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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光辉永在

胡可 · 2012-05-16 · 来源:求是

  原编者按: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年来,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创作出大量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中,《讲话》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指引着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谱写我国文艺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 胡 可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发表到今天,已经整整70年了。对于像我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当时正是得助于这篇光辉著作的指引,才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它对我不仅具有启蒙的意义,而且一直引导着我,直到今天。

  1943年对敌后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春天,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传到了晋察冀边区,而我们真正读到《讲话》则是在这年深秋的反“扫荡”当中,它发表在用麻纸印刷的《晋察冀日报》上。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平时讨论、争论、思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文艺同生活的关系,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党的关系等,都给予了精辟的回答。记得读到《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振奋的,尽管反“扫荡”的斗争十分艰苦,吃不好睡不好,经常夜间行军,但同志们情绪很高,对革命文艺事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我们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不该单纯地为了搜集创作材料,而应该真正做到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1944年初,边区召开了盛大的英模会议,文艺工作者热情高涨,把描写工农兵先进人物当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通俗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话剧《李殿冰》、歌剧《王秀鸾》等文艺作品就是那时出现的。我以“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同志的拥军事迹为内容,写了多幕话剧《戎冠秀》。为写这部戏,我和剧中戎冠秀的扮演者胡朋同志一起,来到戎冠秀同志的家乡,和她朝夕相处了一段日子。1946年在新解放的城市张家口,这部戏曾作为介绍边区军民关系的剧目进行公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想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必须有一个基于自身追求而努力适应的过程。1946年围攻大同的战役中,我和几个同志到部队里去了,因为战斗紧张,对情况不了解,我们几个新去的人也插不上手。有一天快开饭了,团首长告诉炊事员不要忘记给这些新同志打饭,那位炊事员问:“给谁打?是不是给那几位住闲的干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听了很受刺激。从此我积极到下面去,主动找工作做,这时大家开始称呼我为“帮助工作的胡同志”。后来工作继续深入,和战士们一起挖工事,和他们蹲在一个壕沟里同甘苦,战士们觉得不同了,就亲切地称我“老胡”。从“住闲干部”到“帮助工作的胡同志”到“老胡”,这种称呼的变化说明了战士和我的关系的变化,战士们不把我当成外人了。建国后我发表的第一部戏是《战斗里成长》,因为比较熟悉部队生活,又参加过土地改革,看到过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的场面,还到新兵团帮助过工作,所以这部描写人民解放军成长经历的戏被许多部队剧团上演,还被翻译到国外,在苏联、日本、朝鲜和东欧一些国家演出。

  解放战争中,我曾多次跟随华北第三纵队某团某营行动,这个营多次荣立战功,被授予“钢铁第一营”的光荣称号。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去描写他们,歌颂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于是,我趁该部队休整再次赶去探望。这次探望,更增强了对我军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认识,使创作有了人物和情感的基础。所以,1950年我又写了一部多幕剧《英雄的阵地》。从深入部队生活到构思这部戏剧,我对《讲话》所指出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的关系、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我写的第三部军队题材戏是描写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多幕剧《战线南移》。1952年,我深入朝鲜前线。生活在年轻的战士们中间,在滴水的坑道中,在摇曳的烛光里,在敌机的轰鸣声中,深深感受着我们的部队是用怎样的代价,抵御着从大洋彼岸倾泻过来的成千上万吨钢铁,我们的每一个小的胜利是用了多少人的汗水和鲜血铸成,这些抽象的认识都变成清晰的图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并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写出了《战线南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必能战胜强敌这个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落后的、保守的军事思想之间的斗争。我军总高级步校从研究现代战争的角度演出和讨论了这个戏。

  1958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我创作了反映农村题材的五幕话剧《槐树庄》,这部戏演出后曾受到好评,并改编为电影。但对我这个作者来说,却有着极深刻的教训:虽然战争年代搞过减租和土改,有一点农村的生活,建国之后对农村的变化也比较留心,不过总的来说,对我国农村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是始终清楚的,事实上是越到后来了解得越笼统。对现实生活理解不深,又自己设计了一个主题思想的框框,勉强地写了一些自己并不深知的事情,《槐树庄》的真正教训在这里。

  今年我已年逾九旬。进入新时期以来,优秀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远远超越了我们那一代。今天的创作环境之宽松,借鉴资源之丰富,更非往昔可比。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中,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主要环节仍然是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和生活积累。当年《讲话》向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仍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座右铭。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生活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不断地保持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不断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孕育的一朵奇葩

  ■东方歌舞团原团长 王 昆

  可以说,歌剧《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朵芳香的奇葩。我是伴随着《白毛女》的诞生而成长起来的。从1945年4月28日为党的“七大”献礼演出第一场,到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演出最后一场,前后一共在国内外演了17年,我亲身感受了《白毛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还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26日在国民大戏院为傅作义将军的军官士兵演出《白毛女》,这些军人们被感动得热泪长流,很好地促进了军队的改编工作。其中有一个战士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给我寄来了他缴获的美国兵的降落伞。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解放前在上海工作,是高级工程师,月薪300大洋。但是在看了《白毛女》之后,毅然辞去工作,随解放大军来到东北搞科研,吃高粱、卧冰雪,为祖国的军工事业贡献了一生。就在去年《白毛女》重排上演时,我这个朋友又看了这个剧。他动情地对我说:“我父亲当年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我理解了他当初的决定。”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著名歌词作家乔羽同志说:“《白毛女》这个剧实际上起了推翻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作用。”

  《白毛女》是怎么诞生的?作为亲历者,我有两点感受最深。第一是党的领导。可以说没有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没有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白毛女》。第二是艺术家们创造性的劳动。《白毛女》正是以贺敬之、张庚、王大化、张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当初,《白毛女》的创作也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的执笔者将剧本写成了秦腔,只试排了一场,便被否定了,认为这种形式不能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重大主题。后来从文学系请来了贺敬之重新创作,他写一场我们排演一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可见作家主观能动性对艺术水平的影响。

  我今年88岁了,去年为了给党的90华诞献礼,主持重排了《白毛女》,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别人问我为什么?一句话,就是要尽一个党员艺术家的责任,用自己的余生回报哺育了我的党和人民。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王昆。我出身贫苦,父亲去世早,奶奶、姑姑、母亲和我,四个小脚女人种着二亩半地。1937年八路军解放河北唐县,也解放了我。12岁的我参加了革命队伍,用歌声为革命做工作。不到18岁就当上了唐县抗日救国会的宣传部长,后来又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革命的洪流中走上了艺术道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生活,在民间文艺中摄取了大量营养。每当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现在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这部经典唤回人们的纯真善良。这次复排重点要重现这部歌剧的特点,即民族气派与草根气味,尽量达到周总理所说的“感人至深”的艺术水平。《白毛女》所体现的革命文艺传统有两个,一是人民生活中孕育的审美传统;二是在革命斗争生活中锻炼的革命激情。我要求演职员一定要体会当年的革命激情,要接我们民族文化的“地气”,要有民族艺术的根。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较好地实现了,在国家大剧院连演6天,一票难求,得到了新老观众的认可。

  我常讲,要用自己的一点影响为党多做些工作。我更希望年轻人都来看看这个歌剧,当听到有的年轻女孩子说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时,我心痛不已。要多让年轻人通过原汁原味的艺术去感受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抗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深表拥护。我相信,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在《讲话》指引下所产生的“红色经典”作品,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艺术酵母”和“培养基”,一大批优秀作品将在此基础上成长、生发开来。

  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原部长 贺捷生

  70年过去了,结合文艺现状重读毛泽东同志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备感亲切。我认为 《讲话》的内容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70年前的许多精辟分析和具有预见性的论断,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实,并依然指引着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

  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全面阐述了“源与流”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的“思想性”等等,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和怎么服务,以及文艺要不要思想性的问题。文艺不能离开人民大众的需要去作远离革命实践的无病呻吟,必须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思想,舍此,就远离了文艺的根本目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推崇和赞扬有思想品格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比如对历来主张文艺要讲思想性和战斗性的鲁迅先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出了经典性的高度评价,认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艺寄予越来越高的期待。但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么服务的问题,却依然是一个要文艺家们去继续解答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在有些人看来,这个话题似乎显得已经过时了,显得不那么紧迫了。甚至认为文艺再讲思想性,显得陈旧和传统。的确,今天的文艺比起70年前,毋庸置疑是大大发展了,一年数千部长篇小说,数百部电影,数万集的电视剧,是70年前无法相比的。成绩是明显的,但问题也确实不少。仿佛就在这两年,有一种观点很流行,那就是有人以自己的作品远离思想为光荣,自称自己的作品“只想给观众笑声,思想不思想的无关紧要”。在他们看来,“轻松”或“放松”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娱乐至上的无厘头是人们的最爱。这种远离文艺目的和服务对象的“思想厌倦症”,催生了媚俗、低俗、恶俗之风,长此以往,必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厌倦。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真的过时了吗?文艺的思想性真的不需要了吗?事实绝非如此。一部文学艺术史表明,真正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永远都是老百姓的第一选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以及近些年持续走热的《长征》、《延安颂》、《解放》、《辛亥革命》等作品,之所以能载入文艺史册,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巨大的思想容量,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当然,思想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和教条,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标语口号式的非文艺的东西,文艺需要用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去表现去解读。鲁迅先生说,文艺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这灯火的光芒来自哪里?来自于作家艺术家的政治眼光,来自于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爱和自觉的责任意识,来自于他们在生活的探寻中发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正是这样一些先进思想,拓展了社会大众的精神疆界,引领着人们朝着高尚健康的目标前进。这就回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生活不仅给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给作家艺术家以新的思想、新的眼光、新的观点。一个人只有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才不会脑袋空空,才会带着他对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进入创作,才会形成他对生活的独特看法。有些人之所以患上了“思想厌倦症”,说穿了是思想贫乏症,而思想的贫乏归根结底是生活的贫乏。作为创造精神产品的人,如果只贪恋大城市,贪图享受,是绝不会创作出有思想深度的好作品的。如果每天琢磨的都是出场费,也是决然写不出好作品的。这些人凭着投机和欺骗,或许赚个盆满钵盈,但绝不会是一个为人民的艺术家。只有时时刻刻保持与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共振,才能在作品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它不仅需要娱乐,更需要的是“寓教于乐”,它不仅需要“养眼”,更需要的是“养心”,“养眼”不“养心”甚至“花眼乱心”的艺术,注定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因此,对群众的审美趣味,坚持引领,反对迎合,坚持高标准,反对媚俗化,既是党的文艺工作对作家艺术家的根本要求,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代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讲话》应该有的正确态度。

  人民永驻我心头

  ■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

  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作家,我自豪和庆幸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努力地为人民创作、为时代讴歌,并且收获了一些让人民满意的作品。

  我的创作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3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持之以恒、始终如一的在文学道路上不停地奔跑,就是心中总有“人民”二字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为此我必须努力,必须向前,必须把作品写好,写人民的作品,写让人民满意的作品。我深知,要想诞生好作品,人民既是我们的引领者、召唤者,又是我们创作好作品的源泉和方向。所以,从我从事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清楚地抱定了为人民立言的态度。改革开放初期,关注人民群众在致富过程中的变革心态与创造力,应当是创作主流。那时期我创作的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中国农民世纪经典》、《我的天堂》等,适时地反映了那一段的时代印迹。上世纪90年代后,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之而来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多了,那时我推出的反映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作品如《共和国告急》、《天堂》等,及时制止和揭示了一些社会不良问题与丑恶现象。1997年,当我看到中国高校有那么多贫困生出现,发现他们的生存状态是那么艰难时,我顿时感觉有一种无法放弃的使命。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连续走访了几十所高校,采访数百人,深切地了解到中国教育必须改革的紧迫性,一部书名为《落泪是金》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诞生的。该作品发表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引发了全社会关爱贫困大学生的热潮。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和文学为人民说话的意义。之后,我连续推出《中国高考报告》等“教育系列”作品,都受到高度重视。实践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文学为人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作家对人民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是一个作家的必备条件和基本素质。只有带着对人民、对民族和对时代的强烈感情,才能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文学价值。只要心中想着人民,你的一支笔,就有可能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也有可能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

  文学发展史一次次证明,服务人民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担当,为人民写作是作家的根本使命。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的正确文化立场,强调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深深影响了以后70年的文学创作。我们文学工作者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所进行的一切文学创作,皆是源于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目标的传承。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号召广大的作家要多出精品力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精品力作的力度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作者激情饱满,作品能引起社会轰动和读者共鸣,而有些作者写出的文章则反响平平?根本区别就在于作家的创作立场和服务对象,就在于是否对人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作为一名几十年在文学道路上摸爬滚打的作家,知道好作品不是想要就会来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吃苦,会用心,用恒心。要想写出人民满意的好作品,就必须洞悉人民生活,要把党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作品才会焕发出生命力。比如我的《根本利益》就是用文字的形式,呼唤社会对农民给予关注,对官员腐败问题给予惩戒。再比如《为了弱者的尊严》,则是站在执政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记述了一位人民公务员的赤诚之心。而面对灾难和种种严峻现实的考验,作家如何为人民分担痛苦和表现他们的奋斗精神,是体现作家心灵和意志的一面镜子。每每这样的关键时刻,我和诸多报告文学作家一起,总是站在最前沿,这也让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素材,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如“非典”时我写了《北京保卫战》;“5·12”汶川大地震时,我三赴震区写出《生命第一》等等。

  身为一名作家,常常对国家和人民充满火一般的热爱。30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创作出几十部作品来,就是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人民的期待和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这是我的全部动力源。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以此精神来激励自己,不断创作出精品力作奉献给人民,为国家和时代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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