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老教授季羡林病逝的消息力压死亡184人的“7.5”暴乱事件，占据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确实是难有的哀荣。然而在哀荣的背后，却多少让笔者觉得有些尴尬。
笔者无意于冒犯季老先生。季老先生是有真学问的，在一个余秋雨之辈都被公然称为大师，于丹之流都以准大师的姿态大谈国学的时代里，称他为大师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要成为宗师，乃至大宗师才合适。更为难得的是季老先生在媒体的盛誉下难得的清醒和谦逊，他曾道：“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从搜狐网站上列出的先生的著述来看，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笔者私下以为，虽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佛教的发源地也确实是印度，但是印度学却不能够算是国学。纪念季羡林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非要加上国学，也应当放在二者之后才说得过去，否则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不敬。然而，现在媒体上“国学大师”四个字却独行其道，实在是令人尴尬。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先生这样一段语录：“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实在令人感佩。所谓的国学，应该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蹈死不顾的风骨。笔者思量先生的青年时代，正是列强侵略，倭寇进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百姓辗转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刻，必有值得效法的地方。然而，目前从媒体上看到的消息却只知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抗战胜利的日子里，先生先在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在清华坚持求学，从1935年起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胜利都在德国哥廷根研究印度学。看来，要搞学术是终究要脱离政治的，不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如此。对待这个结果，不知道具有强烈政治意义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国学，是否尴尬？
笔者知道，写完上面一段，不免要遭到很多根本没有读过季老先生学术专著者的崇拜者的口诛笔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罪名就是“文革思维”，本人会被骂为“文革余孽”。也难怪，季先生的崇拜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读过《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的，也是不会把《罗摩衍那》读完的，他们所读过的就是《牛棚杂忆》，甚至于这也没有读完全，只要知道季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吃到过苦头就够了。很多人并非是理解爱护季先生和季先生的学问，而是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有的是借此宣传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有的是借此标榜一下自己的品位，有的则是要以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记得《金刚经》上有这样一段偈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以国学而求印度学专家季羡林先生，乃至于以文革而求季先生，难道不尴尬么？这样的国学也有些尴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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