欧美工人政党，同样如此。

　　毛泽东甚至说：马克思“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因此，坚持对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理性自觉而伴随共产党终身，伴随共产党每一个成员的终身。

　　共产党是在同私有观念的斗争中成为共产党的。

　　文化大革命深刻启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己。

　　文化大革命创新思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向自我宣战。它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斗争;它是新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是思想革命。

　　文化大革命呼唤农民领袖对于思想革命的自觉——

　　曾经，“五七干校”的一位政委倾吐对于农民革命的美妙恋情，他向学员训话：“你们现在还算走运，还好没有打仗。要是打起仗来，先拖几个出去枪毙了再说!……老实告诉你们，解放战争时期，或者再早一点，在江西苏区，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活埋你们。”(《见《舒芜口述自传》引自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飞扬跋扈起多少这样的“政委”!

　　林彪是“政委”们的抽象。

　　作为农民革命的优秀将领，林彪当青史流芳;然而，林彪终生不改农民思维，甚至不改农民的简单与纯朴：他对毛泽东的“奉迎”露骨到令人“讨嫌”的地步;他的一系列“阴谋诡计”，不过是毛泽东“如来掌”上的“孙猴子折腾”。

　　在毛泽东的战略牌局中，林彪这张“牌”近乎透明。毛泽东洞若观火：林彪的“紧跟”缺乏思想成色，形式而已;在本质上，林彪不认同文化大革命。

　　所以，林彪北遁折戟，周恩来批“极左”，毛泽东一口咬定：“极右”。

　　林彪对毛泽东的文艺革命不以为然。他与陈毅异曲同工，断言建国后文艺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见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

　　林彪对文化大革命不具理性自觉。他的认识局限于共产党内的宗派倾轧，夺权成了他“革命”的全部。他的《五•一八》讲话展开一幅古今政变烛光斧影的血淋淋画卷，令旗挥处，唯见一个“杀”字：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你不杀他，他要杀你”;

　　“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

　　阴阴杀气，跳踉着农民革命的劣根性：为权利的易位。所以，当林彪借助毛泽东之威夺权成功，便原形毕露，迫不及待地“告别革命”。1969年“九大”前夕，林彪主持起草政治报告，淡化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心”，被毛泽东断然否定。(见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

　　这个“经济建设中心”，与刘少奇、邓小平乃至周恩来以及华国锋们殊途同归：对毛泽东颠覆旧文化旧观念之思想革命的漠然。

　　文化大革命呼唤知识分子对于思想革命的自觉——

　　曾经，红卫兵们为崇高献身;然而，崇高不仅属于红卫兵，也属于进步知识分子。

　　被文化大革命雨打风摧，翦伯赞自杀，遗言：“毛主席万岁”;傅雷自杀，遗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邓拓自杀，遗言：“我的这一颗心，永远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见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遗言”有不平有抗议，然而也强劲跃动着朦胧的崇高——对毛泽东颠覆旧制度旧文化之伟业的模糊认同!

　　建国初，费孝通热情洋溢：“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能否定费孝通的真诚吗?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的“右派”胡正谒让观念升华：“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无一不是把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将他们本阶级的德育放在第一位。他们宣称的‘教学中心’、‘智育第一’，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见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能否定胡正谒的真诚吗?

　　其实，这样的“真诚”绝非个别知识分子独具;它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投身思想革命所创作的灿烂诗章，包括巴金。

　　然而，文革败绩，巴金做起了翻案文章：“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火炉子里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怀念非英兄》，转引自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文革后，大批知识分子共巴金同舞，向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反攻倒算，争相做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重要推手。他们连篇累牍的“‘牛棚’控诉”，为自身曾经彪炳史册的思想革命之光荣，套上了耻辱的紧箍咒，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基本属于资产阶级的论断。

　　“牛棚”异论，两种境界!

　　对于从洋楼大餐中走出的“上等人”们，“牛棚”自是炼狱之厄;对于从雪山草地中走出与“下等人”血肉相依的毛泽东，“牛棚”不失“享受”：“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不能苛求知识分子们。

　　思想革命作为人类文明史的激进，从来没有完成彻底的观念变革。私有制中人如奥古斯丁、卢梭、鲁迅、瞿秋白大书“忏悔”二字于天地之间者，寥若晨星。

　　然而，这些“晨星”却光芒璀璨，照亮人类的自赎路。

　　新中国建立，在毛泽东的激情鼓动乃至强制下，除了章伯钧们固执于资产阶级立场、胡风们固执于小资产阶级自负之外，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向工农兵文化转化，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篇章。

　　周扬是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领军人。

　　文化大革命后，李之琏批评反右运动中的周扬：“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用语够狠!李公也似有“感情冲动”之嫌。但不管怎么说，周扬之虚伪，连毛泽东亦有同感，他钦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便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然而，周扬们的“虚伪”不能简单地责之为看风使舵;周扬们的虚伪更多地是为着思想革命的折光。

　　千古以降，无论是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是肃穆的大雄宝殿，都在这折光里辉煌，或者暗淡。

　　还有孔庙，同样在这折光中明灭。孔门高足子夏反省：“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见司马迁：《史记》)儒家真传人以心灵熬煎的自觉，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思想革命的先驱者和引路人。

　　孔子学说因此雄踞中华。

　　思想革命之链经千百回前进与倒退的反复，在历史中延伸。周扬们便是这链条的闪光一环。

　　“吾日三省吾身”。进步知识分子对公有观念的追求，受阻于私欲的诱惑;内心一点卑污，又时时为着崇高而自我鞭挞。于是，或公心战胜私欲而磊落坦荡，或私欲附骥公心而利得名收，“二者心战”，难免动摇彷徨，但却远比那些振振有词为私欲立论的“精英”们高出多多。

　　历史将作结：毛泽东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整个知识分子群的骄傲。周扬们引领知识分子自我救赎，虽难免“虚伪”，却以认同公有观念对私有观念的变革、认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明确着知识分子走向崇高的光明路。

　　文化大革命呼唤工人阶级对于思想革命的自觉——

　　曾经，毛泽东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失望于旧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工人阶级。

　　毛泽东为《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的调查报告批示：“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了的。”

　　那么，“工农兵及其后代”能够不负期望，成为红色知识分子吗?

　　为着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急迫，毛泽东步入形而上学。

　　统一的社会不能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当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依然是社会的主导时，工农兵及其后代也不能不匍匐其下。

　　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如此定性：“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错。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教育界横行，足以为证。

　　然而，定性者本身难道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吗?

　　实在说，不仅知识界，不仅教师，便是广大工农兵，谁又挣脱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打倒了教师，打散了大学，执掌文化领域生杀予夺之权的工农兵们担不起毛泽东赋予的彻底颠覆旧文化旧观念旧制度的教育革命重担。

　　教育革命的夭折，早在教育革命伊始已经注定了。

　　没有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没有工农兵综合素质的普遍提升，没有人民主权的广泛落实，“工农兵及其后代”就不可能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然而，当“工农兵及其后代”全面统领了意识形态，“工农兵”也就大体不存在了。那是工农、城乡、脑体、贫富等差别被基本消灭的时候，那应当是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和观念革命的胜利果实。

　　工人阶级应当领导这一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对于这个“大王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别样形态，他们“领导”不了“一切”。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工人领袖王洪文，足以诠释瞿秋白早年的感叹：“无产阶级和周围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开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没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没有工人阶级的壮大;不经历与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成熟;不从被毛泽东“给予”的“领导一切”的虚荣中颜面扫地，就不可能向着“自为的”领导阶级升华。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明确农民革命向工人革命转化：“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见《人民日报》)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观念的代表。

　　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与旧制度、旧观念、旧文化的彻底决裂，代表了人类自我救赎的思想革命的自觉。

　　工人阶级什么时候具有了这样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什么时候才能成为领导阶级。

　　文化大革命呼唤小资产阶级左派对于思想革命的自觉——

　　曾经，“五•四”运动崛起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然而，他们领导不了中国革命。

　　文化大革命崛起新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家，成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队。然而，他们同样领导不了中国革命。

　　瞿秋白觉悟：小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多余的话》)

　　有人认同这个“误会”吗?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们不认同。

　　文化大革命，蒯大富、聂元梓们不认同，得到毛泽东庇护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们也不认同。

　　他们被挑落马下。

　　新中国宣告农民革命的终结。农民领袖成了绊脚石，穿西装或中山装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成了绊脚石。

　　中国政治舞台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位置。

　　领导中国进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向资产阶级升华，或者向无产阶级升华。小资产阶级左派领袖群伦的“历史误会”，已成过往云烟。

　　毛泽东透视小资产阶级左派，“深知江青等人搞生产不行，又积怨甚多，不能掌握国家实际权力;同时，对他们的小宗派活动也产生反感，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王海光：《“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评：

　　虚张声势其一：“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带大帽子，不好呢!”(见潘相陈：《毛泽东家书钩沉》)

　　妄自尊大其二：“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毛泽东期待小资产阶级左派自我救赎：“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

　　毛泽东无奈小资产阶级左派“头重脚轻根底浅”，他收拾心头恻隐，竟近乎求情：“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均见《毛主席重要指示》)

　　然而，“滚”，不可抗拒!

　　小资产阶级左派以激进的革命解读崇高，甚至为着崇高抛头颅，洒热血;然而，思想的肤浅和狂热的躁动，却犯下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所说：“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做既成的事实”，也就是超越现实的“极左”。

　　“极左”，一次次将革命拖入孤立的绝境，陷社会于危难，也陷自身于“滚”。

　　小资产阶级左派迫切需要——“认识你自己”!

　　指导中国进程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有，那不过是封建思想体系的小资产阶级形态。

　　小资产阶级左派仰毛泽东专制之威，纵一时颐指气使，骄横如炎，而奴性之劣根，其实昭昭。

　　中国没有从专制与奴性的封建思想体系中走出。

　　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们在“社会主义”招牌下鼓吹专制;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们又何尝不在“民主”的自欺欺人里向专制叩首?

　　为民主激情献身的林希翎，潜意识里的“敲门砖”情结却也浓浓。她本名“海果”，却易名取“希”取“翎”。叶永烈评说：“李希凡和蓝翎由于良好的机遇，一下子从‘小人物’跃为文坛上的权威人士，她也希望这样。”(《反右派始末》)

　　那个大名鼎鼎的陈铭枢更致信毛泽东，尖锐撕破同类的面具：您常接触的党外人士“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陈公其“敢谏者”，然而那竟是别一番“敲门砖”的吴侬软语：“您那治病救人是有伟大感动力的，不知感动了多少阶级敌人，把他们变成了热爱您的知心朋友，为什么我一个人始终争取不到您的治疗呢?安心把我关在门外，加重我的病痛呢?”更有一句满腹哀怨的压轴语楚楚动人：“蒋介石您都要团结他，为什么不要我呢?”(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放眼文坛，耿耿鲁迅，一人而已。

　　梁启超喟然：“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最占优胜之位置者也。”(《论私德》)

　　文革十年，算是阳刚之气再造;政权建设，也属苦心经营。然而，“在社会上最占优胜之位置者”，何许人也!——“肿、散、骄、奢、惰”!邓小平1975年在《军队整顿的任务》中的5字概括，令人唏嘘。

　　这就不难理解：一朝风雨下，根盘节错，顷刻瓦解。奉承专制的“诈伪”、“卑屈”者们，或如鲋困涸辙，聊吐沫以相濡;或摇身而变色，向新政再求宠。

　　“诈伪”之哓哓，“卑屈”之苟苟……，“国民性”如此，则凭谁侈谈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凭谁继承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遗产!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的忧虑始，他在《致江青的信》中写道：“全世界100多个党(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的“滑铁卢”终。他喟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样交?……”(见潘相陈：《毛泽东家书钩沉》)

　　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殉身——

　　林彪“三忠于”而至于谋杀，是刺向毛泽东的“硬”刀，致命击下，毛泽东颓然病卧;邓小平“永不翻案”而翻案，是刺向毛泽东的“软”刀，致命击下，毛泽东拼将老病之躯奋起抗争，却成回光返照。

　　虽说生命无悔，也将一句伤心语，留给他寄厚望的战友：“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重要指示》)

　　至于江青们难成大器的帮派把戏，原是晚年毛泽东挥之不去的胸中隐痛;而华国锋，权宜而已，“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暮云里，毛泽东望断雁羽，泪潸然：倩何人，唤取红旗翠甲，卫我文革?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本文节选自《中国：21世纪宣言》  美国学术出版社2014年5月版，题目略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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