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帖子没有被删了。一年多。最近连续几次：国民党选举的被删了，经济失速的被删了，还有一个九一八的老贴不能再发了。从结果倒推原因，就比较麻烦，看什么都像是有关系，究竟因为什么，只有天晓得了。
那就说点没风险的。说说雅诺什·科尔奈。此人生于1928年1月21日，死于2021年10月18日——最近死的很多人都高寿，连鲍威尔这种货色都活了84岁。匈牙利人。这几天围绕着他的逝世有许多报道和文章。科尔奈在中国有许多拥趸，都是些80年代出国、此后在中国位居高位、呼风唤雨的人。
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观点，深深影响了那一批人。
十几年前，我也买过科尔奈的书。书名就不是很让我开心，目录更加让我感觉索然无味。再读内容，完全不能吸引我的注意，让我感兴趣。因为科尔奈研究的那些现象，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已经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
许成钢有篇文章，讲他们如何被科尔奈的课所吸引：“他的课程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除了分析东欧的经济体制之外，还有大量对于东欧体制下社会现实的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入木三分。……而科尔奈讲的投资饥渴症、住房怎么分配等等，这些都和中国存在的问题一样，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所以，一群中国人在美国听一个匈牙利人以东欧为样本讲社会主义体制，并被深深的吸引。三十多年后回头品味，很有历史幽默感。
到了21世纪，不仅短缺（至少是长期的短缺）这种经济现象在中国已经消除，甚至中国也经历了多次的“生产过剩”。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像一列刹不住闸的火车一样飞奔，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增速放慢，各种危机四伏，但是国家整体实力稳步向前，社会福利显著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我记事起，就没有挨过饿，不仅吃肉不是稀罕事，小孩经常能吃到点糖果零食什么的；家里也不缺什么东西（别人家有的我们家也有）。当然生活水平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我的脑海中，“短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是我之前的那个时代的陈年往事了。
而许成钢、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茅于轼们，是带着“短缺”的记忆，在人均年消费437元人民币（1985年）的时代，来到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听一个匈牙利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难兄难弟吧）吐槽社会主义，思想上产生的共鸣和冲击可想而知。那个时代的那些人，思想上永远带着那些烙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当时在一个小县城，自然不知道美国的花花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爸有一个学生，公派美国留学，有次回国送了一本美国的挂历。看着挂历上的高楼大厦、璀璨灯光，我也有种心旷神怡之感。到了现在，我就是在陆家嘴，那些高楼和灯火给我的感觉，也比不上30多年前的那本挂历。
就算有真知灼见，科尔奈以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为模板的社会主义批判，对中国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固然，都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中国即使在中苏蜜月时期，也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而东欧则被苏联牢牢掌控。这不仅仅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服从莫斯科的指挥，还在于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组织之中，东欧国家相当于苏联的经济殖民地。苏联控制了东欧国家的战略原料和稀有金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的铀矿几乎全部被苏联控制。苏联不允许其它成员国生产或者强迫压缩生产自己能大量生产的机器设备。苏联出售的商品价格又高。经互会既不经济，也不互助，多数成员国牢骚满腹，怨气丛生。研究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史，必须考虑到这些非经济因素。而中国与其相差很大。中国不但没有加入经互会之类的组织，而且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苏联也不同。
而且，就是在匈牙利，在卡达尔时代，也有过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时代。从1960年到1980年，匈牙利国民实际收入增长215%，1/2的农产品出口国外，人均住房21平米，平均9人一辆车。是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加上缺乏投资，匈牙利才走了下坡路。
此外，中国经济虽然长期落后，生活条件低下，但是中国没有浪费时间。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开展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建设，搞了许多工程、科研，虽然一时不会有明显的效益，虽然成为很沉重的负担，但是长久的利益和保障是相当可观的。而东欧完全没有这些事情。东欧的探索，无非就是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集权一些还是人道一些，消费品多一些还是重工业多一些，如此等等。从来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当然在苏联的淫威之下，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
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这一点必须承认。中国的经验，别国很难照搬；同样别国的经验，中国也不能直接照搬。还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在许多经济现象方面，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遵循着不同的规律。对此我表示赞同。小国与大国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可能遵循同样的经济规律，有同样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其实缺乏系统的回顾。特别是对于开端的80年代，究竟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大，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大，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个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影响更大，80年代后期的许多事情明显是受西方理论指导的，特别是价格形成机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本质变化），这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家宝啊。此外，我觉得东欧的理论，本身也是受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还望指正。
不论社会主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科尔奈的药方是否正确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科尔奈：
我非常赞同这个评价。科尔奈的自述，指出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有一天支撑信仰的道德基础坍塌了。然后他发现了许多问题：“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报道经济问题的新闻工作者。我经常碰到一些荒谬的事情：浪费、无纪律、品质低劣以及匮乏的无数种表现。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我没有得到有助于分析这些问题的帮助。对于明显的经济问题不作必要的分析，这是什么经济学？”
尽管他多年前已经学习了《资本论》，但是遇到问题却不会应用马克思的理论；相反，他指责马克思没有提前为分析这些问题做好准备。这简直让人无言以对了。
“马克思经常重复他对于财富积累的发现。……马克思的追随者总是指出工人阶级的相对的和绝对的贫困化。与此相反，出国旅行获取的表面印象和所有可靠统计资料都显示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劳力为生者的平均生活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上升到一种非常稳固的程度。”
这样的话，如果写于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之间的任何时候，虽然荒谬、可笑，但至少还能体现出一种天真的批判态度；但是科尔奈的这段话，写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只能认为，科尔奈和他的中国同行们一样，固执地沉迷于数十年前的悲伤回忆之中，以至于既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话，也不能正视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在科尔奈这些人的眼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被高度简化为苏联式中央集权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对立的自由主义。他们给出的方案是二选一，所以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选择了自由主义。因此，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科尔奈反复强调要警惕马克思的理论，警告美国不要试图救助陷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
虽然不曾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却也不失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的全部思想体系，可以用弗里德曼的一句话加以总结：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如今科尔奈去世，围绕着科尔奈的思想遗产，又会有一波自由主义的高潮。科尔奈对中国的态度是坚决而教条的：他不承认中国模式，谴责中国投资过高，并把劳工低收入归结为高投资，反对“增长率”迷信，如此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咚哄学者，还是一大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咚哄导师。你看，他这些批评，不正是自由主义者整天挂在嘴边的那些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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