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已经成为文学史公认的历时的经典。主人公于连也早已走向全世界。
那么，这个下层木匠的儿子，是怎样打动亿万读者的心的呢？我想，关键在于大多数读者在对于连的阅读接受中，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悲剧美。我将之概括为：下层聪明人的悲剧。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较低下的中下层。所以下层人的悲剧经典就能得到人数较多的下层人的认同。人类的社会结构无论如何发展，至今都大略呈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二是聪明。这种人虽身居下层，却极能把握人生，知道如何计划和行动方能手到擒来地得到他所要的东西。这种人的悲剧其实更能让人同情。于连即如此。
小说开始写到于连时，是在他家的木厂里。他知道他老爸痛恨他看那些没用的书。但他还是一味的看，沉迷其中，甚至坐到厂房椽子上看。椽子下面是在运转切木机器。他老爸在椽子上手一扇，险些就把他打掉下去。那可是要粉身碎骨的。这个细节有着某种悲剧预示性。这种悲剧预示，有一种飞蛾扑火的味道。至少在小说叙事里，于连是主动的，到最后他也知道这种不能向一个阶级低头的性格，与他圆滑地迈向上流社会的自主追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讽刺和矛盾。这使他心成死灰，所以最后他几乎不顾侯爵小姐的多方营救，而最终身首分离，完成了马特尔小姐捧起于连的头颅亲吻并埋葬的细节性呼应。
斯丹达尔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曾在《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一文中说过“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于连就是积极进取，想向上爬的下层代表，同时也是被阻止而最后失败的代表。
作为这种社会角逐的典型，于连时时表现出不合时宜的一面。于连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他这一代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心中早以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并视个人才智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依据。他野心勃勃，在智力和毅力上大大优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但由于出身低微，受到他人的轻视。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很自然的激起他们对上流社会的憎恨。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想取而代之的理想诱因。同时，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求，是引诱他们最终走向上流社会角斗场的直接根由。这本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但这种二元对立显然不是平衡稳固的，而是必然以弱势的一方的失败或消亡为前提。
于连显然是生不逢时的，但是他足够聪明。这就够他在上流社会混迹半生的了。只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不够理智的把握，却成了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是关键所在。他聪明，他知道“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这使他几乎年少轻狂。当他终于挑起德•瑞那夫人已死的爱情的时候；当他终于努力地博得了侯爵的信任，并让侯爵小姐爱上他时；他忘了从一己的受屈辱并予以报复的感情中清醒过来，于是他陷入了悲剧的沼泽地，欲拔不能。他不能认清，在那帮贵族人的眼里，他永远只是一个服务得很好的仆人罢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成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封建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于连来自受排斥的阶级，他的才智在受到人们赏识时也招来了仇恨。人们千方百计给他设置障碍。终于最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迫使他在绝望中公开与统治阶级决裂。他说：“我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这在法庭上的告白几乎是自杀式的。他尖锐地指出，统治者所以如此对待他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而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
于连的悲剧，是下层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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