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社会阶层分化的固态以及底层的日益不满情绪增长，沉寂多年的改革颇有一触即发迹象。高层的讲话，舆论的造势，莫不与此相连，改革者的“不改革灭亡论”时有“狼来了”的味道，无疑面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固态以及底层的日益不满情绪增长，对固有的就有体制，或是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某些不合时宜的做些局部修改，是为符合社会生态健康之举，改革相对于革命极端手段，更为符合国家长治久远，也符合社会求稳诉求，通常的说，改革若成功，则能保证社会趋向稳定、提高底层生活质量，亦是执政党获取其执政合法性的途经之一，同时，也要认清改革必然会带来不可获知的风险，“不合时宜”的改革，或也有可能将国家带入混乱局面。
对待改革，既要有一定的紧迫性，改掉旧有生产关系或是社会管理模式不合理的部分，以满足社会诉求；也要对改革保持一定的敬畏心，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改革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产物，社会应当慎言改革，中国如此之大，社会习俗、地域差异、国家认同等因素制约着改革的急进，激进改革不符合社会认同意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路，虽是成果丰硕，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所取得的成就亦是三十年前所不可想象的，但也充满了坎坷；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破化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之路，两级分化差距拉大现象、普遍的官员贪腐更是为人们所诟病，如此种种，注定了改革之路并不平坦。
厘清这三十年的改革轨迹，或对于如何改革，或是为改革方向把脉大有裨益。三十年的改革，既有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力量存在，也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两者之间既有着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着相互呼应的一面，既不能简单予以归纳，也不可能简单的混为一体，改革只是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产物。
依时间为跨度，改革以10年为一跨度。大致有上世纪80年代以农村包干入户为标志的生产力大释放改革，对于这个阶段的改革，人们普遍认为始于安徽小岗村的田地承包为引子，却忽视了譬如浙江温州柳市的“八大王”等其他社会推动因素，更不愿深究历经十年动乱后中国社会生产力一片颓废景象，社会对于阶级斗争的厌倦和对生产水平提升的意志力量，直白的说，这个阶段的改革，对农民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最为明显；其二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为标志的效率转变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是国家不堪重负于国有企业生产力和政府效率的低下，国家财政情况也不允许这个沉重包袱拖累，是国家轻装上阵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这是改革的阵痛期；其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房价突飞猛涨为标志的社会公有体制转变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人们最为感同身受的房价为标记的物价通胀压力，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同时伴随城市化的急剧推进，在土地经济为城市完成资本二次积累的过程中，是广大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在农村出现了只有战时才有可能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虽然国家在这个阶段对农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建设与政策倾斜，但毫无疑问的是农村或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态体系前所未有的恶化倾向，当然这或也是精英所鼓吹的中国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时段；改革进入第三阶段，是精英文化盛起、底层话语权旁落的阶段，改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似乎也进入了死胡同，自然再次改革就此摆上了桌面。
两会之后，剥析改革话语，不难发现，改革似乎聚焦于上层建筑构造，即政治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精英把持下的社会舆论关于改革的话语解释，似乎是以社会公平建设为名目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或是集中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观察最近时事，是由“国三十六条”并就此衍生的所谓的银行业改革；对于垄断企业的腐败和低效，进行必要的改革是必然的事，但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不能仅是简单的私有化过程，国企改革首要的宗旨是国企的全民所有性质改革，即国企改革应是惠及全民，国有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既然源于特定年代的全民共建，尤其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完成对农村资源的原始积累，那么国企改革就应当向全民倾斜，比如建立全民所有的国企分红制度，同时为保障国企的健康长远发展，国企分红制度应设计合理，如全民分红制度建立在社会自然人在面临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才能兑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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