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称之为经典。说到共和国出版史上的红色经典，就不能不说到那套20卷1000多万字的《星火燎原全集》。而从其中精选出来的48篇作品——《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可称之为经典中的代表作。
经典不是自封的，是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现在50岁上下的人，几乎都读过《星火燎原》中的《朱德的扁担》、《我跟父亲当红军》、《老山界》、《冲破天险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篇章，有的甚至能背诵其中的不少章节。应该说这些作品曾经哺育、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这些红色经典浸润过他们的心田，成为了集体记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一批70后、80后甚至90后读者读这些作品，也发出了 “这比小说还要好看!”、“我们的先辈是创造奇迹的一代!”的慨叹。
《星火燎原》之所以能常读常新，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星火燎原》中的共产党人，可以缺吃少穿，可以缺医少药，但他们不缺信仰，不缺理想，不缺追求。为了一个目标，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里，我们可以看到，像狼牙山五壮士以及刘胡兰、董存瑞等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正是信仰的力量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义无反顾的选择，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在《我的第一个指导员》、《一袋干粮》、《九个炊事员》等篇章中，共产党人舍己为人的精神力量，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应该令那些为了虚荣地位、金钱私利而角逐的人汗颜和警醒。
正是这种崇高信仰和精神力量，支撑着革命先辈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位参加过飞夺泸定桥的老同志谈起他们一天一夜赶了240里路的经历时说，“那真是靠了一股气。现在不知道马拉松运动员能不能跑出这个速度。”
《星火燎原》成为红色经典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历史的亲历者，用自己的所闻所见记录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袁也烈将军的《“八一”的枪声》、谭政大将的《三湾改编》、赖毅将军的《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何长工的《伟大的会师》、刘伯承元帅的《回顾长征》、张南生将军的《遵义会议的光芒》等，都是这部书稿中的重要篇章。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史书，作者都是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他们的文字比史书自然多了一些生动鲜活的细节和带有个性色彩的真情实感。
由于是亲历亲见，再由当事人写出，也就形成了本书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白描的手法，简洁的文字，不事雕琢，质朴自然，求实存真。有些篇章达到了巴金先生所说的境界——“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谢觉哉的《浏阳遇险》，在不足千字的文章里，记述了毛泽东在赶赴江西铜鼓组织秋收起义的途中遭遇民团的经历。毛泽东先是掏出一把钱来买通民团士兵，摆脱了敌人。再用泥巴涂在腿上，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扮作行路人匆匆赶路。到一个镇子上，天色已晚，问了几家旅店，老板都不给住。他进了村口的一家旅店，进门就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被震住了，居然让他住了一晚……寥寥数笔写出了个机智的青年领袖毛泽东。还有，不读《党费，鹅卵石》，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红军中神秘的党费居然是几颗小小的鹅卵石，真实可信的叙述，真情实感的流露，永远有着艺术的感染力。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星火燎原》是不朽的红色经典的重要原因。
(作者：解放军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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